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移动直播行业在过去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劣质低俗内容充斥其上,网络信息野蛮生长,资本逐利跑马圈地,使得网络主播被污名化。污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现象,而是像多数社会学研究概念一样具有历史性。基于戈夫曼开创性提出的污名概念,通过对网络主播进行长达三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展示网络主播与直播内容是如何促使局外人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从媒介研究领域扩展关于网络主播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产生以及出于什么目的的问题。通过粗鄙冷嘲热讽的弹幕行为和暧昧挑逗调情的打赏行为两种污名化新媒体使用依赖,揭示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是如何影响羞耻感的消失。同时以'正能量版块'反污名宣传和移动直播行业的自律公约,显示污名如何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简介:借助特殊的文本构式和传播机制,网络流行体成为一种在线协作式记忆文本,记录着中国网民的现实境遇与集体心态,反映了主体情感和市民生活的深层结构。通过对501位青年网民的经验研究,从流行性语言这一微观层面切入,探究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可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改变了记忆建构的时空边界,使'在线记忆'具有合法性,14个典型的网络流行体进入了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四类记忆主题,'民本立场'成为其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书写中,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变化成为互联网时代记忆言说重要的逻辑转向。在此转向中的记忆实践最终搅动着既有的话语格局,昭示着话语民主的可能性,勾勒出权力共生的图景。
简介: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相对于'明治维新百年祭'(1968年)日本政府的高调庆祝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大型'演出',今年的日本官方显得格外低调。但在这种低调的表象下实际上隐藏着日本当局紧锣密鼓的修宪路线。回顾半个世纪前日本当局主导'明治维新百年祭'的背景与论争,以及当时佐藤内阁对'反战阵营'采取的长期分化策略发现,今日'日本近代化模式成功论'的死灰复燃事出有因。日本政府有通过鼓吹'日本近代化模式'的成功来侧面肯定日本近代史,包括其侵略亚洲的轨迹的用心。日本某些学界人士对'ABCD包围圈论''近代超克论'在内的战前理论的重新包装与提倡、再生产、甚至于'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揭露了'亚细亚主义'的真相与遗毒,昭示任何源自东京的'亚细亚主义'其本质都离不开'日本乃亚洲盟主'的结论框架。只要日本人不放弃二战前的史观,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的差距与其说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当前日本政府存在低调中不低调的政治日程与'舆情'走向。
简介:中美两国“千禧一代”大学生因个人隐私泄露而遭遇诈骗的问题凸显。敏感数据是个人隐私保护的核心领域。为探索中美大学生对敏感数据的感知及其异同,文章归纳出92个国家和地区定义的全部30种敏感数据类型,并以中国H省和美国I州为例,分别调查两国大学生对这些数据类型的敏感度感知情况,运用T值检验作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大学生认为身份证号、财务信息最为敏感;其次是家庭住址、通话内容、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手机短信、GPS定位细节、性生活等;认为个人所属民族(种族)等数据最不敏感。(2)美国大学生认为财务信息、通话内容、手机短信、身份证号、电邮内容、GPS定位细节等较敏感,而认为工作经历与表现、姓名、教育背景等不敏感。(3)中美大学生感知的高敏感度数据类型较为一致;中国大学生感知到的平均敏感度高于美国大学生;美国大学生感知的电子邮件内容敏感度显著高于中国大学生。文章运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价值观趋同论”对相同点做了分析,不同点则折射出双方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法律规制之差异。隐私法规中分类的“敏感数据”与“千禧一代”大学生感知的“敏感数据”存在一定悖论,法规需不断修订完善,隐私研究也应与时俱进。
简介: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过程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最初译介、20世纪初到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初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正有意义'的传播等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创办党报党刊,积极开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萌芽成果。它反映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体现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认清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作用和基本任务;大胆尝试了全党宣传和全党发行报刊模式,创建了工农通信员制度;并在新闻宣传活动中,创造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宣传报道方法,展示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的优良素质和道德情操。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思想的首创成果,具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源头活水。
简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分。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