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先驱：韩国钧与东北抗疫

抗疫先驱：韩国钧与东北抗疫

范小磊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26600

【引言】：韩国钧(1857-1942年)，字紫石，江苏泰县海安镇(今海安县)人，清末举人，历任河南镇平、祥符、武陟、永城、浚县知县及河北矿务局总办、交涉局会办、奉天交涉局兼开埠局局长、广东省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奉天交涉司兼葫芦岛商埠督办、吉林民政司、吉林保安会副会长等职。一百多年前，韩国钧曾主持并打赢了我国近代科学抗疫的第一场战役，成功阻击了肆虐传播的东北鼠疫，彻底切断致死率达九成的瘟疫传播，救万千国人于死生之地。今天我们回溯那段历史，致敬紫老不朽功绩。

韩国钧为官为民，四十余载，任事教育、民政、矿务、军事、外交、水利、卫生等各个方面，每司一职，均成效可观。他的一生，多有笑面生死的历史瞬间，其中便有1910年出任奉天交涉司交涉使兼葫芦岛商埠督办期间，所急需应对的东北大鼠疫危局。

韩国钧像

一、血腥瘟神突如其来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亦称“宣统鼠疫”，当时人们怪罪的对象是家鼠，后来得知这是一场以旱獭为病源物的肺鼠疫型鼠疫。此次鼠疫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一带，随着染疫劳工回国，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境内传播开来。鼠疫首先发生在满洲里，逐渐蔓延于东北全境（哈尔滨、齐齐哈尔、沈阳、长春、新民、吉林等），波及关内许多地区（北京、秦皇岛、天津、烟台、济南等）。疫情流行方向和线路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呈现出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肆虐半年之久，死亡人数达6万余名（占当时实际人口的5‰左右），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1155名。由于当时缺乏根治鼠疫的治疗手段，所以死亡率极高，达90%以上。此外，由于交通断绝，此次疫情还直接导致市井萧条，各行歇业，经济不振。

东北鼠疫中患病亡者

除了疫情本身的困难外，清政府的羸弱更使情形雪上加霜。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领土上发生日俄战争，孱弱无力的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东北实际上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南部成为日本势力范围，而俄国势力则退到东北北部。日、俄在各自强占的铁路线附属地内，不仅驻有大量军队，还设立市政管理机构，并以此为据点，不断寻找机会蚕食中国的主权。东北鼠疫爆发后，由于铁路交通是传播鼠疫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对铁路沿线的检查和控制就成为扼制鼠疫扩散的关键。这次防疫由谁来执行、怎么进行、如何合作等，从防疫开始就成为颇具外交争端性的问题，并且随疫情蔓延而不断扩大。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外务部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处于疫情之下的东北已然成为中外博弈的战场，备受国际瞩目。

二、维护主权  科学抗疫

如此危急的情形下，时任奉天交涉司交涉使兼葫芦岛商埠督办的韩国钧，受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锡良（1853—1917）的委派，参与并主持奉天的鼠疫防治事务。韩国钧一方面采取种种治理手段防控疫情，另一方面积极对外交涉，利用多方势力合作抗疫，扑灭鼠疫的同时也击退了列强企图侵占中国主权的野心。

1911年1月初，奉天发现首例疫症，韩国钧便立即函知英、日、法、德、美等国驻奉领事官们，谓：“督宪已饬民政司率卫生医院筹设临时病院，以备查验留治，及购办一切消毒药料，并饬巡警认真检查，以防传染。”韩国钧提前声明已经筹设临时病院，准备消毒药品，命令巡警查验，这样就明确告知各国：中国对于防疫一事，已有所准备，切勿干涉。

日本却继续以中方抗疫不力为借口，企图干涉中国主权。疫情发生后日本迅速在南满铁路沿线的长春、奉天、大连等处强制性检疫，日本军队也进行频繁调动和补充，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同时日方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提出要派日本医生和警察对日人居住区附近的华人进行查验，形成对中国警务主权的公然侵犯。韩国钧在照会日本驻奉领事小池张造时，顶住压力，严词拒绝日方所提要求，对日方种种行为予以痛驳。

日方在无奈之下，转而向锡良提议设立中日联合防疫会。韩国钧认为这是制约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好机会，他向锡良指出：“中日委员不妨公派，若执行则必由两国行政官各负其责，盖意见可以交换，权限不可混淆”，“警察权仍以国境为限，不相侵越，唯彼此查有遗漏之处，不妨互相指明”，反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立场十分鲜明。韩国钧对日积极进行交涉，本质上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只靠清政府单方面无法取得抗疫的成功，因此有必要利用各方力量实现合作抗疫。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态势，韩国钧作为地方政府抗疫的领导者，不卑不亢，周旋应对，及时劝说锡良主动出击，扭转了局面。

韩国钧在主持奉天防疫期间，遴选中外医生，设立隔离所、临时轻重病院。奉天地方的防疫工作不仅起步早，而且也更为系统化。奉天省的防疫组织主要有：（1）奉天防疫局。该局筹设于1911年1月14日，附属于奉天省公署，由交涉司和民政司联合办公，韩国钧和张元奇（1860—1922）为总负责。同时，省内各厅、县署也相继设立防疫所、检疫所、隔离所等临时防疫机构630余处，参加防疫的医务人员、警察等达3000多人。奉天防疫局为奉天省防疫总机关，其职能有二：一是联络吉黑两省共同防疫；二是“严饬奉天各属堵截疫线，勿使滋蔓”。（2）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自1911年1月2日在盛京（今沈阳）发现鼠疫病人之后，由省城警务局、卫生员共同禀请成立，为省城独立的防疫机关。（3）北部防疫分局。1911年2月12日设立，“规定奉天以北怀德以南铁岭地方设立防疫分局，先将南北交通道路遮断，以防传播”。

与此同时，奉天省还颁发了各种防疫法规，其中较为重要的如《奉天防疫事务处订定临时防疫规则》，其要目有“临时疫病院”、“隔离所”、“防疫委员消毒所规则”、“病人户口调查队”、“检诊队”、“消毒对之组织”、“死体埋葬队”等；再如《百斯笃预防及消毒法》，要目有“百斯笃预防须知”20条，“除鼠的消毒方法及清洁方法施行手续”8条30项，“消毒方法”7条29项。

随着东北鼠疫的逐渐扑灭，为研讨此次东北鼠疫流行的病理学和防疫经验等，清政府决定邀请各国医学界代表齐聚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1911年4月3日至28日，来自英、日、俄、德、法、美、比、意、奥等11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术会议。韩国钧虽未以官方或医者身份直接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但他却为此次重要会议的筹备及成功举办提供了重要保障。韩国钧对于万国鼠疫研究会的重要意义有非常精准的分析：“此吾政府所邀请，亦以抵制日人也。”他认为，此次会议的召开可以展现中国政府在鼠疫防治中的成就与贡献，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同时可以钳制日本在华的影响力。鉴于此，他向会议各国代表提交了《东三省防疫图表》，“各国医员知吾国行政非无组织，不致有所偏徇，则斯会关系国际视听，重要可知矣”。这也体现出他对国际关系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作为地方官员的政治责任感。

三、务实精神各方赞誉

作为防疫政策的具体实施者，韩国钧表现出善于接受新思想、雷厉风行的一面。他在对外交涉、合作抗疫的过程中，接纳了科学防疫的新思想，在防疫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又表现出高效的组织力与执行力，受到当时参与鼠疫防治的多方医生的赞誉。英国传教医生司督阁在回忆录中对韩国钧评价到：“总督锡良知人善用，他任命的官员皆能力卓越。特别是交涉司使韩国钧，他主要负责防疫的具体实施。韩国钧虽然不懂外语，也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但却阅读广泛，与时俱进。他组织能力极强，雷厉风行，……据我所知，奉天的响应速度比中国其他疫区要快得多。”

疫情结束后，清政府论功行赏。因韩国钧抗疫有功，锡良拟为特保，但韩国钧认为这样“耗国家之金钱、损人民之生命，若为个人升官地，自问疚心”，再三坚持不受。据《清实录·宣统政绩》卷五十三载：“以办理防疫出力，奉天民政使张元奇、交涉使韩国钧、锦新营口道周长龄等，传旨嘉奖”。日本也为韩国钧抗疫举措所折服，亦赠予韩国钧三等旭日勋章。

四、韩国钧抗疫之历史意义

在抗击清末东北鼠疫的过程中，清朝各级政府组建起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这场灾难，韩国钧即代表了地方官员在抗疫中的行动和努力。在韩国钧的带领下，防疫工作在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韩国钧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出高超的政治韬略，高效的执行能力，以及舍生忘死的家国情怀，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又利用多方势力互相制衡，实现了中外合作抗疫，快速且成功地扑灭了鼠疫，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的稳定。

清末东北鼠疫不仅是近代中国对抗传染病的一场战役，更是抗击以日俄为代表的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一场战争。韩国钧作为地方官员，在防疫合作等对外交涉中，坚持原则，多谋善辩，展示出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风范和爱国思想，在维护主权的同时取得抗疫的胜利，赢得世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