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简介:在中国,泰戈尔的接受与研究有着百年历史,早在1913年10月,钱智修就将泰戈尔介绍到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与60年代初分别掀起两次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高潮。改革开放以后泰戈尔研究复苏,并逐渐全面深入发展,研究成果颇丰。本文选取1979到2009年这三十年间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进行梳理。20世纪80年代,参与泰戈尔研究的学者以东方文学研究者为主,研究内容涉及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中国的关系、作品等方面。9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更为宽泛,内容也更为深入,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气象。与此同时,中国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反思,以期对未来的泰戈尔研究有所借鉴。
简介: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中国方案"应运而生,以期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东西方文明融合,并向世界传递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过去5年,中国为构建全球治理理论体系、补充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相关治理规则、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等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有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今后则面临着引领世界走出低增长困境、破除传统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惯性、促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趋于融合等挑战。归根结底,深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攸关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应为之发挥更大作用。
简介: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将"海洋强国"明确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就海洋与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做出总体规划。在这前后,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如何落实的话题,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与方法论问题。就此,本文在梳理与评述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意识基础与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进而就中国"海洋强国"的哲学内涵进行概括。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海洋意识普遍觉醒和承继传统海洋认知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和合"观念基础及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行为逻辑。因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在观念上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以开放为准则,而在海上竞争层面则强调对话与规则。
简介: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在防务与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美越双方从战略上日益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如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持续开展,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日趋机制化等。美越从昔日的军事对抗走向今日的军事合作,源于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化背景下两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主要动机及意图是通过相互借力削弱或制衡中国,并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美越安全防务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中国外交造成了挑战,它影响了中美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虽然美越军事合作暂时难以走向军事同盟,但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积极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周边安全战略,提升应对周边安全危机的能力。
简介: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特别是2010年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之后。双方贸易额呈现跨越式发展。同时,随着双方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也出现贸易不平衡、非关税壁垒突出、贸易摩擦等问题。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东盟宣布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发表《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双方经济战略规划高度契合。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双方积极谈判香港-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因素助力下,中国与东盟继续深化贸易合作前景广阔。面对东盟内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全球经济形势不稳等因素.中国-东盟贸易合作须开拓思路,不断寻求新增长点。
简介: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简介: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便开始介人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问题双边争端演化为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的过程.东盟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积极参与南海问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稳定而采取的“救火式”应对措施,美日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大力介入,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动因.“去安全化”是解决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困境的主要方法,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题、话语引导,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