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前期美国劳工专项计划

冷战前期美国劳工专项计划

赖颖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200

【摘 要】在美国劳工外交史领域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本文在研究视角上以小见大，在原始档案文献、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个案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以美国劳工专项计划（The U.S Labor Attach Program）为主要研究对象，叙述美国劳工专项计划的源起及在欧洲的实践，论述劳工外交在冷战前期的美国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关注劳工外交，关心劳工的利益和需求。

【关键词】劳工外交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冷战

一、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外交格局及劳工专项计划的源起

为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美国提出了战后外交政策以遏制共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总构想。劳工力量在美国对外实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组织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掌握了不同时期的政府权力的趋势变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有组织的劳工群体已经被认为是国内政治中的有形力量。20世纪40年代，迅速加剧的“美苏争锋”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对苏联争取“赢得欧洲工人的心”的政策采取激进的意识形态反应。在此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实行一种新型的外交手段——劳工外交，开始于1943年的美国劳工专项计划（The U.S Labor Attach Program）就是美国劳工外交的一次重大尝试。美国劳工专项计划开始于1943年，并在二战后得到了组织和加强，以应对新兴的劳工精英在世界各地争夺权力的需要。美国劳工专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向全球主要国家派遣劳工专员，劳工专员的任务主要有两个：（a）使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了解外国劳工精英的价值观、需求及愿望，了解外国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工群体的组织职能；（b）向美国传递外国劳工的信息，以便在劳工去群体中间树立对美国的有利态度。20世纪50年代末期，劳工在外交领域中的战略重要性不断增长，美国劳工专项计划随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53年，美国在全球派遣了多达 33 个全职劳工专员。[1]

二、美国劳工专项计划在欧洲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决策层认为欧洲大陆是共产主义威胁最甚的地区，他们将劳工外交的主战场选定为欧洲相关国家。在相关欧洲各国中，英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分配给英国的劳工外交官中，有三位在劳工外交领域的杰出人物：塞缪尔·伯格（Samuel D. Berger），威廉·高斯曼（ William C. Gausmann）和约瑟夫·戈德森（Joseph Godson），这三位都是美国劳工专项计划向英国派遣的劳工专员。这些人不仅是英国冷战时期一流的劳工事务分析人员，而且也成功地履行了美国劳工外交的干预主义使命，渗透了英国劳工运动的最高梯队，煽动反共活动和宣传美国劳工价值观。

塞缪尔·伯格是伦敦第一位美国劳工专员，同时他还是美国劳工专项计划的重要组织者。伯格是威斯康星大学著名劳工学者塞利格·珀尔曼（Selig Perlman）的前助理，在 1930 年代后期短暂地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于1942年以主管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2]租赁工作的劳务专家的身份重返英国。他是约翰·吉尔伯特·温南特大使馆中唯一的官员，除了熟悉温南特本人外，他对英国的劳工情况一无所知。在处理租赁工作之余，伯格还与达拉姆矿工的萨姆·沃森（Sam Watson）等有同情心的劳工领袖建立了友谊，以此逐渐熟悉英国的劳工情况。在美国劳工专项计划开展之前，伯格就预见到劳工专员的两项主要职责。直到 1945 年 12 月，伯格本人才正式被任命为伦敦劳工公使。伯格正确地预测了英国1945年大选的结果，从而为他自己和整个劳工外交领域赢得了荣誉。[3]

1949年，威廉·高斯曼（William C. Gausmann）作为担任欧洲复兴计划机构经济合作局的劳工信息官到达伦敦，宣传欧洲复兴计划。高斯曼来到伦敦之后开始从事宣传工作。在他给欧洲复兴计划机构经济合作局总部的月度报告列出的众多活动中，有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进行的有关马歇尔计划的广播，有向英国工会联盟（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的研究部门提供了有关美国纺织业最新技术发展的信息，有在苏格兰工会上发表的讲话。[4] 高斯曼在恢复与英国劳工的联系方面具有突出贡献，在这方面，他与《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Commentary）杂志相关的社会民主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然而，高斯曼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宣传欧洲复兴计划，高斯曼还更加积极地打入劳工组织的内部。在英国，高斯曼监督了受共产党影响的谢菲尔德和平大会（Sheffield Peace Congress）的筹备工作；在南威尔士，高斯曼与南威尔士的共产党秘书伊德里斯·考克斯（Idris Cox）就马歇尔计划进行辩论。同时高斯曼还与英国工党和英国工会联盟的主要官员就发展针对共产党和平运动的反攻进行了无数次讨论。

[5]到1953年，高斯曼对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非常之深，以至于他可以向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送了有关该主题的书籍的提案。[6]总体而言，高斯曼是英国在冷战时期最富有活力和经验最丰富的反共政治战争的代表之一。

1952 年12月，戈德森从渥太华转移到英国，此时美国的劳工外交正面临着危机。尽管伯格和高斯曼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随后的劳工专员很难打入英国劳工运动的圈子。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领导的工党的复兴。尽管贝文经常否认自己是反美主义者，但他对大西洋同盟的一再质疑影响了包括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政治官员在内的许多观察员，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新现象的最令人担忧的方面是，贝文在工薪阶层中的个人知名度非常之高。此外，朝鲜战争使英国担心全球核战争，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盛行更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反美情绪。然而，戈德森似乎对他面临的挑战完全不畏惧，戈德森迅速为他的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抵达伦敦的一年之内，他为前往伦敦的美国劳联代表团举行了一场大型聚会；出席斯德哥尔摩的自由工联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几乎所有的劳工领导层都被邀请参加；安排林肯·埃文斯（Lincoln Evans）等右翼工会主义者与奉行美国自由主义的埃莉诺·罗斯福 （Eleanor Roosevelt）[7]在伦敦举行会议；确保反共的拥护者亚瑟·迪肯（Arthur Deakin）和阿尔弗雷德·罗本斯（Alfred Robens）在访问美国时得到了美国劳联和产联的红地毯待遇。[8]除了从事这种公开的外交行动外，戈德森还忙于幕后发展更多的劳工力量，如矿工领袖萨姆·沃森（Sam Watson）（其女儿后来嫁给了戈德森的儿子）和 1955 年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英的美国劳工专员在1955年3月举行的工党领导人会议上就将贝文驱逐出党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这也许是美国劳工外交入侵英国内部政治的最生动记录。[9]

三、小结

美国劳工组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就经济与社会境遇而言，劳工饱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理应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就国民身份而言，劳工是美国这个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国家的动荡也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利益。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格局动荡不安，美国和苏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争夺势力范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股势力的斗争中，劳工通过其自身的特殊身份在外交领域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美国学者赛米昂·拉森( Simeon Larson) 曾经指出:“劳工外交政策在本质上常常是模糊不清和空泛的。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具体哲学的基础之上，而是按照政治的实际需要而出现各种变化。”[10]可以说，20世纪40至60年代是美苏两股势力对峙的激烈时期，美国劳工外交在此时间段内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苏对峙的势头逐渐放缓，劳工外交逐渐不受政府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发展势头放缓。可见，劳工外交发展的好坏与否与美国政府政策的需求及政策制定者对其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1] Philip M. Kaiser,Journeying Far and Wide:A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Memoir,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2,P117.

[2] 埃夫里尔·哈里曼:1941年出任美国总统派驻英国的特别代表，后任驻英船运调整局和生产与资源局联络代表，主持执行《租借法案》。

[3] Herbert Weiner,interview by Roger Schrader,18 June 1991,Labor Diplomacy Oral History Project.

[4] William C.Gausmann, 'UK Activities Reports' to Joseph S. Evans and Harry Martin,15 September 1950 and 15 March 1950,Records of US Foreign Assistance Agencies,RG 469,National Archives.转引至Hugh Wilford,”American Labor Diplomacy and Cold War Britai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7,No1.(Jan.2002),pp.45-65.

[5] William C.Gausmann, 'UK Activities Reports' to Joseph S. Evans and Harry Martin,17 November 1950 and 1 February 1951, RG 469, National Archives.转引至Hugh Wilford,”American Labor Diplomacy and Cold War Brita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7,No1.(Jan.2002),pp.45-65.

[6] William C.Gausmann to Hans Speier (Rand Corporation),1 June 1953, Gausmann Papers.转引至Hugh Wilford,”American Labor Diplomacy and Cold War Britai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7,No1.(Jan.2002),pp.45-65.

[7] 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妻子。

[8] Joseph Godson to Arnold L. Steinbach,3 July 1953,29 July 1953 and 13 November 1953,RG 84,National Archives.转引至Hugh Wilford,”American Labor Diplomacy and Cold War Britai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7,No1.(Jan.2002),pp.45-65.

[9] Jane Williams and Hugh Gaitskell,The Diary of Hugh Gaitskell,1945-1956,London:Cape press,1983,pp.384.

[10]Simeon Larson,Labor and Foreign Policy,New Jersey: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74,p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