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与“自为”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在”与“自为”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崔僖洋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358）

摘要：黑格尔认为个体的人是自在和自为的统一，是整体的和综合的存在。一个民族的存在也是如此，“自在”的东西会始终存在并始终对这个民族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而要想真正获得存在，必须对“自在”存在进行“否定”，在“否定”后实现“自为”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超越“自在”追求“自为”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自在；自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黑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统一，“自在”和“自为”作为两个重要的状态，也贯穿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在千年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自在”存在，为了实现真正的“存在”，中华民族也在“自在”基础上追求“自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原因。

一、人的辩证存在与中华民族的辩证存在

在黑格尔那，人是辩证的存在，人在辩证中存在，人一旦失去其“辩证性”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个体的人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实现个人的真正存在。个体的人集结在一起，就成为群体的人，成为民族，与个体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相一致，一个民族的发展也是处在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从而获得真正的存在。

（一）人的辩证存在

黑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统一。所谓“自在存在”是指人的“天性”，人的自然存在和本能反应，是人生而就有的规定性，这种天性与动物天性无异，比如，婴儿生下来就会啼哭，困了就要睡觉，饿了需要吃东西，遇到危险会逃跑。“自为存在”则是指人在“自在存在”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目的、意识、思维等等倾注到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通过否定“自在”的规定性，使自身获得超越“自在”存在的新的发展，实现“否定之否定”和人自我的新的“规定性”，人和动物也因此得以区分。黑格尔认为人是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辩证统一，人只有通过否定和打破给定的“天性”或是“习惯”，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辩证的人，如果他不能“计划”或“造就”自己，使自己成为“新人”，那他就不是辩证的人。

总之，人之所以是辩证存在的，就在于他的否定性，他再否定自己“自在存在”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的造就自己的“自为存在”，由此实现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新的飞跃和发展。换句话说，只有人在其生存中和“显现”中包含着否定性的因素，人才能被称作完全的综合的现实的“自为”的人，否则，个人就无法得到“显现”，人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二）中华民族的辩证存在

个体的人的存在是辩证的，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作为个体集合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辩证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深厚的“自在”基础，也经历过不少为超越“自在”而进行的“自为”尝试。我们的民族也是在不断的“打破”和“否定”中，在“自在”的基础上进行“自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发展的。

举例来讲，晚清以来，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东西方两大文明由此相遇，中国人民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新道路”，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新路。正是由于不囿于传统和封建思想，不拘于“自在”的规定性，不一条路走到黑，敢于在“显现”中展现“否定性”，中华民族才能实现“自为”的新的发展，实现“自在”与“自为”的辩证地统一。

二、历史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在”基础

黑格尔所谓“自在”不仅仅是指生物遗传意义上的“天性”，也指由于习惯或是自动地按照传统在人身上所产生的烙印。历史文化传统就是这样一种烙印。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儿女已经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运思方式、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等，历代中华儿女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这种“自在”存在的学习和传承。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内在地影响着中华儿女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内容能够与中华民族的“自在”基础即文化基础相互融通。

（一）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宇宙观的会通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另一种是辩证法的宇宙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历史，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却不约而同地倒向“辩证法”，尽管儒学主张的朴素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实践辩证法不尽相同，但这种相似性，无疑内在地展现着二者之间的会通。

儒家传统的辩证法观念，可以追溯到《周易》。“易”即可以理解为与“变”内在相关，正是变化的称谓。《周易》中有许多关于变化的观点，“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生生之谓易”，这些观点都在讲“变化”，可以理解为辩证法观念的起源。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易”与“不息”实际上是变易与不易的统一，这也正是辩证法的真谛——肯定“变”的绝对性的同时，承认“不变”的存在。

马克思所主张的宇宙观我们并不陌生，马克思也曾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是从事物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恰恰与“变易观念”内在会通。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价值追求上的融通

“大同”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社会愿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追求，“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这二者构都包含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价值追求上的融通。

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大同”来认知的，虽然这在当时的情境下也许是为了方便本国人理解外国思想，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二者的内在融通的可能性。《礼记·礼运》中对于“大同”社会有详尽的描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根据以上两段描写，我们不难看出，“大同”理想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都历史的扬弃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对立，可谓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个体与群体是相辅相成的，这二者追求的也都是“和谐”的生活状态。“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同构性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价值追求融通的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思维方式上的相似

除了宇宙观和价值追求上的会通，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表现出孔子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感，孔子认为，时间是评判历史进程的尺度，是人类进行实践的工具。荀子有言，“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其道一也。”讲因时制宜，有所变动。与儒家这种格外重视“变易”的思维方式相类似，马克思主义也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发展，因而能够正确的看待人类社会的更迭，正确地评价资本主义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科学的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历史地看待事物和解决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性，二者在思维方式层面实现会通和契合。

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自在”存在的基础，也渗透在中国人的“天性”之中，无论是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中国人都有着特有的传统，中国人砍不断，抹不去，也正因为传统文化中和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内在会通的地方，中国人才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在”与“自为”相统一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包含两个维度，“民族化”和“时代化”，“民族化”面向历史，“时代化”面向未来，将“民族化”和“时代化”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一方面，封建统治制度存在显得日益不合理，但是封建专制势力仍然苟延残喘，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动用各种力量维护自身统治，甚至不惜与西方列强狼狈为奸，压榨本国百姓，企图通过改良的方法继续维护和延续统治，获得重生。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西方列强与本国封建专制势力勾结起来，使本国国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局之中。

总之，近代中国和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为摆脱困境与危机，中华儿女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法。中国人民对于自己的“自在存在”在这时已经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中国人民开始寻求不用于以往的新路，也就是开始尝试进行“否定”。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民族发展的“自为”选择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上寻找中国所需要的先进文化，以求拯救国家和民族。但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宗教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民主派的学说，都不能真正的救国救民，中国人民也不愿走西方人走过而且走成功了的那条路，中国人民必须找到更为科学更为先进的文化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就在这时，俄国革命取得重大胜利，这也给深深陷入困境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有了内在地联系，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从而将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结到了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这种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介质也是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一场进行“否定”的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此不再寄希望于封建的帝制和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意识到惟有立足于自身的“自在存在”，对其进行“否定”和“超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进行从“自在”走向“自为”所利用的手段，也是中国人民摆脱“自在”存在，否定“自在”存在，超越“自在”存在的最终结果：以“自在”存在为思想基础，在各种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要继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将二者融合，对传统的“自在存在”进行“否定之否定”，在发展道路，发展方向上实现“自为”。

从黑格尔人的辩证存在思想中，我们不止看到了个体的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走向，我们也能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面临困境或是抉择是所进行的类似做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时面临困境的中国人民进行的“自为”选择，正是在这种“自在”与“自为”的统一中，中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