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美学的体育印迹与思想

 汉代美学的体育印迹与思想

阮卫国

华东政法大学内容摘要：汉代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汉代体育载体中的汉赋、画像石、雕塑、壁画、手工艺品的体育艺术表现视角，结合汉代传统美学思想，探讨与总结汉代美学的体育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汉代美学的体育思想主要包括军事练兵形而下的不朽、寓教于乐流动不居、导引养生形神相亲。

关键词：汉代美学；体育载体；体育印迹；体育思想

1汉代的美学思想

汉起于楚，楚汉文化一脉相承，在文化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伟大的艺术传统，它主导两汉时期艺术的美学思想。南部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楚汉文化依旧保持和发展着远古传统。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艺术领域，汉文化仍然沉浸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1］。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意识形态的大变革，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也日渐融入美学领域，逐渐融合形成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尽管儒学和经学在汉代盛行，“厚人伦，美教化”，“惩恶扬善”被规定为美学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代美学的特点却是没有受到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刚好相反，它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出现的形象画面，极有内涵地展示了一个色彩缤纷、琳琅满目的美学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征服才是汉代美学的主题［1］。

汉代通过宣扬儒家教义和历史故事，通过对世俗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多种描绘表现汉代艺术。汉石刻中历史故事很多，激情性、戏剧性的行为、任务、场景展现了异常深厚的浪漫激情，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整个汉代体育美学的生命就在这里，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在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即使在静态里，也仍然使人可以感受到内在的运动、力量的速度感［1］。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汉代崇武尚勇的风气贯穿于整个体育运动中，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不仅可以练习身体、技能，也能锻炼意志，培养崇武尚勇的民俗风气［2］。

2汉代美学的体育载体

汉赋。汉赋虽从楚辞脱胎而来，然而“不歌而谓之赋”、“赋体物而浏亮”，都是状貌写景，铺陈百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在于极力扬，尽量铺陈社会中的各类事物［1］。张衡在《舞赋》曰：“搦纤腰而互折，嬛倾依兮低昂，……，连翩络绎，乍续乍绝”。张衡描绘的主要是武舞的姿美；傅毅的《舞赋》则展现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韵飞动之美：“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若俯若仰，若来若往”；《汉书·武帝纪》载: “(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汉赋的壮丽之美是盛汉气象的艺术表征，它的“焱焱炎炎，扬光飞文”不但反映出中华民族对辉煌灿烂的壮美追求，还展现了开始自觉地以美来规定社会生活〔3〕。

画像石（包括画像砖）。汉画像石是汉代世袭民间艺术家在石、砖上精心绘制的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雕刻作品。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体育内容包括军事训练、战事、兵器、射箭、武术、体操、蹴鞠、狩猎、斗兽、角觝、戏车、练力、长跑、投壶、导引、乐舞、踏鼓、龙舟竞渡等。由于部分活动与生产劳动和军事界限模糊，以及身体活动特征不明显，以项目特点分类有射艺、武术、体操、蹴鞠四类可以作为汉代体育运动的代表，目前文献可查的有关汉代射艺活动的画像石158块，武术活动61块，体操活动208块，蹴鞠活动24块，出土地广泛分布在各个省份［4］。表现在画像石的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汉代画像石艺术处在草创阶段，显得幼稚、粗糙和拙笨，但运动的韵律感，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反而彰显优越和高明，增强了各项运动、力量、气势的美［1］。

雕塑（陶器）。艺术之始，雕塑为先，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雕塑与审美意识的距离最近，雕塑天然具有审美意识的特质。汉代雕塑注重对现实对象的描摹刻绘，朴实凝重，体现出实用化倾向，对力量之美和生活之美的追求是汉代雕塑的主要审美特征，汉代雕塑是汉代审美意识的重要载体，是汉代人对自我本质力量进行确证和表现的产物［5］。汉代雕塑人体比例的失调，付诸观赏者的“六官”以强烈的动态感，主要的在于汉代艺术那种飞动张扬的精神实质已经无法被艺术构图所包蕴起来，它冲决了所有的外在藩篱而将它的精神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汉代雕塑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时期，体育雕塑作品大多以表现武将等人物为主，着力塑造出人物健美挺拔的身姿和威武雄壮的体魄，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壮情怀，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6］

。如新疆伊犁出土的《武士陶俑》、塑造得极为绚丽而精细，传神而生动；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墓出土的《鼓舞》等，表现了人物奔放的胸怀，展现了生命的动感与活力；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东汉青瓦胎画彩《男舞俑》、河南洛阳出土的东汉《杂技俑》等作品［6］，人物的动作和形体姿势较为夸张，想象力丰富，展现了无拘无束的个性化色彩。

壁画。壁画在我国历史进入文明阶段后逐步取代了岩画和原始壁画，无论在绘制与载体以及壁画内容，还是画幅的规模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其形式也不断地创新。我国古代含有体育文化内容的壁画包括宫室壁画、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和寺观壁画4种形式［7］。汉代是绘画兴盛的时代，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指出：“图画之鉴赏，实自汉始”；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指出：“中国明确之画史，实始于汉。”［8］汉代绘画集各种功能于一身，成为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物质载体，具有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双重特点，形成了以“动”为核心的审美特征［8］。敦煌汉代壁画中保留有射箭、举重、蹴鞠、马术、摔跤、体操等内容；在内蒙古和林格勒墓室和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百戏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弄丸、撞技、舞轮、叠案、飞剑、投壶等；在河南密县汉代墓室壁画中还发现了一幅“乐舞百戏图”，画出墓主人一边宴饮, 一边与贵族宾客观看吹胡角、耍折棍、舞盘等节目［9］。

工艺品（帛画、漆器、铜器）。汉代，朝廷内设“少府”，管理宫廷工艺制造活动，涉及的内容包括帛画、砖瓦、陶器生产、金属制品、玉石雕刻、漆器、铜器、画工、笔墨纸砚、纺织品等，汉代工匠是世袭职业，既然为宫廷工艺品制造业，工匠不计时间、工力，故工艺品的技艺极高［1］。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在《导引图》上的人物动作图像旁边还有题图文字，这是对图像的说明，是世界上最早的身体操练图解。广西省贵县出土的大、小《羽人划船纹》和云南省晋宁县出土铜鼓《羽人划船纹》，以及浙江省鄞县出土的铜钺《羽人划船纹》反映了汉代早期龙舟竞渡的生活场景，湖北江陵市出土篦画《角觝图》，陕西省长安县出土透雕铜牌《角觝图》，成都百花潭出土《宴乐渔猎纹铜壶》，河北满城出土的《铜博茕》，北京大葆台出土的牙质六博棋子［11］。

3汉代体育的美学特征

3.1军事练兵形而下的不朽

汉代推行体育的部分方法是以法治和礼制进行的，据《汉官仪》记载：“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刀、剑。”汉代实行的是征兵制，成年壮丁要服两年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射箭是军事训练必学的内容，汉代画像石中的《张弓图》表现的是汉代人射箭威武的面貌，汉画像石中有大量的《蹶张图》，蹶张是练力的方法［2］。汉代军队重视兵器使用，出现了“武艺”一词，在战场上出现了“斗将”，曹丕在《典论中》提到汉代武艺的三个层次，一是善有手臂，会手搏，二是晓五兵，即使用五种兵器，第三是空手入白刃，即徒手夺下对方的兵器［2］。汉代推崇儒学，儒家哲学没有彼岸，引导人以更大的热情去操持此岸，儒家士人面对死亡，重要的任务不是放弃专修来世，而是以最有价值的现世贡献对后人的记忆力施加影响，儒家用记忆在此岸建立的不朽方式，对逝者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抚慰和激励，表现在军事中就是许诺给士兵一个隆重的死亡，用厚葬肯定士兵的在世功绩，促成了汉代士兵奋发有为、不惧生死的精神，汉代军事训练多以竞技体育为主要手段进而提升了汉代军队的战斗力［9］。

3.2寓教于乐流动不居

汉代军事体育不仅在军队日常训练中盛行，还以娱乐表演的方式在社会上开展，寓军事练习于娱乐之中，形成社会娱乐体育的大发展，这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经过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备战练武，汉代的民众都有崇武尚勇风俗，“角抵戏”得到了大发展，“岁增变，其益兴”，许多军事训练的体育项目演变成了社会上的娱乐活动，既丰富了社会文化，又锻炼了人民体质，同时增强了军事意识，由于具有军事特性，汉代体育娱乐具有猛烈色彩。汉代戏车是高难度的技巧表演，当时社会娱乐表演追求的是勇敢、冒险、新奇、富有创造性，能给人精神鼓舞，表达了汉代社会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汉代娱乐体育的一个特点即是飞动，就是轻盈运动而有活力，它的实质就是追求一种活泼跳跃流动不居的生命的艺术形式。《赵飞燕别传》说她“腰骨尤纤细，善踽步引，”故名飞燕，汉代势若飞动的体育风格美，广泛地联结表征着两汉艺术的时代风格、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9］。

3.3导引养生形神相亲

经过汉初儒学与黄老之学的大辩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养生主张得到了发扬，汉代导引发展引发了养生观念的大发展。帛画《导引图》与《去谷食气》文在一卷帛中，表明当时人相信，练习导引加上去谷食气是可以飞天成仙的，《导引图》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在一卷帛中，表明当时的人是把练习导引与治疗疾病结合在一起的。汉代医书《黄帝内经·素问》第一卷《四气调神大论》认为人调理精神应与自然相和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说，仁者静，仁者寿，是养生的根本，“宁静致远”成为养生名言，《淮南子》中有“形劳而不休则蹶，精用而不已则竭”，嵇康在《养生论》提出：“形持神以立，神须形以存”，行神相依，不可分割

［2］。据此，精神上要淡泊名利，修心养性，健全人格，乐观处世，形体上要呼吸吐纳，起居安适，服食健身，形神并重的养生观念成为中国古代养生的至理名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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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纪成．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6] 王怀义．中国审美意识通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7] 姚重军，薛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概论[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

[8] 刘秉果，赵明奇．汉代体育[M]．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9] 薛锋．我国古代壁画中原生态体育文化特征考析[J]．甘肃科技，2010（12）：164．

[10] 沙滟．敦煌壁画中的体育研究[J]．体育文化导报，2014（11）:158．

[11] 周均平．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作者简介：阮卫国（1979-），男，河南辉县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