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日本的判例不是制度上的法源，但具有事实上的先例约束力，是事实上的法源，在形成、创设法规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如何抽取判例的问题上，法官和学者基于对判例本质的不同理解而采用不同标准，前者不区分主论和旁论，后者则严格区分。只有最高法院有变更判例的权限。在刑事法领域，根据判例变更是否对被告人有利，对其溯及力有不同认识；在民事法领域，最高法院不禁止判例变更的溯及性适用。

简介：《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具有选择适用的特点,仅对选择适用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缔约国在决定是否选择适用该制度时,首先必须考虑自己将受到怎样的约束.采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就《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的约束对象、约束事项、约束内容和约束性质等展开深入分析,认为《鹿特丹规则》管辖权制度对选择适用国施加的约束是特定的和明确的,这种约束有助于促进海事货物索赔管辖权的国际统一.

简介：国外对于农村消费信贷问题鲜有法学学科的研究,较多的研究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科进行的,尤其是经济学学者对农村消费信贷进行着持续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成果非常丰硕,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从现有文献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农村消费信贷法律促进机制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为健全农村消费信贷双方,即信贷机构与信贷客户的激励与约束法律机制上。这些分散的有关激励与约束法律机制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对于我国从法学学科的相关研究及制度健全具有启发意义。

简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法学学术交流的更加频繁和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更加紧迫，讨论转型中国的法学和中国法学的转型问题的思潮日益突出。[1]转型中国的法学旨在明确中国法学所处的国情环境和社会背景，即处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中国法学的转型强调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在范式、结构、方法等方面的转型与调整，解决何种转型、为何转型和如何转型的重大问题。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改革全面铺开,同时各种利益对立和矛盾激化日益显现,犯罪现象和犯罪率呈大幅上涨趋势。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农村干部腐败等犯罪问题造成的损失之大、危害之广,日益被人们所关注。对此,可以从社会因素为具体切入点,将农村干部犯罪问题区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予以分析,并从中归纳总结出相应之防范对策。

简介：正确评价经济法"地位之争"的先决命题是科学认识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价值与作用。重新回顾经济法"地位之争"这场学术论战,我们发现以往理论研究在修正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过程中,严重忽略了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范畴本身在部门法划分理论建构上的重要性,进而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学研究特质的减损。经济法理论研究需要在学术创新与学术传承之间寻求平衡。解读和拓展经济法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理论的关键在于实现从"调整对象"到"对象调整"、从"责任—地位"到"地位—责任"的范式转换,并以此建立相应的解释方法与规则。

简介：刑法社会化是转型社会中刑法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在刑法与公众之间日益充满困惑、刑法与社会发展日渐脱嵌的今天，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及时作出调适，以消解公众困惑并实现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为此，刑法立法和司法应当克服对理性主义的过度偏爱，妥善解决作为正式规则的刑法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经验知识之间的纠葛，通过建构公众广泛参与的实践机制，以消弭刑法与公众、社会之间的裂痕。充分理解和尊重现实社会，为长期承受国家捆绑的社会及时松绑，还原并扩容社会的自主性，逐步推进刑法社会化进程，无疑是未来我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简介：<正>在孟买,拥有居住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这座城市里,住房问题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人权,尤其是住房权的发展,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部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印度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将住房权视为生命权的一部分的发展转变,以及这种司法理念对孟买居民复杂的现实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文章通过考察住房权这一扩展性人权的发展,并将住房权判例法和更多近期的关于环

简介：研讨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必要性，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国际法观，也就是认识和分析国际法的妥当方式、看待和审视国际法的正确心态。国际法观有多个维度，从国家立场、国家利益、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可以作这样的论断：不唯可以拥有一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而且，国际法源自国家实践，国家的单边、双边、多边等不同层面的实践，还构造了具有一国或者区域特色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理由在于，首先，国际法通过大量的单边行为、双边条约、多边条约以及一些很可能是少数国家所遵行的习惯的方式碎片化地存在。

简介：上世纪末至今,乡村人民法庭自身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无论是在人员配备、办公条件还是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乡村法官的办案方式亦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官们越来越习惯于坐堂问案,而非携卷下乡。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现代法治理念和制度支撑,乡村人民法庭的种种积极转变,并未导致乡村司法的法治化,而是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一方面乡村人民法庭经过多年的发展渐趋现代化、正规化,其运作方式亦趋于形式化;另一方面乡村司法的结果却是一种"两不是的草率判决",乡村人民法庭本身亦发展为一种机会主义的运作单位。欲走出此种困境,须转变传统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理念,重新重视程序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