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用什么思考”的意思不是“思考时心里浮现了什么”，而是心智活动通过什么表达系统获得直接表达。思考以语言为归宿——在言说活动中，多种多样形式的心智活动通过一个单一形式的公共表达系统获得表达；这种表达是未成形东西的成形，而不是一种现成物转换成另一种现成物。立足于以上基本思想，通过对“动物的语言”、“形象思维”、“内部语言”、“普通语言”、“找词儿”、“言不尽意”等多种题目展开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言说活动一端连着言说者的种种经验，另一端连在语言上。

简介：<正>荀子在历史上是一位对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传统习惯都将其划为儒家学派,尊称为“儒学大师”。战国末期的韩非曾把他列为“儒学八派”之一,传统书目自《汉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将《荀子》一书列入“儒家类”。然而,综观荀子的思想学说,却与正宗儒学(孔孟学说)大相径庭,其历史命运也不能与孔孟相

简介：<正>《盐铁论·论儒》云:“齐宣王褒儒尊学,孟子、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以孟子与淳于髡等同为稷下先生。钱穆先生撰《孟子不列稷下考》(载《先秦诸子系年》),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并举出三点理由论证孟子不列稷下。近年来许多人对钱穆先生的观点持否定态度,1982年在淄博市召开的稷下学讨论会上,孟子为稷下先生

简介：对于受托责任的含义，目前主要有报告观、行为观和综合观三种观点。从受托责任产生的根源——委托代理关系的内涵来说，对委托人负责、履行好委托人所托付的任务，是受托责任的核心要求。从历史发展来说，无论是早期的受托责任关系还是现代公司制下的受托责任关系，行为责任都是更为本质的东西，报告责任只不过是行为责任的必然延伸。而法律上的诚信义务也更为侧重于受托人行为上的责任。因此，综合观更符合受托责任的原意，也就是说，受托责任包括行为和报告两方面的责任，其中，行为责任是里，报告责任为表。

简介：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简介：<正>理学以成圣(达到理想人格)为内在的价值目标,这一思维路向决定了其关注之点首先指向内在的心性。正如康德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以回答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样,理学将心性的辨析作为解决内圣之境何以可能的楔入点。也许正是这一逻辑思路,使理学常常被视为心性之学。当然,对心性问题的看法及心性关系的定位,王阳明与程朱一系的理学又存在重要分歧。如果说,程朱着力于提升性体,那末,王阳明则更多地以心体为关注之点,而这种差异又蕴含着对主体意识、道德本体、成圣过程等等的不同理解。

简介：《周易·师·彖》中的“毒”字被历代注家训作不同的含义，本文通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注释的探究以及对“毒”字本身的历史性考察，认为此处“毒”字当训为“厚”，并与《老子》、《庄子》中的“毒”字加以对照。

简介：“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简介：<正>《论语·为政》载: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疾”,当然作“病”解。问题是谁忧谁之疾。王充、高诱等人都以为是孝子忧父母之疾;马融则以为是父母忧儿子之疾。现代学者杨伯峻认为“两说皆可通”,而采用了马融之说,“做爹娘的只是为孝子的疾病发愁。”

简介：学术界公认,"知言养气章"是中最难理解的一章,古往今来争论不断.近年来,台湾学者黄俊杰、李明晖、林启屏等先生对此都有专文论述.这些讨论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但似乎也有一些不足.本文将"知言养气章"的难点归纳为十个问题,逐一分疏,并谈了作者个人的理解.

简介：汉代淄川国是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齐地（今山东地区）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汉代的历史与政治，特别是对研究汉代诸侯王国的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博弈有重要作用。且汉代淄川国也是当时齐地乃至整个汉帝国文化极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传《易》之田生、杨何，《韩诗》“长孙氏之学”创始人长孙顺、《公羊春秋》任氏学创始人任公，及因通《公羊春秋》而荣登相位的公孙弘都是淄川国人。因此，对汉代淄川国的研究不仅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历史意义重大，对研究山东地方史及汉代齐地文化亦会产生重大影响。

简介：对于《荀子·成相》的文化渊源,全文试从三个层面加以考辨,一是乐器辨名：＂拊＂是以糠填充的鼓类乐器,因齐人称糠为相,故又名＂相＂。＂相＂与＂舂牍＂是两类不同的器乐,在礼乐仪式中也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二是祝官文化：《成相》并非单纯的瞽矇文化产物,其中经典的三言句式,出自周代祝官,功能重在训诫和宣教,后该句式为《成相》沿用。由于礼乐仪式中文体形成的复杂性被忽视,从而导致《成相》中的祝官文化隐而不彰;三是地域文化：《成相》的源头是祝官制度,实为周文化的产物,在后来流变的过程中,又受到鲁国礼乐文化和齐国方言的影响,实与楚文化无关。

简介：本文认为帛书、之"子曰"即是"孔子曰",并非指"讲师之言".而谬和、昭力等七人,皆当为孔子晚年弟子,而非汉初人物.由此还认为,、乃是儒家研著作,而战国至汉初流传的诸种皆当以孔子为宗主,且多与孔子晚年弟子及其后学相关.

简介：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三个重要的争议之辨。首先是“有文化”与“是文化”之辨。“文化即是人化”是近些年来人们在文化研究中渐成共识的一个命题。然而，这一命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风险，即文化的泛化。广义的文化论将人类的创造物或属人的存在物中的“有文化”转换成“是文化”，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其次是文化有无优劣之辨。答案是肯定的。这一观点有着逻辑的根据：文化是生成的，任何文化总是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发展着的，因此文化是可比较的，有比较就有优劣之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理由，比如工业文化优于农耕文化。最后是文化与意识形态之辨。

简介：定州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发现的《论语》最古抄本。在将其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对勘的基本上，我们认为：此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古文论语》也显在．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此本原本残缺，后来曾据别本补抄。

简介：“王肃后序”是个伪标题，内容既非“后序”，更非王肃所作。孔子第十三代后裔（或称十二世孙）孔安国作《孔氏家语叙录》，十五代孔衙作《上汉成帝书》，清人范家相却说这两篇全是“王肃之伪作”，目之为“王肃后序”。范氏挑剔十余处，竭力“证伪”。其实，孔安国、孔衍的文章都有所本，相关史实在《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皆有记录。范氏利用《孔子世家》尾段载录世系之阙讹，对孔安国叙录、孔衍奏言展开批判，弃本逐末，以假乱真，不能成立。本文题目“辨误”，意在辨范氏《证伪》之误，证《王肃后序》标题之伪。

简介：<正>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人既是群体(类),又是自我(个体)。当人的存在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时,群(群体)己(自我)关系便成为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儒家是最早对群己关系作自觉思考的学派之一,从先秦开始,群己之辨便已展开于儒学的演进过程之中。儒家注重群体原则,但同样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个体(自我)的价值,二者错综交融,使儒家的价值体系呈现颇为复杂的形态。本文着重从分析孔孟荀的原始儒学入手,对儒家的群己之辨及其理论意蕴作一检视。

简介：京房《易》学是西汉《易》学之重要一家。由于后世对《汉纪》、《汉书》中记述其材料认识和理解的偏差,以致造成了“唯京房为异党”之说。本文从材料来源、语句意义及京房《易》在汉代的地位等三方面对此说法进行了考辨,指出了此说不当之所在。

简介：对董仲舒只讲阴阳不讲五行、而《春秋繁露》大讲五行,所以《春秋繁露》并非董仲舒所作,至少《春秋繁露》中的“五行诸篇”有问题的说法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进行了辩论,认为在讨论《春秋繁露》的文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以逻辑推断代替文本考证的倾向.单纯的文献考证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简介：<正>鸠摩罗什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义学高僧,他所介绍的大乘中观学派思想,对包括禅学在内的中国佛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鸠摩罗什编译的几部禅经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禅学思想,对当时的禅学理论进展和禅法实际流行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历代经录登载且为现行《大藏经》收录的种种标识为罗什所译的禅经作一考辨,厘清各经是否为罗什所译、译出及修订的时间、经籍的名称沿革、卷数衍变等问题,以期正本清源,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可靠的文献基础.管窥蠡测,或有一得,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