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围绕文天祥死事以究明如下四点:一、文天祥被元军俘获之後的心路历程实有变化,在最初求“速死”与最终“只求一死”之间,当还存有“不死”想法的可能。二、忽必烈终敕文天祥以死,当日元廷官方说辞甚为简单,仅将其归咎於薛宝住匿名告变事。事实上,文天祥被杀是多重因素参杂的结果,既与当日元廷内部各种政治势力间的角力有关,又与反元局势变化相关联。三、文天祥被处死事涉及一位谏言者“闽僧”,他的身份问题应从南方汉僧与西番僧杨琏真加等人合谋盗掘南宋攒宫的历史事件中去索解。杭州径山妙高和尚很可能就是“闽僧”。四、宋末元初盗掘南宋攒宫事件之余响,展延至元明易代之际,它又蕴含着当日朱明政权为其代元而张本的现实政治考量。
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简介: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简介: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
简介:三藩之乱期间,大将军图海在招降叛将王辅臣时,王辅臣有自杀之举。图海贯彻玄烨招抚政策,力保王辅臣日后不死,以便发挥其作为招抚工具的作用。战争结束后,玄烨欲重处王辅臣,而图海欲遵守诺言,这导致君臣二人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了平叛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二人在降臣处置问题上态度的不同。玄烨的招抚政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在康熙十九年以前,其降臣处置政策比较宽松。十九年以后,渐趋从严。图海则始终坚持“既已投诚,概行宽免”的政策。这使最初在政策上尚有交集的君臣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图海也在抑郁、畏惧中病卒。《平吴录》《广阳杂记》关于图海“自尽”的说法,体现了非官方话语对图海信守诺言的肯定与对玄烨失信天下的指责。
简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