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欧盟的决策机制是一种特殊的多元制度安排,涉及委员会、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其中委员会享有动议权,而理事会享有决策权。欧洲议会最初只有咨询权,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演进,欧洲议会逐步获得了预算权和参与立法权。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的“共同决定”(co-decision)机制赋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平等的立法权。欧洲党团在欧洲议会第一次普选前夕纷纷成立,经过多次调整形成了现在的几大党团。本文分析欧洲议会权力的演进与欧洲党团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问是相互促进的。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诱发了欧洲党团的形成,而欧洲党团的形成提高了欧洲议会的决策效率,从而提高了欧洲议会在机构问决策中(inter-institutionaldecision-making)的作用。
简介:越南的腐败与其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腐败在其经济高速增长中是扮演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作用,还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沙子”角色,这有待实证的检验。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05年和2009年对越南企业的问卷调查,通过OLS和IV方法,研究发现越南腐败阻碍了其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对未卷入腐败活动的企业而言,卷入腐败活动的企业生产率要低11.7%左右。越南腐败主要是通过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扭曲企业家稀缺才能的时间和精力配置来降低企业生产率的。作为投资东盟的重要目的地,我国企业在投资越南之前应充分考虑和认识到腐败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生产率的影响,未雨绸缪做好相应的准备。
简介:当代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程度很高,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即不仅女议员、女总统、女部长比例较高,而且政治家的妻女也拥有较大权力,其女性权力参与可分为正式权力参与和非正式权力参与,两者都有合法的渠道和机制.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又与家族政治密切相关,在缺乏民主的威权时期,女性更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权力政治,主要起辅助、补充、配合的角色.在民主转型时代,民主选举加上家族政治,大大促进了政治家族的女性参与正式权力领域.但是,家族政治本身就是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实际上,家族政治是菲律宾政治发展的一个毒瘤,阻碍了菲律宾民主政治的成熟,也降低了普通公民,尤其是普通妇女群体参与权力政治的可能性,最终阻碍了女性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提升.
简介: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将"海洋强国"明确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就海洋与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做出总体规划。在这前后,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如何落实的话题,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与方法论问题。就此,本文在梳理与评述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意识基础与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进而就中国"海洋强国"的哲学内涵进行概括。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海洋意识普遍觉醒和承继传统海洋认知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和合"观念基础及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行为逻辑。因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在观念上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以开放为准则,而在海上竞争层面则强调对话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