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文化工业作为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自发地以科技改变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式为文化的市场化和大众化做出重要贡献。以英国创意经济为标志的新兴产业可作为文化与科技的整合阶段,因其自觉地对创意设计的创造性和人文性的重视,使文化成为主导,科技为人所用,重新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设计哲学用创造性和人文关怀重新对文化与科技加以整合,它的出场不仅给创意工业乃至国民经济注入活力,还暗合了以“创造”为焦点的经济社会实践诉求的现代性转型,人本身能动性、创造性、艺术化生活追求以及对科技的运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强调文化和科技的整合而非融合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简介:《毛诗序》有相对一致的解释思路,十五国《风》、大小《雅》各部分的《序》表现出一定的系统性,相邻的《序》文也往往有一定的关联度,则其很可能成型于一人之手。三家《诗》本无序、四家《诗》解说有不少歧异,说明《毛诗序》非出于诗人、国史、周之乐官、孔子、子夏。先秦时期虽也有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的趋向,但尚未成为普遍原则。《毛诗序》与三家《诗》皆以政治教化、伦理道德解《诗》,洗明它们是同一时代的选择。而《毛诗序》比三家《诗》有更浓厚的政治教化的意味,则《毛诗序》晚于三家《诗》的创立。三家《诗》的创立在高后至文帝时,结合《序》《传》关系、《序》的资料来源,可以断定《毛诗序》的成型在景帝前元二年至中元五年间。
简介: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表述了一个“目的链”分析,他论证说:我们所有的实践与探究都旨在获得某个好,而每种好之所以好,又是因为有助于获得下一个好;这样,这些“好”就会排成一个“为了一为了一为了”的手段一目的链条,其尽头指向“终极好”。终极好的价值源于自身,而不再是因为服务于下一个好而好。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说这样的终极好就是“幸福”这个至善——幸福概念是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在现代,对自由主义主流政治思想不满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重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智慧时经常诉诸它。事实上,不仅政治哲学家们日益钟情古典幸福论,而且各国政府今天也正在现实政策规划中直接写入“幸福指数”。
简介: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空间发生着由自然向社会、由物理向人文的让渡与转换,这要求我们在实践基础上揭示空间社会化和社会空间化的相互生成机制。马克思是依据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给空间之双重再生产的分析出发,从而进行空间社会化重构现象之解析的,他极其关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物质实践的不同状态对生存空间带来的不同的生产、构建和形塑,以致我们可以从生存空间的形态去判定历史发展的分期。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而言,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通过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刚性力量,将生产实践和活动空间都纳入资本运行的轨道,遂使率先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世界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