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势在必行，其中，国家赔偿范围的拓展是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应增加适当的立法赔偿、军事赔偿、公共工程损害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外，本文着重论述了对现今的行政赔偿、刑事赔偿范围的拓展。

简介：传统行政组织法在行政主体理论范式下,以控权为核心,主要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职责职权如何锁定等主体合法性问题。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和自治能力的增强,传统行政组织法必须自我增量,行政组织法亦当发挥作为推进纵向分权、横向分工、行政与社会分权的符号与工具的功能。当前,面临现代国家行政任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行政组织法还应当关注各种行政组织形态的基本样貌及其类型化特质,并从事其与特定行政任务之间匹配性、关联度的研究作业。公共行政组织的合法化、最佳化（正确化）构建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

简介：传统行政法理论将对行政权的控制限制在外部主体上不免有失偏颇。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需要进一步开拓行政法理论的新视野，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行政自制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其首要的功能指向在于弥补以单纯的他制为手段的制约模式的诸多不足，完善行政权的控制机制。在基本理论上，社会学、伦理学和文化基础三个方面均能为行政自制提供支撑。重要的是，行政自制与他制之间是互补而非排斥的关系。

简介：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

简介：对于福州市"禁售电动自行车"案的审理,应作三方面考量:合法性考量;政府管制政策作成过程的公众参与程序,并设计分散化利益主体权利救济机制;政府在电动车管制领域,应基于环保和安全两大政策目标综合采用自我规制、激励机制、标准、处罚等多种政策工具.从三层次案例分析可以透视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扩展:即在合法性考量外,应在"立法和行政"环节建构制度、设计管制政策.

简介：中国民法史研究的进步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清朝末年，许多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者面对千年变局和西学东渐，比对西洋系统细致的民法典，认为民权的不发达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历史成因，并发出了自古中国无民法的感叹，其中以梁启超（1873—1929）的言论最具影响：“我国法律界最不幸者，私法部分全付阙如之一事也”。“我国法律之发达，垂三千年，法典之文，万牛可汗，而关于私法之规定，殆绝无之”。“此所以法令虽如牛毛，而民法竞如麟角也。”此说后演变为中国是没有民法传统的民族的观点。但翻阅中国历代法典，关于民事的法律规定昭然在册，民法虚无主义的观点自然难以成说，民国时期学者对中国民法史的研究有显著进步。

简介：经过宋史学界和法史学界二十多年来的“双线”努力，宋代法制史的研究逐步呈现欣欣向荣之态。至于中国监狱史则始终徘徊在边缘、冷落之地，较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薛梅卿先生作为兼治宋代法制史和中国监狱史的前辈学者，浸淫于此多年，可谓两个领域由起步到发展的见证人，阅读薛先生的著述，不啻为加深理解两个领域多年研究成果的绝佳途径。

简介：志丹县双河乡豆制品加工厂位于双河乡政府驻地，志丹县城南部，1987年建厂以来，始终遵循双河乡党委、政府“乡办加工，村抓种植，乡村联动，一体开发”和“强乡富民”的办厂宗旨，把黄豆系列开发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遗余力地抓好豆厂的管理提效工作，进一步牵动全乡乃至全县和周边县区黄豆产业的开发，经过十多年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