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柯“治理术”的思考

关于福柯“治理术”的思考

石芳穗

昆明市社会科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在现代社会当中，福柯最为关注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之间的复杂关联就体现在其关于“治理术”的阐述当中。权力技术使国家统治有了合理性渠道，当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相互交织，治理术就在权力—知识的关系分析中找到了理论基础。福柯的治理术为我们反思实践理性、生命政治与现代权力提供了切入点。

关键词：福柯；治理术；技术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力，但是当马基雅维利的反对者希望将治理的理性从君主及他与其统治的王国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域分离出来，现代政治思想开始了它的重大转折。他们试图摆脱治理术与君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尝试探究治理技术自身所固有的理性。福柯对“治理术”的分析是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始的。他梳理了治理技术从传统的司法权力到规训权力和安全模式的过渡，致力焦点从“领土”到“身体”和“人口”的变迁，以及西方社会从“司法国家”经由“行政管理国家”，最终走向“自由主义阶段”的转型历程[1]。

借助对佩里埃《政治之境》的分析，福柯详细阐述了治理的艺术应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治理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治理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以及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按照佩里埃的说法，治理的艺术应该包括“治理”和“治理者”是什么意思、治理的实践多种多样、所有其他种类的治理都内在于国家和社会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勒瓦那将治理艺术的形式分为自我治理的艺术、治理家庭的艺术以及统治国家的科学三个方面。对家庭的治理，即正确地经营家庭中的个人、物品和财富，使家庭繁荣，这种治理也应当称为“经济”。这就确立了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把经济引入到政治实践中。引用文中卢梭的话说，就是“这样一来，治理国家就意味着施行家政”。福柯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家政”，“治理家务或治理家庭，其实质并不是卫护家庭财产；与治家关联的其实是组成家庭的每个人，以及他们的财产和幸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治理国家不再只是涉及到领土问题，还有人与物构成的复合体。治理的对象从国家，到孩子、家庭甚至一个人的灵魂等等进行了转变。

17世纪，治理理论受到阻碍，但通过人口问题的出现找到了出口。马基雅维利的反对者们认为治理不仅局限于国家和领土，这并不意味着主权问题被抛弃了。相反，“人口治理的概念使得主权基础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同样，它也使得发展纪律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实际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人口的治理，就是对人的生命或生活的治理，国家还同时关注到人民的灵魂，当国家把管理人的身体和管理人的灵魂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新的国家理性，人口问题开始成为权力技术的主要对象。也正是这两方面的治理，使得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最后福柯在总结的时候写道，治理术可以说是“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在15、16世纪转变为行政国，而现在逐渐‘治理化’了”，这就阐述了通过这种新的国家理性，西方国家从司法国家到行政国家再到治理型国家的发展和转变。

但是，我们也要思考，在这种国家治理当中，权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便回到了权利技术与自我技术复杂关系的问题。“牧领、新的外交-军事技术，以及治安”就是福柯认为治理在权力领域得以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福柯在中世纪的宗教牧领权力关系中看到个体与全体的关系轮廓，治理人的艺术由此萌芽；而外交-军事技术的应用，使得国家治理的合理性是在不断变化的国家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寻求平衡与发展的稳定关系；治安则是通过公共管理来实现，公共管理所关注的是不仅仅是国家，还有国家中所有人口及其全部的幸福，它治理的关于人们相关共存的所有关系形式。当人口因素与国家通过治理的关系联结在一起，权力技术与自我技术便产生了一系列复杂关系。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中将 17、18 世纪以来的欧洲， 即所谓的现代欧洲， 看作一个逐渐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监狱群岛，每个人都处于权利的掌控之下，人们无法防抗。但是，在《治理术》中，国家对人的各方各面的管理，甚至把人口作为整个国家政治思考的中心，被看作是国家治理方式的进步。这当中涉及到一个关键概念——自由主义，也表现了福柯描述的内在理性分析的转变。在《规训与惩罚》中，个体的自由失去存在的空间和可能，但是在治理术的阐述中福柯似乎又在寻找一种自由在权力关系中存在的可能性空间及其存在的地位。这是否存在矛盾呢？这就要借助福柯分析的一个关键概念——自由主义来分析其中的内在逻辑。

福柯对于治理术的谱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呈现的是18世纪以来西方延续的治理艺术的发展和变化，权力依靠国家理性不断寻找合理的治理方式，治理术思想的不断变化也为自由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自由主义不断滋生。自由主义不仅是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个人权利和行为自由，还是一种参照某个经济理论或法律制度对治理理论和活动进行批判反思的原则、方法和实践

[2]。18世纪出现的治理的内在调整和限制，使得政治经济学要求被称为国家理性的治理术重新确立治理手段来实现其目标。自由主义首先把市场看作是经由国家划定和监管的经济特区内的一个准自然领域，政治经济学连接的是经济和人口，所以它承认市场的自发调节。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用以平衡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福柯更多强调的是自由主义需要对个体实施种种及其强制性的技术，以作为个体从别处获得的一种经济和社会自由的平衡力量[3]。而且自由主义的产生，恰恰可以说明福柯在“规训”与“治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矛盾。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治理的核心是人口，人口作为一个全体概念，与个人有所区分，治理的目的就不是在于控制个人使其臣服于权力，而是通过前面说到的公共管理的方式处理人们相处的所有相互关系形式，利用一整套的政治技术对人口作整体的规划、统计或者调整等。这与“规训”中关注的个体就有区别，在这种治理下，个人不是规训权利下的个体，而是在人口中拥有自由权，不会被权力完全控制的个体。由此即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权力应用中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应该谨慎地思考，当国家把人口作为治理的一个基本因素，人口被总体地协调和规划，虽然表面上与规训权力下个体没有自由不同，但是这样的治理会不会是一种新型的专政？18世纪以来，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生命政治”也试图向治理实践提出对市民社会及其人口进行合理化治理的问题，这正是表明了国家越来越介入到个体的生活与生命，生活问题、生命问题对政治权利来说越来越重要。就像生命政治最初的形式牧领那样，希伯来的牧领对生命持续的关注、照看、喂养和改良，施加于每一个生命个体之上，尽管他们长期处于政治范畴之外，也带来了最初的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但是这样深入到人口中的个体的生活、生命的政治治理，在为个体创造福利的同时，是否又如同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把个人局限其中？这种作用于复杂情境中的微观生命权力支配的治理术，应当带来现代国家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周慧. “整体和单个”:福柯的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系谱研究[J]. 外国文学, 2016(2):90-100.

[2] 莫伟民. 福柯与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J]. 哲学研究, 2012(10):84-90.

[3] 安婕. 福柯的治理术研究[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4] 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