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国家承认问题的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界容易忽视的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世界分裂主义的发展甚嚣尘上,围绕对分裂实体的国家承认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更为激烈,因此研究分裂主义与国际承认之间的关系便十分必要。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承认是指各国将某个政治行为体确认和接纳为新的主权国家。虽然国际法确认了国家承认的基本原则,但是各承认国主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考量对新成员特别是分裂实体的国家承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承认实践中的差异与纷争。正因如此,对面临分裂主义挑战的国家来说,在反分裂斗争中有必要制定和实施"反承认战略",以遏制分裂主义的图谋。当然,对于分裂主义应对而言,问题发展到"建国"的阶段其实已十分严峻,相关国家更应该注重这一阶段之前的治理工作,如遏制分裂势力的发展、寻求实现政治和解、防范外部势力的介入等。
简介:具有高度政治分离目标和主权诉求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导致国内、国际政治失序和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由于民族分裂主义不时出现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中,不时搅动或重组原有的政治格局,因而抑制和应对民族分裂主义是必要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功能。实现有效的民族分裂主义治理应当从分析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和诱发机制起步。发生普遍、目标明确、诱因复杂、认同坚韧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利用和强化族性认同、渲染政治主张、通过动员形成集体行动、获取外部支持等环节构成了民族分裂主义行动的诱发机制。因循民族分裂主义生成与发展的机理,从无条件捍卫主权的理路采取的严厉打击模式,从不同程度赋权的理路采取政治容留模式,从消减族性动员的理路采取认同调控模式,从抑制精英力量的理路采取柔性控制模式,从转化政治生态的理路采取外部干预模式,可成为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参考。
简介:2015年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版美国《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CountryReportsonTerrorism2014,以下简称《报告》),同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反恐事务的协调官蒂娜·凯达诺(TinaS.Kaidanow)召开特别简报会,对《报告》中涉及的相关政策议题作出解释说明。《报告》对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及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评估,认为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呈现出三大趋势,全球恐怖组织问的实力对比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无论从自身实力或声望上看,“伊斯兰国”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威胁。
简介:跨国公司选择投资的目的地一定是源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无论是自然资源、市场、劳动力还是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们寻求的目标在那里可以实现。由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所处的地点,以及他们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的身份,中国公司经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FDI)。FDI寻求的是在外国商业领域的控股权,而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面临很多阻碍FDI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法律规范缺乏、腐败严重和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是柬埔寨投资环境的特征。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者都更喜欢政府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保护财产权,并限制政府的行政领导权。柬埔寨的制度无力创造这种条件,外国投资者必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投资。
简介:中国人移民巴西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当前巴西华侨华人的数量在20万-25万之间,巴西已成为南美华侨华人第二大聚居地(仅次于秘鲁)。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巴西华侨华人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尤其是近些年大量涌入的华商。近些年,巴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之快,使巴西华侨华人社会面临着各种新机遇和新挑战。本文主要分析巴西华侨华人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成效,以及他们在融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巴西华侨华人的社会融入呈现多元化趋势,华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华人参政力量还很薄弱,社会治安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困扰巴西华侨华人的一大难题。
简介: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圈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
简介:水资源安全关系已经是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主要受水资源相对短缺与对跨国界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流域中国家间的整体关系、地区环境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以及中国国内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战略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安全关系的构建与复杂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其内容涉及水质保护、水资源分配、水资源开发、水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区域发展等方面。中国与十个周边国家尚未出现明显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但与七个周边国家存在语言性冲突,同时也存在水资源合作关系。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水资源安全关系上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出“低冲突一低合作”的结构状态。周边国家为改变这种结构状态下的水资源利用的“不安全感”,正在联合某些域外国家在水资源领域形成一种制约中国的潜在联盟,由此对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形成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战略“抓手”作用,构建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要的水资源安全关系,利用好“亚洲水塔”的战略地位,把握水规则制定主动权和制高点,制定水资源安全战略,建立科学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开辟周边外交新领域。
简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
简介: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全局性战略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多次粮食战略的调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国的粮食产量总体上呈现的是波动式增长的趋势,这种增长与中央粮食战略的调整均有一定关系。国家粮食战略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从互助组到统购统销、60年代的进口粮食缓解粮食危机、70和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至21世纪初期至今的从取消农业税到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粮农种粮的相对收益较低的结构性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国家层面加大投入资本和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多次聚焦“三农”问题,始终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这凸显了国家在协调粮食政策运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中共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只有保住“安全口粮和放心粮”,才能保证中国到21世纪中叶顺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