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可测性及对生产率传导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的可测性及对生产率传导机制研究

邓灵昭,楼洁[1]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互联网技术为数字经济在全球广泛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对于数字经济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认知，但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已日益凸显。源于GDP的计量措施并非为数字经济设计。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加，专利质量得到提高，创新能力因而得以增强。但数字经济的确会产生新技术生产力悖论效应。政府可以通过发挥其他要素的互补性效应，来加强数字经济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数字化人才技能培养等。

引言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业态，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为我们的优势产业赋能高效的数字化云图，提升实体经济的产业优势，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发展。与传统产业相比，可以叠加在其他产业之上，这是数字经济最大的优势。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前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结构失衡等困难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原因就在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确定了方向，要把“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基本工作任务。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的质量体现为效益的改善，而效益的改善则来源于高科技领域的革新；宏观方面，由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模式要向创新驱动转变，要能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蕴含着数字经济的创新潜力和发展动力。

文献综述

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数字经济(DigitalEconomy)衍生自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它引发了社会和经济的全面深刻变革，这不同于农耕时代的农业经济，也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工业经济。其核心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在这个阶段，数字化的技术、商品和服务，多方向、多层次、多链条地向传统产业加速渗透，也就是产业数字化；推进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壮大，比如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建设和服务，也就是数字产业化。当然，政府的治理数字化，也是重要构成因素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包括使全要素生产率增加，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在成为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的同时，数字经济将深刻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Dahlman等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数字经济将推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将会提高，交易成本将会降低，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将会增加；但由于要避免双刃剑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建设也需要更加谨慎，否则可能会诱发“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随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不断成熟，数字经济有效地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数据已经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同等的生产要素。

问题的提出：基于生产率悖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就通过研究发现：加强对电脑设备的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有显著的促进，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劳动生产力水平。这一说法直接催生了生产力悖论这个经济学名词。所谓“生产力悖论”，抽象地说，就是盲目地、非理性地对生产力进行“人为”的开发。它的破坏性程度不同，是相对于整个自然系统而言，伴随着“人为”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消极现象。由于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生产力悖论使经济学家无所适从。如果趋利的企业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你会期望它们能够看到收益。但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IT的投入，企业不断加大投入，可衡量的收获微乎其微。因此，既然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基于发达的信息技术，那是否会出现数字经济生产率悖论？如何对数字经济进行科学测量和界定？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数字经济可测性问题

在衡量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总体经济活动方面的问题上，不同国民核算身份可以在一定测度条件下进行调节。而对于数字经济来讲，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进行统计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基础经济指标的构建并不是基于广义或狭义数字经济构想的。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描述：互联网平台缺乏对数字经济的通用或公认定义，缺乏适当的部门化或行业分类，将数据视为产品的形态与当前做法相冲突，在区分数字部门和数字经济方面不严谨等一系列问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数字经济看做一种数字化服务的电子商务测量指标。图1总结了数字经济的不同界定范围。OECD的电子商务数字经济范围是最狭隘的，被包裹在图1最里面的一层。Voorburg Group认为所有的数字交易都属于数字经济，作为第二层图形。Cooper和XU提出的第三层数字经济包含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服务和区块链等范围。

数字经济促进多元化协同创新

传统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数字化，重构了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优化整合了创新资源、扩大了企业产品的销售规模、缩短了产业链的空间距离、扁平化了企业组织架构、降低了管理运营成本、提高了企业自主研发的盈利空间。此外，电商形式的销售方式拉近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消费者对产品信息能够进行实时反馈，降低了企业研发设计部门搜寻需求信息的成本，像打造网络化协同研发平台一样，及时将需求信息的变化传递给研发端，让企业的创新与市场需求更加契合。同时，以大数据分析挖掘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通过对生产制造工艺的改进，能够对生产线出现的问题进行准确判断，使产品品质得到提升。在如今和过去相比，信息更加透明，这导致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垄断依然存在，倒逼企业不断从事技术创新。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过程中，通过关联效应，以自身技术水平的外溢带动国内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以及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培养创新能力。同样推动创新的还有政府的科技投入。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税收优惠，政府科技投入都向市场上的企业释放了良好信号，为企业减少研发费用。优化产业结构对创新也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数字化管理、数字化改造，引导区域以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区域创新，这促进区域内现代服务业的拓展。研发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研发人员的投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区域技术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产品虽然是创新的常见代理工具，但创新也分为多个结构，新产品所体现的可能是技术功能上的创新，也可能是视觉效果上的创新，而技术的创新比其他创新含金量更高。过去的研究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解读。数字经济变量在统计意义上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是显著的，对三种专利的影响也都是正向的。发明授权量比实用新型授权量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众所周知，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是三类专利中最高的，其次是实用新型，而外观设计专利的技术含量是最低的。这一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具有较高含金量的高质量的创新，发展对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显著的。这或许表明，消费者在参与某一产品的研发设计过程中，不仅仅是在产品的形状、图案、颜色或款式上提供意见，而且在产品质量、功能、生产工艺等方面，也会对产品进行改进，从而为企业的改进创新做出多方面的贡献。

数字经济影响生产力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既代表了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经济社会的基本事实。有鉴于此，本部分首先分析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如何影响经济微观主体，在理清微观机理后，对互联网时代下各种新兴技术的广泛渗透，以及新经济形态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数字经济在本质上仍然具有较高的技术属性，这一点不用质疑。所以在分析时，首先要考虑数字经济的技术属性所带来的影响，然后将这种影响扩大化，对整体经济形态进行分析，如互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这个思路下，微观上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成本。这一部分的讨论也就从成本开始说起。企业成本形成了以下新特点：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这是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的不断渗透造成的。其中固定费用来自两方面：一是包括新产品开发投入的费用、人力、材料等，产品的前期研发费用较高；二是免费和补贴策略吸引用户所消耗的费用。前者是投入后勉强收回或改变的沉默成本。后者由数字经济特性所决定，企业用户规模达到临界容量后，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将触发正向反馈，实现强者愈强、为企业带来更多利益的马太效应。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的特点使得行业平均成本逐步降低，而规模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并对企业产出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带来企业产出增加的同时，也让企业开始重视多元化生产的产品——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有学者指出，由于将范围经济发挥到极致，数字经济时代在自己的产品之外，开创了伴生的利润来源，这一盈利模式得以实现。传统的范围经济是指制造商的范围而不是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即当同时生产两种或几种产品的成本低于每一种产品分别生产所需成本的总和。而数字经济则可以低成本地进行多元化经营，依靠用户在某一主营业务上的积累，获取更多的利润来源。目前典型的互联网公司都有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以即时通讯为主要业务的腾讯，但同时拥有多种衍生业务，如邮件、新闻、游戏等，而后者都是以主要业务平台为基础，所以总平均成本较低，同时企业积累的大量用户资源也使得新业务易于传播，用户易于接受。

在以上两个方面中，规模经济描述的是产量与平均成本的关系，而范围经济描述的是产品种类与平均成本的关系。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是两种不同范畴效应的融合。规模经济是大幅度提高产量，依靠大规模的公司产生降低平均固定成本；范围经济则可以使满足不同需求的多种业务或产品出现在行业中。这样，消费端的长尾效应再度形成。

构成数字经济主要经济环境的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说明需求的多样化是被激发出来的，但是规模的扩大和逐渐多样化的产品类型产生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冗余的信息使得经济体系更加复杂，并带来了新的匹配问题。而新兴技术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则提供了经济市场匹配问题的优化路径。第一，增加了资讯的效力。互联网等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连接功能，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能够很好的将供需双方进行匹配，将繁琐的数据变成有用的交易信息，使得供需之间的差距得以减少，匹配效率得以提升。第二，新的价格机制已经产生。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传统经济市场中具有相对独立性，需要依靠价格来协调决策。价格的作用之一在于传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供求信息，前文已经提到，在制定价格方面，互联网和其他新兴技术能够更好地提炼出更精确的有效信息。滴滴出行采取的动态定价策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动加价。当汽车的需求量超过了供应量，通过这个溢价算法，打车市场的供求平衡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调节的。从交易成本来看，这两条路径也降低了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决策成本等开支。可以认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让企业获得多样化的服务或产品，同时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结论

本研究回顾了数字经济可测性问题，发现源于GDP的计量措施并非为数字经济设计，由此造成一系列生产效用统计结果将有偏差。此外本文解释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促进作用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加，专利质量得到提高，创新能力因而得以增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即新的投入要素、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新的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结合形成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模式。数字经济的确会产生新技术生产力悖论效应。对于政府的建议，可以通过发挥其他要素的互补性效应，来加强数字经济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比如对于数字化人才技能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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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邓灵昭，男，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主任，博士，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楼洁，女，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专业主任，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技术、跨境电子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