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评价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伏尔泰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中国的社会秩序、工艺品陶瓷和丝绸等都被视为高度文明的产物。然而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认为“中国人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占据中间的位置”，“假如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那么它也只能是粗略加工过、而且仍然是一个野蛮的文明”，中华民族被描述成“一个了无兴趣、不自然和不文明的‘猪眼民族’，对他们，你尽可以嘲笑；他们还是‘打伞民族’，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