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台湾地区民间金融活动由来已久,在正规金融体系尚未健全时期,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而目前,民间金融活动以私人间的＂合会＂最为普遍与兴盛。由于缺乏法律规制,它也引发了经济、政治及社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尤其是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失业频增、纠纷频发等因素,就容易发生倒会事件,进而危及个人和家庭,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台湾于2000年5月5日将＂合会＂纳入＂民法＂债篇加以规范,这对于维护民间金融秩序和保障私人权益有很大的帮助。研究台湾地区合会的起源、相关争议问题及法律制度,将会给日益严重的我国民间金融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思路。

简介：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根源于＂双泛＂思想的＂东突＂始终在新疆上空阴魂不散,因而导致了从解放至今连绵不断的分裂国家犯罪活动。从解放初＂东突＂分裂分子猖狂实施暴力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至20世纪70年代暴力分裂国家活动逐渐沉寂,再到20世纪80年代沉渣泛起,90年代至今＂三股势力＂频繁实施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此中固然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各种因素。目前,有效打击＂三股势力＂图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应从多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简介：通过对我国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立法现状和司法适用进行梳理，认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各具特色兼有不足。大陆地区已于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法律适用法》，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仍不完善。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经验，将名称统一为公共秩序，明确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限制其适用范围，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选择“客观说”作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适用后首选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然后再考虑我国大陆地区的本地法。

简介：跨地区水生态补偿,以受益者负担为原则,是流域下游水生态受益地区向流域上游水生态保护建设地区实施补偿的一种活动。它旨在通过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协调地区之间的生态保护和利益冲突,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的共同目的。作为跨域治理的具体形态,跨地区水生态补偿主要有支配性治理和区域合作治理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基于执行落差和实施范围的限制,支配性治理模式并不高效;由于利益的高度分化,区域合作治理模式同样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融合了区域合作的自愿要素和来自中央政府的执行强制要素,展示了一种新的有效的跨地区水生态补偿法制协调机制。

简介：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问题由来已久，其表述具有三种方式。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评价基准也有三种表达方式，但研究成果最终应能够应用于中国司法实践。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话语维度存在普世的理论研究与特殊的规范表达、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普世性与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研究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简介：宪法的价值能够影响到国有资产监管的原则、目标以及具体的法律和制度。国有资产监管要遵循法治原则，依法而为、有法必依，并防范人治思维。有限政府和权力制约原则是控制政府过度千预、促进企业自主经营的重要保障，也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依赖。民主是国有资产监管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也是监管的重要方法。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在宪法上的地位未必是平等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也应当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并接受市场竞争。

简介：在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相竞合引发较大损害时，根据“蛋壳脑袋”规则，加害人不得援引受害人特殊体质减轻责任，但该规则已呈现松动之迹象。以因果关系理论诠释受害人特殊体质，不仅得出的结论并不透明，而且遮蔽了对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价值判断过程。在受害人特殊体质应否以及如何影响侵权责任问题上，应立足于损害的公平分配、受害人的行为自由、损害预防的效率等价值，区分加害人故意、加害人知悉受害人特殊体质、仅受害人知悉其特殊体质、受害人不知其特殊体质以及侵权行为之特性，为灵活的类型化判断。

简介：简要解读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机关的侦查模式、侦查人员、侦查手段等方面的影响，并结合侦查实践提出转变侦查模式、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丰富侦查手段和加强自身监督等解决问题的对策。

简介：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理论对于20世纪的法哲学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分析法学家们吸纳其哲学思想，用以改造传统的法哲学而展现出来的。

简介：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