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四川工业发展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四川工业发展的贡献

王芷依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成都 610072

摘要：抗日战争后党持续对四川地区的工业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指导工作，直至解放战争结束。党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进程对川渝地区工业活动有不同的安排，本文围绕解放战争时期，探究四川工业活动开展与当时国家形势、党的发展的联系。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一）四川工人阶级参与全国抗日活动

1937年7月21日，“四川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成立大会（简称“省抗”），参加“省抗”的除了国民党省党部的代表以外，还有四川实力派的代表。韩天石等“民先”队员虽然不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省抗”，但由于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掌握了“省抗”的中下层组织，起到了一定的核心作用，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迅速地、切实地组织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的要求，成为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省抗”的成立，在全川起到了示范作用。四川各地各界以省抗为例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一批由北平、上海、天津等地转学到四川大学的学生，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也开始在校内校外组建抗日教亡团体。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大众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社、工人抗敌宣传团、少年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宜传团、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群力社、四川妇女界抗日军人家属救济会、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成都市工人抗日工作团、成都市记者抗敌后援会、四川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相继成立。[1]1938 年6月1日，国民党西安当局解散13个救亡团体，使中共四川党组织和进步团体看清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两条不同抗战路线斗争的尖锐性。为此，四川省工委立即组织成都市文化救亡协会、大声抗敌宣传社、四川省妇女抗敌联合会、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大众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社、工人抗敌宣传团、少年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等12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发出快邮代电，要求国民政府急电西安当局，令其恢复救亡团体，释放救亡分子，加紧国民运动，以为抗敌后盾。[2]1938年1月，长江局和党报委员会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武汉失守以后，《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迁到重庆出版发行，在成都设立分馆。

（二）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相结合

抗战后期全国各界民众掀起要求民主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的热潮时，1945年2月20日，国民党特务又在重庆打死电力工人胡世合，造成“胡世合惨案”，激起电力工人和市民的强烈愤怒。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听取了地下党员周公正关于胡世合事件情况的汇报后，致电已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向其汇报并请求指示。周恩来当即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抓住已经激起公愤的胡世合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南方局立即成立专门的指挥机构，由王若飞统一部署，指挥全局，并亲自到特园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要求他们对谴责胡世合事件予以支持。青年组担任组织和联络工作，其他各部门也以此为中心任务，紧密配合。川东党组织根据南方局的指示，设立了秘密指挥部，加强对运动的一线领导。在群众中“荫蔽待机”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立即行动起来，职业青年“据点”派祝公健、丁日初向民盟的邓初民、章伯钧、罗隆基以及民革的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上层人士说明国民党特务杀害胡世合的真相，请他们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并邀请他们参加悼念活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胡世合生前所在的重庆电力公司产业工会召开了全体职工紧急会议，在南方局青年组的帮助下，成立了“胡世合事件伸冤后援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枪毙凶手、惩处帮凶、保障电力职工生命自由、解决胡世合的善后、抚恤家属等8项要求。惨案发生第二天，重庆《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民报》和《大公报》等都及时报道了相关消息，纷纷表示了对特务暴行的愤慨和对工人的声援。在胡世合被特务打死后的10多天里，重庆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广泛动员起来，采取多种形式表示抗议，仅参加吊唁的群众即达20多万人次，许多社会知名人士送了花圈，成都等地工人团体派代表前往重庆吊唁。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民主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枪毙了行凶特务，并为死难工人胡世合举行公祭。至此，围绕胡世合事件而展开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完全胜利。

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活动的开展

（一）工人运动与反内战运动相结合

1945年11月10日，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团体发出紧急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争端，拟定和平建国纲领。14日，重庆机器、纺织、军工、化工、印刷等行业的工人，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民盟、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农业协进社等再次发出呼吁制止内战，撤退在华美军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发表宣言，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商人及一切纳税人，以罢工、罢课、罢市及拒绝纳税的行

为，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迅速撤离中国，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3]

在抗战中得到锻炼的四川工人阶级，在四川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引导下，在争取和平民主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尤其是重庆的工人运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讲究斗争策略，力求每战必胜。中共重庆市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成立了工人运动领导小组，市委书记王璞任组长。工人运动领导小组的任务是：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在策略上，成立了秘密的“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分布在各个行业，在斗争中发挥骨干作用。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争取各方面和平民主的力量。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重庆产业界人士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等人，在茶话会上，毛泽东指出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讲述了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4]四川人民积极支持和平谈判，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不断给《新华日报》、《民主报》等报社写信，发出呼吁，要求蒋介石政府诚心诚意地谈判，不派军队进攻解放区。重庆印刷工人要求国民党当局应将印制的钞票用于开办工厂，发展生产，实行国家工业化，不应用于打内战。四川军火工人提出立即停止为打内战生产武器弹药，政府应当为老百姓造福。重庆人民见毛泽东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不辞辛劳，冒着酷热来到山城，十分关心他的健康，纷纷送去食品、药物，有的还送去电风扇。在重庆一兵工厂工作的张荫堂、高育英夫妇，将自制的火腿送到《新华日报》营业部，请报社的工作人员转交毛主席，表示重庆工人的敬意。[5]

（二）为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贡献力量

正当四川反美运动向纵深发展之时，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平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反美抗暴运动的导火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于12月28日在《新华日报》公布了美军暴行，动员重庆、成都、自贡、巴县、蓬溪、江津、西昌等地学生立即行动起来，贴标语、画漫画、办壁报、散传单、发宣言，抗议美军暴行。

国民党当局为了压制重庆学生运动，一方面于2月5日至8日，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和流氓打手，先后在重庆江北公园和大同路等处袭击赤手空拳的反美抗暴宣传队员，重伤10余人，轻伤多人，制造了二五、二八惨案。另一方面由重庆市警备司令孙元良和市长张笃伦亲自出面，向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施加压力，妄图迫使省委制止学生运动的发展。四川省委不仅没有屈服，而且发动工人和社会各界支持和声援学生爱国行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对学生让步，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答应学生关于严惩凶手、追究责任、赔偿损失、保障学生安全等各项要求。

重庆青年学生的爱国义举，一开始就得到了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持。大游行前，重庆工人、各校教职员工、妇女界、文化界、工商界以及各民主党派纷纷集会，成立“沈案后援会”，发表宣言，抗议美军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1月6日，民生机器厂工人派出代表，打着“民生机器厂抗暴游行”的横幅标语，步行10多里，从江北青草坝到市中区参加学生的游行行列，情绪十分高涨。电力公司和民联书局的职工自动捐款购买橘子、饼干等慰问青年学生。重庆女子师范学院为宣传抗暴而设立的广播突然中断，电力公司的工人自告奋勇前往修理扩音器，很快恢复了广播。有的工人站在街道两边，热烈欢迎游行队伍，并向青年学生献上花束，使大家深受鼓舞。一切爱国力量都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结成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6]

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制造了五二〇血案，五二〇血案的消息传到四川后，重庆学生为了联合各校学生响应全国学联关于以6月2日为反内战日和举行示威游行的号召，5月30日，重庆大学、女师学院学生集会，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市学生运动的机构——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联合会。5月30日下午，“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联合会”再次单独举行会议，作出了扩大组织、扩大宣传的决定。会议决定6月2日罢课一天，进行游行示威，发表反内战、反饥饿宣言。到5月31日，全市已有半数以上的学校开始罢课。重庆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得到了重庆工人、郊区农民、大中学校教师和新闻、文化界人士的同情和大力支持[7]。重庆市6月1日清晨，大搜捕在全市进行，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学运积极分子、进步学生、工运骨干、教授、记者和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等270余人。其中有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长刘定平、学运积极分子等，被捕的罪名是潜伏之共党、特务及其同谋分子。国民党镇压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侵犯人权，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恨。各地纷纷致电爱国学生、教授和进步学生等，表示声援与亲切慰问。在人民群众的坚决反对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重庆反动当局被迫分批释放了被捕人员。

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中共四川组织和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损失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时，新的骨干力量又迅速成长起来。中共重庆市委将

运动中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在6月1日被逮捕后经营救释放的青年学生，组织成秘密外围组织六一社。这个组织发展迅速，不到半年，已有社员三四百人，分布在机关、学校、工厂和附近农村。次年冬天，六一社改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党领导的城乡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8]。治集团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四川党组织指示工人运动要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要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显著成效。1949年1月23日，天府煤矿工人因物价猛涨，又逼近年关，要求厂方增加工资5倍，并组织工人2000余人包围“作孚楼”，经过几天的斗争，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3倍，斗争取得了胜利。2月24日，重庆市国立院校教授决定罢教3天，要求改善待遇。次日，重庆大学、中央工校、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学院等成立“争取师生员工温饱委员会”，声援教授，要求改善待遇。3月5日，重庆《商务日报》工人20余人，因物价飞涨，工资极低，要求报社增加工资未果，举行罢工。3月13日，重庆各大中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为反饥饿、争温饱一致罢工罢教，并组织“争取师生温饱联系委员会”，组织3000多人示威游行，向重庆绥靖公署要求增加工资。同日，成都省立18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全部请假，向省政府要求救济，增发食米。3月30日，《国民公报》编辑和采访记者，为要求调整待遇未成，向报社提出总辞职，致使该报停业。4月10日，重庆市立7所中学教师因3、4月薪金未发，加上物价上涨，自即日起无限期罢教。除重庆、成都外，自贡、犍为、乐山盐场、都江堰电厂、新都县唐家寺西安被服厂、威远县黄金沟煤矿、乐山县裕利丝厂等工人纷纷展开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大中小学教职工、银行职工、店员、报社编辑、记者的广泛参与，标志着四川工人运动已进入全面行动的新阶段[9]。

在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军事攻击的同时，川东、川康各级党组织经过清理和调整，很快恢复起来，遵照上级关于“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从1949年5月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发动群众，加强统战工作，保护城市、工厂、学校防止敌人破坏。1949年7月，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作出了加强国民党军队中的策反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增设铜梁、万县、泸州、涪陵等11个中心县委；加强调查研究，做好护厂、护校保护国家财产和档案材料的工作；积极营救狱中战友等项决定。9月，上级组织从武汉派人到四川，分别向成渝部分组织传达了上级指示：整顿组织，审查干部；停止发展党员；准备有关四川的材料；保护党员干部；在城市中组织进行护厂、护校、保护城市及策反工作，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根据上级的指示，四川各地党组织立即认真贯彻执行，配合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川康。[10]最终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

结 语

解放战争时期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党在四川工业发展成效并不显著，但党在这一时期为四川工业活动的开展、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思想的进步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四川的共产党组织机构、共产党人在四川开展与工业相关的活动符合党中央总纲领要求，并在不同时期予以支持帮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

[1]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96—297页。

[2]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

[3]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7—378页。

[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2页。

[5]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6]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16—417页。

[7]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1页。

[8]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3—424页。

[9]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

[10]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69—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