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简介: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简介:在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争端之前,南海争议就已存在很长时间。二战后,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相继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争端发展掀开新篇章。本文认为,在苏哈托的铁腕统治下,印尼与南海相关的利益经历了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向维持国内稳定转变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因为受到中国版图涵盖部分印尼水域的威胁,后来的转变原因则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抛开与中国半心半意的复交,印尼试图为争端各方建立一个双轨对话平台,该平台后来证实是有所裨益的.苏西洛时期,印尼逐渐从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的中立协调者,推动了争端解决进程。本研究指出,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双重因素的限制。长期的意识形态局限决定了印尼在争端中的优先利益选项,而外交政策是追求这种利益目标的实用途径。印尼与中国的过往关系也影响了印尼,使后者的立场随双方关系起伏变化。此外,在东盟并不明朗的一体化进程中,印尼独自承担着中立协调者的任务。
简介:印度尼西亚地域广袤,人口总数达2亿4千多万。当前印尼正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海洋边界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关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下印尼与邻国的海洋边界问题,并阐述了印度尼西亚海洋政策的主要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解决划界问题和其他海洋相关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在提供一个有效的海洋安全机制,但本文认为它非但没有利于海上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其更加复杂。本文总结出印度尼西亚在处理海洋边界问题上运用逐案分析、各个击破的方法。这一方法目前来看比较合适于印尼管理其漫长的海洋边界,维护其国家利益。印尼政府处理海洋安全和其他相关海洋问题的能力及其成果对马来西亚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简介:本文主要摘编了一些菲律宾精英在中-菲商务论坛(China—PHBusinessForum)上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与中菲关系、中国与菲律宾经贸关系以及中国崛起的最新评述,该论坛由菲律宾《马尼拉时报》(TheManilaTimes)主办。《马尼拉时报》创立于1988年,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代表官方的观点和立场。此外,本文还从菲律宾《马尼拉标准今日报》(ManilaStandardToday)和《马尼拉公报》(ManilaBulletin)摘编了菲律宾部分精英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及中菲关系的最新观点。《马尼拉标准今日报》及《马尼拉公报》在菲律宾发行量也比较大,与《马尼拉时报》一样在菲律宾国内具有权威性。
简介:基准时间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的临界点,标志着一连串的重大变革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基准时间具有九条标准,可以分为一等基准时间、二等基准时间和三等基准时间。20世纪的基准时间主要包括三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和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变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后的变革都要来得更为深远。将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置于两个世纪的视角中加以审视,可以突出现代性革命,这种视角能够观察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在正在展开的"全球性变革"这一大的主题下是否会相互联接、是如何相互联接的。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关键事件,都应该被视为19世纪"全球性变革"所引发的发展态势和挑战的后期结果。
简介:跨国公司选择投资的目的地一定是源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无论是自然资源、市场、劳动力还是资产,更重要的是,他们寻求的目标在那里可以实现。由于他们寻求的目标所处的地点,以及他们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的身份,中国公司经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FDI)。FDI寻求的是在外国商业领域的控股权,而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面临很多阻碍FDI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法律规范缺乏、腐败严重和政治风险高,这些都是柬埔寨投资环境的特征。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者都更喜欢政府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能保护财产权,并限制政府的行政领导权。柬埔寨的制度无力创造这种条件,外国投资者必须寻求其他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投资。
简介:自2005年底以来,泰国一直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到目前已经历了2006年9月和2014年5月两次政变。这两次政变深刻暴露出了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在政坛中的矛盾作用,其中尤以宪法与宪法法院最为突出。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公民社会和宪制架构(constitutionalstructures)能够实现与选举授予权、问责制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民主目标,但是人们在泰国所目睹的一切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参与者一直为党派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所驱使。作为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的导火索,公民社会的各种势力强力动员起来,涌上曼谷街头,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军方实施干预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合法性。宪法法院和宪法也在反民主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草《2007年宪法》就是明摆着要削弱政党的势力,恢复机构割裂的格局,其终极目的是不让他信·西那瓦(ThaksinShinawatra)及其阵营重返政坛。宪法法院所宣布的许多判决也同样反映出政治利益,而非客观地依法办事。因此,泰国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们原本指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可以巩固民主,但是事实表明,就连他们自己亦对其与民主的关系深感困惑。
简介: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