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研究

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研究

杨洋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摘要：高质量的测量工具是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价的重要保证。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常用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并指出在使用测量工具评价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应该多关注测量工具本身的研发及质量控制。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

引言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项复杂的能力。对这一能力的研究涉及语言学、传播学、文化研究、工商管理等多个领域。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角度和侧重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国内评价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很多，其中不少也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测量工具，包括一些自编的测试。然而此类研究所关注的大多是被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很少有学者对测量工具本身进行研究。事实上，测量工具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测量结果。没有高质量的测量工具，就不会有准确的测量结果。本文将就国内外跨文化交际的测量工具进行综述研究。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念（construct）

要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量，首先要弄清“测什么”，也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念（construct）。所谓构念，是指考试所要测量的特质，即通过考试表现所反映出来的能力或能力组合（Davis, 1999）。为此，必须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入手。

过去几十年间，不少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陈国明（1990）的定义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效、得体地完成交际行为以获得预期回应的能力”。Wiseman（2003）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界定为“与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进行得体、有效交际所需具备的知识、动机和技能”。Lusting & Koester（1996）则认为，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发生的得体有效的行为，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合理的动机和有技巧的行动。尽管不同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包含的要素观点不一，但从他们所列的要素中可以归纳出共同的部分，即认知、感情（态度）和行为。（胡文仲，2013）。

在认知层面，学者们指出要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者不仅需要一般文化的知识，还需要具备特定文化的知识以及关于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人文、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知识。感情层面包括交际者对于文化差异的敏感、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对于自己文化的理解及对其他文化的尊重。行为层面主要指交际者的各种能力。（胡文仲，2013）。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知识、感情（态度）和行为（能力）等方面。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量也应该从这些方面进行。

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评价时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案例分析、访谈、性格测试等。笔者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将其分为两大类：①基于真实行为的主观性评估和②基于工具的客观性评估。第一类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案例分析、访谈法、观察法、档案式评估等，此类方法耗时长、效率低，但评估结果比较准确（前提条件是评估者具有较高评估能力）；第二类评估方法是通过被试在测量工具上的表现来推断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可能出现较大误差，但这类方法耗时短、效率高，比较适合大规模使用。本文将主要讨论第二类方法，即基于工具的客观性评估。这里的“工具”，是指任何对个人、团体或组织的文化特征进行识别、描述、评估、分类或评价的测量手段（Paige，2004）。目前国内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测量的工具不少，但普遍认可的测量工具尚未出现（钟华，2013）。下面将分别介绍国内外的主要测量工具。

2. 国外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

国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价的研究比较多，成果比较丰富，有关的量表和测试比较多。早在1979年，Ruben就进行了人际间交际行为能力与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以预测派往海外的技术人员及他们的配偶是否会适应海外生活。他研究了7个人际交往的纬度：移情（empathy）、表达敬意、角色行为灵活性、知识取向（orientation to knowledge）、交际姿态、交际管理和对交际模糊的宽容度，每个纬度都设计了一些评价的指标。随后，他对一组将要被派往肯尼亚工作两年的技术人员及他们的配偶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然后给他们进行了行为测试。一年以后，在实地工作中对他们进行了心理调节、工作效率及交际效率方面的评价，并和派出前所作的评价进行比较以验证这7个纬度的评价指标的准确性（Ruben, 1979）。Ruben是较早运用测试的方法来评价和预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者。此后，许多测试与量表陆续被研制开发出来。根据不同量表所测特质的不同，笔者将其分为四种类型：性格测试、敏感性测试、知识测试、文化情境测试。

2.1 性格测试

性格测试是通过对被试某些性格特征的测试来判定其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Lusting & Koester（1996）总结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方法，其中的特质法（trait approach）将个体的某些性格特征和特质归为比较容易获得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因素。例如外向性格、对待交际模糊的宽容度（tolerance for ambiguity）以及价值观的相对性（不僵化地死守自己的价值观）等。特质法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对交际行为的成败做出解释，但不能适应所有情况。尽管如此，个体的性格特征和特质在衡量跨文化交际能力时还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至少可以作为评价的指标之一。典型的此类测试工具有MPQ、ICAPS和ABOS等。

多元文化性格问卷（MPQ）

多元文化性格问卷（MPQ，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常被作为选拔驻外人员的工具。全表共分为文化移情、开放度、情绪稳定性、灵活性和社交主动性五个分量表。MPQ更多是为了预测被试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获得交际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的性格测试。Jan Pieter Van Oudenhoven（2002）对改进版MPQ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研究。该研究抽取了法国和荷兰两所国际商学院中的305名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施测了两个问卷，一次是在开学时，另一次是在大约6个月之后。问卷由78个问题组成，被调查者在从“一点都不适合”到“完全适合”的5个等级中选取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一项，计分为不计加权的平均分。研究表明，MPQ在5个纬度上都表现出了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能较好地预测被试在多元未知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

跨文化适应潜力量表（ICAPS）

Matsumoto在2001年报告了ICAPS（Intercultural Adjustment Potential Scale）量表的开发过程与使用。他们首先参照EPI（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和MMPI（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等10个心理量表，形成了193个题目的初稿，经过8次对被试的施测与之后的改进，最终形成ICAPS－55，由55个题目组成的ICAPS的最终版本。从这8次测试中，研究者搜集到了许多信度和效度的证据，并提出了提高文化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即：情绪控制、开放度、灵活性、创造性及自我管理能力。Matsumoto（2003）后来又报告了6次调查实验的结果，进一步证明ICAPS在预测文化适应潜力方面是具有信度与效度的。

态度和行为开放度量表（ABOS）

Paula M. Caligiuri（2000）等人开发了 ABOS（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penness Scale）量表，用行为和态度等指标测量了个性的开放度。该量表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态度和行为的开放度分为：参与文化活动、国外经历、开放态度和对差异的舒适度四个纬度。研究者在研读了许多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30道问题，采用1-5的计分方式，1为“从不”；5为“经常”，然后选取了平均年龄为19.7岁的98名男性和159名女性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者指出，根据搜集到的信度和效度资料，说明ABOS对于测量开放度是有效的，最后，Paula M. Caligiuri提出了用开放度来预测文化适应能力的设想。

性格因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一定影响，但通过性格测试来推断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局限性。性格是一个慢变量，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因此，性格测试一般被用来预测被试的文化适应潜力，不适合被用作检测短期内跨文化交际课程或培训的成果。此方式可帮助被试了解自我，但不宜根据性格测试的结果做出重大决策，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仅仅因为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就对其某些能力做出负面的推断是不科学的，也不公平。

2.2 敏感性测试

敏感性测试工具测量被试的文化敏感性，包括移情（empathy）、可适应性（flexibility）、开放度（open-mindedness）、对其他文化的兴趣、宽容和尊重（Bhawuk & Brislin, 1992）。此类量表经常被用来进行自测（Han，2012）。比较典型的敏感性测试工具有ICSI、ISS和IDI等。

跨文化敏感性记录表（ICSI）

Bhawuk和Brislin（1992）开发的跨文化敏感性记录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由46个问题组成。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例如：“我不喜欢和外国人打交道”或者“我享受和同事比较亲近的关系”。被试要对每个问题给出1-7的评分（1为“非常强烈同意”，7为“非常强烈不同意”）。该量表测量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灵活度与开放度等几个维度，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跨文化敏感性量表（ISS）

Chen和Starosta(2000)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44个项目的问卷，在对414个大学生样本进行测试后，形成了24个项目的跨文化敏感性量表(IS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包括5个因子：沟通参与度、尊重文化差异、沟通自信、沟通满足和沟通关注度。测试结果表明ISS得分高的人在跨文化有效性和跨文化沟通态度量表上也有高得分，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

跨文化发展记录表（IDI）

Bennett在他的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式（DMIS）中提出了文化敏感性发展的几个阶段：拒绝（Denial）、防卫（Defense）、最小化（Minimization）、接受（Acceptance）、适应（Adaptation）、融入（Integration）。其中前三个阶段属于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性；后三个阶段属于民族相对主义倾向性。Hammer, Bennett & Wiseman（2003）在Bennett文化敏感性发展模式（DMIS）的基础上编制了测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跨文化发展记录表（IDI,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这是一个由50道题组成的测试，被试就每道题目给出1-5的评分，从“同意”到“不同意”。根据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的结果，IDI对DMIS的各个纬度都具有较好的效度指标，而且对被试在年龄、受教育背景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所测量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与性格测试相似，许多敏感性测试都是让被试就某个陈述做出自己的选择。被试在选择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的影响，从而选择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好”的素质。例如大多数人都认为“自信”是一种好的品质，在被问到“你是否是一个自信的人”的时候，那些不太自信的人也可能会选择更加符合社会认可标准的选项。因此，敏感性测试比较适合用于自测，这种方式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被试的实际情况。

2.3 知识测试

知识测试主要涉及对文化知识掌握和理解，这种测试一般采用多项选择、填空等形式，题目设计与评分相对容易，有标准答案。国外典型的知识测试有Global Awareness Profile (GPA) Test，该测试考察了被试对亚洲、非洲、南美、北美、中东、欧洲等六个地理区域的了解情况（Han, 2012）。

知识测试的局限首先在于其内容与覆盖面。哪些方面的文化知识会影响跨文化交际？哪些国家的文化知识会影响跨文化交际？这些都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在英语教学界，文化知识大多局限于英美等英语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需要与英美以外的其他国家人士进行交往。是否有必要对这些国家的文化逐一进行了解呢？ 在进行文化培训时，如何确定文化知识的范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此外，知识不是能力，尽管它有时候可以通过缓慢的过程转化成能力，但有时这一转化不一定会发生。有研究证明被试即便对文化知识掌握较好，也可能不善于将其运用于跨文化交际中（钟华，2001）。所以即便被试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无法判断他是否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仅仅通过被试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来判定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不全面的。知识测试需要与其他评价方式结合，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评价结果。

2.4 文化情境测试

文化情境测试将被试置于特殊文化场景之中，要求被试对该场景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应，选择适当的处理方式，此类工具可以测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行为（能力）部分。DCT（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和SCAS（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cale）可归于此类测试。

话语填充测试（DCT）

Blum-Kulka在1982年设计了DCT（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测试，主要考查被试的语用能力（Billmyer & Varghese, 2000）。测试的每个题目都简要描述了一个场景，要求被试在这一场景中作出最得体的反应。如：你没去上课，需要向同学借课堂笔记，你会怎么说？DCT测试要求被试用言语作答，而非多项选择，因此被试在作答时会受语言能力的影响。后来又有学者陆续开发了选择性话语填充法（MDCT, Multiple-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书面话语填充（WDCT, 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自我评估(Discourse Self-assessment Tasks, DSAT)等。研究表明，这三种方法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好的效度（刘建达，2006）。

社会文化适应性量表（SCAS）

SCAS（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cale）量表最先是被Searle & Ward用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学生在新西兰的适应性研究（Ward & Kennedy, 1999）。后来，Ward和Kennedy（1999）的一项研究中也使用此量表考查了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适应性。SCAS量表由许多问题构成，每个问题包含了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情景，例如：适应气候；适应当地礼仪；问路与寻找方向等等，被试针对每个问题从1-5（1表示没有困难，5表示非常困难）之间选择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一项。该量表可以根据不同的测试目的要求调整量表的题目以获得最好的测试效果。SCAS最先的版本只有16个题目，大多数版本是20-23题。Ward & Kennedy所用的版本包含29道题目，结果表明SCAS量表对驻外人员的文化能力与行为适应能力的测量具有一定信度与效度。

文化情境测试主要测量被试的行为或能力，但它也有局限。对于某一文化情境，不同的人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这些方式很有可能都是适当的。如果测试选用开放式问题，很可能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很有可能都是正确的，这就要求评分者具有相当高的评判能力。如果测试采用选择题等客观题形式，答案选项有时会起到提示作用。即使被试不知道如何应对某一情境，在看到正确答案以后，也可能做出正确选择。这就对题目的命制人员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这四种类型的测量工具各有特点，也都有其局限性。它们分别测量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知识、态度（感情）和行为（能力）层面。从数量来看，性格测试和敏感性测试比较多，知识测试和文化情境测试较少，说明国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量比较注重性格和文化敏感性。

3. 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量及工具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但是自80年代初期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评价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文化测试研究和文化敏感性研究。文化测试可包括文化意识、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张卫东，2010），分别对应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感情和行为三个层面。而文化敏感性研究只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感情层面。

关注文化测试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于外语教学界，如王振亚（1990），钟华（2001），刘宝权（2004），张卫东（2010）等。王振亚（1990）的《社会文化测试分析》是国内较早涉及文化测试的研究。他使用了一套长度为60题的社会文化测试卷，测查了被试在“普通文化”（即社会习俗）和“正式文化”（即政治、地理、历史、文学、宗教等学科）两方面的知识和能力。钟华（2001）等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社会文化能力的调查。调查对象为150名已经通过大学四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学生，试卷分为六大部分，有60道客观题和10道主观题。试卷分为普通文化、高级文化、深层文化和语言中的文化四部分；内容涉及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社会文化知识、文化态度测试、民族性格、词语的文化内涵等部分（前三项为客观题，后三项为主观题）。刘宝权（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跨文化交际与语言测试的接口研究，他设计了一份文化测试试题，将其融入上海外国语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期末考试试卷，根据研究结果，他提出“文化测试势在必行”，并建议将文化测试融入专业四、八级考试当中。张卫东（2010）探讨了文化测试的理论，指出了问题和不足，确定了文化测试的原则、内容和在语言测试中的比重。

国内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价的另一个领域是“跨文化敏感性研究”。我国的“跨文化敏感”研究始于2004年，之后逐渐受到关注（胡艳，2011）。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篇名包含“跨文化敏感”的学术论文，可以得到62条结果，这些文章有35篇是2012年及以后发表的。

研究跨文化敏感性的学者来自教育学、管理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但主要集中于语言学领域。现阶段国内学者对跨文化敏感性的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运用国外比较成熟的量表对中国被试进行跨文化敏感性的测量。如：彭世勇（2006），周杏英（2007），胡艳（2011），赵萱（2012）都使用了Chen和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性量表(ISS,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来测量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性。也有学者在国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设计开发了新的量表和问卷。李冬梅（2011）认为Chen和Starosta的量表不适合用于测量与外国人交往不多的大部分中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她认为，跨文化敏感作为人在交际时的一种情感态度，可以通过设计具体的情境，让受试者选择在此情形下的具体表现或态度来测试。她以Chen总结的跨文化敏感度6个层面的理论为基础，设计了自己量表，共24道题。安然（2011）在国外跨文化传播知名学者的三份问卷基础上合成了一份问卷，调查了中外学生在8个维度上的跨文化敏感性。结果显示，中外学生在7个维度上差异显著。

在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利用了现有的或新开发的测量工具对被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某些方面进行评测，研究重点是被试的能力，很少有学者对测量工具本身进行讨论，也很少有关于测量工具信度和效度证据的报告。然而，近期有学者开始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的开发和质量控制。

彭世勇（2007）通过对173名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调查，在跨文化敏感度所包含的五个层面之间找到了较强的相关关系。他证明了Chen和Starosta开发的跨文化敏感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有效性；同时还证明，采用多层面的测试方式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研究对象在跨文化敏感深层结构上可能存在的差异。

杨洋（2009）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介绍了通过标准化过程开发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的尝试。该研究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确定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结构概念，编制了一套120题的试卷考察被试在知识、态度和能力方面的表现。随后报告了考试施测于两组共248名被试的情况，进行了项目分析、信度和效度研究。此项研究对测量工具的开发、应用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认为对知识和能力的考察可以了解被试在受试时所具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对文化态度的考察可以了解被试的跨文化交际潜力（杨洋，2013）。

钟华（2013）在提出中国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并用量表对264名大学生进行了评测，对量表进行了区分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结构效度，整体信度也较高，达到0.901。吴卫平（2013）在Byram跨文化能力评价模式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大学生ICC评价量表，包括六个主要因子。

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测量工具的研究。但必须承认，此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4. 结论：

在对国内外跨文化交际测量工具进行研究后，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评价涉及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工商管理等许多领域，不同领域的研究关注的重点不同。国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价研究大多是在语言学习的框架中探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试与评估。笔者认为，研究者在关注本领域研究重点的同时，应该打破学科限制，多关注和借鉴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

2. 使用测量工具时要考虑测量目的、测量对象、测量情境等多方面的因素。有的测量工具可以帮助了解并预测被试的文化适应能力；有的测量工具可以了解被试在受试时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要正确理解测量结果，依据测量结果做决策要慎重。

3. 国内评价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很多，有不少学者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测量工具，有自编的测试，也有借用国外比较成熟的量表，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到测量工具本身。自编的测试是否能准确测量被试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国外的量表是否适合中国被试？这些都有待研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准确评价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要先开发高质量的测量工具。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关注相关测量工具的研发。然而，此项工作在国内才刚刚起步，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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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洋：男，（1977-），现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