简介:总部经济的地理特征就是总部集聚。本文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经济学模型,深入阐释总部与工厂分离的机制。模型分企业总部集聚和企业总部在南北地区均匀分布的两种情形,细致地探讨了跨地区运输成本、企业总部和工厂之间的交流成本以及地区间税收政策差异这三个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工厂选址的机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降低将导致企业倾向于在总部集聚地区设立工厂;而无论运输成本高低,只要交流成本和外围地区劳动力工资上涨,更多的企业趋向于在总部集聚地区设厂;只有当外围地区的劳动工资降低或税率降低,更多的企业才趋向于在外围地区设厂。本文也再次验证了税收竞争的南部有利性与整体"竞次"(racetobottom)局面:一个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会对当地的企业产生影响,更会对总部集聚地区的其他企业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简介:在Fujita与Thisse(2002)和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公共服务,可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与产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某区域运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服务完善,收入水平高时,产业集聚将在此地形成;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相近时,政府公共服务对于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有限;某一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时,政府公共服务对于缩小地区差距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确定与非均衡的;收入水平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有限,却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人力资本是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简介:大城市较高人均产出的原因除了集聚效应,还源于高技能转移人口选择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随着市场规模增大,竞争选择加剧,仅有较高效率企业(人才)能保留下来,结果这类城市平均生产率更高,并进一步影响集聚经济。本文尝试以双边市场思想探讨新型城镇化大转型背景下转移人口与城市匹配问题,在运用新结构计量方法克服选择、集聚与城市生产率三者间内生性问题后,由中国24座城市微观劳动力市场匹配数据发现,目前大城市高、低技能两种极端劳动力互补性逐渐增强。随着城市集聚效应与城市成本差距逐渐变小,人口(尤其高技能人才)迁移选择所引起的较小生产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规模。
简介: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创新惰性"的影响效应及金融发展对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度越高,企业低端技术创新选择的概率越大,企业的"创新惰性"则越强。分析其中的原因,制造业产业集聚对"政策租"的过度依赖延缓了其对创新压力的感知,致使企业技术创新的选择倾向于低端化。另外,金融发展作为联结政府行为和市场选择的宏观制度变量,对产业集聚与企业的"创新惰性"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为金融发展方面的相关影响,它导致了产业集聚更加追求短期利益,造成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成本,从而加深了产业集聚背景下形成的"创新惰性"问题。最后,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对制造业企业如何摆脱"创新惰性"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