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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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背景下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胡静寅1,2,罗守烨1

1.兰州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甘肃省兰州市,730020;2.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兰州市,730020

摘要本文基于甘肃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规划,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通过对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标其他省份,发现甘肃省目前存在传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信息传输网络铺设范围有限、新基建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等短板,并提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甘肃省;数字经济;信息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n Gansu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Hu Jingyin1,2 Luo Shouye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730020; 2. Gansu Busines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City, Gansu Province, 7300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14th Five-Year"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Gansu Province, this paper aims to create new advantag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Gansu Province currently has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low level of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limited scope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networks, and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system,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f Gansu Provi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Key words: Gansu Province; digital economy;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调整,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新经济形势下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之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是中央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作出的战略部署,为我们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指明了方向。作为创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容小觑,无论是数字产业化亦或产业数字化的倡议,都对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我国众多地区信息基础建设能力带来更多的考验。甘肃省作为我国数字化体系“攻坚克难”的代表省份之一,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不仅关乎我国信息系统整体能力的提升,而且对甘肃省是否能拔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层次至关重要。但是,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尚存在着例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新基建进展缓慢及互联网建设程度低等问题,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制约。

学界对于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成果颇丰,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数量居多。总体来说,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人均GDP的提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收益增长、交易成本降低、产出效率跃升、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效应等(Hardy

[1],1980;王宇新和刘贵[2],2010;陈亮等[3],2011;唐娟莉[4],2017;王帅和周明生[5],2018;孙早和徐远华[6],2018;徐宪平等[7],2020;黄书雷等[8],2021)。基于以上成果,Lars-Hendrik Röller和Leonard Waverman[9](2001)、李波和梁双陆[10](2017)进一步从空间维度拓展信息基础设施可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带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度越高,信息密度则越高,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越显著。庄雷和王云中[11](2015)也补充了信息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需要配套设施持续进行投资方可有所成效。

综上所述,信息基础设施的既有成果虽然十分丰富,但针对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乏善可陈。基于此,本文以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找出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现存的短板,分析其背后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通过系统性研究为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2、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中的短板

2.1传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

2007年以来,甘肃省信息社会建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7年,甘肃省信息社会指数(ISI)达到0.3912[1],但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名为倒数第2位;2020年甘肃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19.3,位居全国第24位。可见甘肃省仍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阶段。

传统的邮电业务方面,营业网点、业务总量、用户数量等基础性指标甘肃省的排名均处于全国后列。2020年甘肃省邮政营业网点5991处,占全国的比重为1.72%;邮政业务总量47.13亿元,只是全国平均水平679.13亿元的1/14,电信业务总量2557.64亿元,仅占全国的1.87%,在西部12个省市中排名分均为第8名,仅高于宁夏、青海和西藏(见图1、图2);邮路总长度20.55万公里,只有全国的1.67%。

1  2020年西北12省邮政业务总量排名(亿元)

2  2020年西北12省电信业务总量排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2信息传输网络铺设范围有限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是设备与外界通讯交流的出口之一,可有效反映一国或地区的信息传输能力。2020年甘肃省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为1460.6万个,与全国互联网建设前10的省份相差巨大(见图3)。受此影响,尽管2014--2020年甘肃省城市宽带接入用户从175.2万户增加到595.4万户,年均增长19.1%;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从38.7万户增加到336万户,年均增长36.17%;相应地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从2815.26万GB快速增长到319035.2万GB,年均增长率高达96.55%(见图4),但是这三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均不超过2%。可见,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甘肃省信息网络覆盖深度广度、宽带普及水平、业务应用水平仍然处于低位。

3  2019年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排名(万个)

4  2014-2019年甘肃省互联网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甘肃省发展年鉴。

2.3新基建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新基建方面,大数据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和领域,国外很多政府都成立专门的机构来推动其战略发展。为贯彻和执行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甘肃省结合实际需要于2015年建立了覆盖全省的精准扶贫大数据服务平台,兰州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市委市政府直属的大数据社会服务管理局。[2]但从机构设计运作来看,存在着顶层设计空缺、统筹协调不足、各市州在大数据建设方面各自为战、浪费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投资力度也远远落后于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的贵州等省份。 根据工信部2020年公布的《2019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报告》(见表1),甘肃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为63.5,在潜力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青海省,在全国的排名也必在末位。

1  2019年中国分地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

广东

北京

浙江

上海

福建

山东

四川

江苏

79.4

77.5

74.7

74.5

72.8

71.8

70.0

69.3

区域指数均值

73.8

安徽

天津

辽宁

湖北

重庆

湖南

江西

陕西

76.7

76.1

75.7

74.7

73.9

73.7

73.5

73.0

河南

河北

海南

吉林

广西

贵州

72.7

72.7

72.7

72.4

70.9

70.3

区域指数均值

73.5

山西

黑龙江

云南

宁夏

内蒙古

新疆

甘肃

青海

67.6

67.4

65.7

64.8

64.3

64.0

63.5

62.9

区域指数均值

65.0

注:分地区综合发展指数采用灰色关联评价方法。按分类指导原则,将全国各省(区、市)分为领先省份、中间省份、潜力省份三个梯队,不同的梯队赋予不同权重数值测算。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报告。

由以上分析可知,甘肃省的信息基础建设虽然在近几年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与全国甚至是部分西部省份相比还是处于中下水平。滞后的信息化建设影响了工业化进程,甘肃省信息经济发展的潜能尚待发挥。

3、造成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的原因

3.1信息基础设施顶层设计与产业发展协调度较低

自20世纪90年代起,产业转型升级的倡议方兴未艾。甘肃省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点省份之一,其自身的产业基础与开发潜力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甘肃省产业发展对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观甘肃省实际情况,2018年,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数据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上述政策时点与甘肃省产业发展实际需要相比略显滞后,二者供需节奏出现紊乱,导致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顶层设计与产业发展协调度较低。并且,纵观甘肃省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政策,大多与全国其他省份相似度较高,没有较好地结合甘肃省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特点因地制宜,形成相关政策远超产业实际发展能力的跛脚现状。

3.2经济发展水平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财力支撑

2020年,甘肃省完成生产总值9016.7亿元,仅占全国GDP的0.89%;全国人均GDP为7.2万元,而甘肃仅为3.6万元,是全国最低水平。根据2017年甘肃发展统计年鉴,甘肃有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易受贫人群庞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薄弱的经济基础约束了财政的收入增长和支出规模,因此资金投入不足、执行力度不强一直是制约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新兴产业如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中,2018年甘肃省计划投资103.7亿元,仅占年度总投资的8.4%,而这其中涉及到的恰是急需发展的“新基础设施”。2020年甘肃省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增速为16.5%,远低于全国25.1%的平均增速。由此可见,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不够稳定,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缺乏坚实财力资源的支撑。

3.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分依赖政府力量,民间投资不活跃

鉴于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报低、回收周期长,为提振各类资本投资信息基础设施的信心,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分别在用地、税收、资金扶持等方面颁布优惠政策,鼓励相关企业大力开展投资。但是,政府主导至今仍是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民间投资并未被激发。根据《2019甘肃发展公报》,2019年民间投资2685.1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46.01%,该水平低于全国9.47%。2020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对未来风险及预期收益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弱,民间投资持续低迷,仅为2848.89亿元,比上年仅增加6.1%,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进一步下降到45.28%。甘肃省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回报率低,民间投资更没有动机和意愿投入,这也是导致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一直无法向前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5:甘肃省2016-2020年总固定资产投资及民间投资占比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甘肃省发展年鉴。

3.4研发投入相对较少,人才队伍建设后续乏力

信息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投资金额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对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要求较高。2020年甘肃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改建和技术改造增长率为16.5%,同期全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8.7%相较之下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整体发展略微滞后。同时,2020年甘肃省在校研究生数量为43016人,仅为同年全国的1.6%,博士生数量为全国的1.1%。此外,事业单位中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员工人数为392人,占全省事业单位人数的0.07%。2020年企业与高等学校开展的创新合作数量为269个,与科研机构开展的创新合作数量仅为209个。因此,甘肃省人才建设与全国水平差距甚远,省内从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人员相对较少。并且甘肃省人才引进的政策门槛较高,相较全国其他省份并不具备竞争力。人才作为必要生产力之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队伍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的后续发展。

3.5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关联性较弱

2020年,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衡量数字经济指数有基础、产业、融合、环境四大指标,其中甘肃省融合指标指数为17.4,位居31个省(市、区)的第29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传统工业大省之一,甘肃省的工业数字化着重体现在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跨行业的数字化应用仍在起步阶段,能够高效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有效融合的实例少之又少。再者,甘肃省内存在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例如,张掖市的光伏产业、酒泉的风力发电产业、敦煌和定西的农业以及养老产业,这些产业被认为是甘肃省的朝阳产业,但是与甘肃省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联性不强,其中定西市的农业发展仍存在与信息基础设施协调性较差的问题,“重技术轻管理”、“重建设轻维护”等特点的投入结构无法很好地保证农业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入良好发展轨道。由此说明,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仍面临各自为战的问题,信息基础设施与不同应用场景结合下的关联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4 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补短板的政策建议

4.1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

信息基础设施不仅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而且可借力高效的信息中介为经济建设连通时代的脉搏,战略性作用十分显著,因此,信息基础设施顶层设计方显必要。根据《甘肃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甘肃省要加快推动西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集群和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基地,有效支撑数字甘肃建设。以上规划与甘肃省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密不可分。此外,为最大程度避免资源过度浪费与无序建设,甘肃省在打造自身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时,需合理把握政策颁布时点与产业所需的节奏,凸显政策的前瞻性与产业发展的现实性。

4.2 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

稳定的资金保障体系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甘肃省财政部门应加强财政资源统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增强对信息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的财力保障,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性预算统筹衔接,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更多引导、奖励、贴息、补助等,更大力度释放数字经济在扩大消费、拉动投资方面的潜力。

4.3 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有序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基于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渠道单一的现状,甘肃省可重点选择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向民间资本推介。《甘肃“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化转型服务公共平台,推出一批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服务举措,例如金融支持,全链条服务等,建立政企数据资源共享机制和对接联动机制。此外,甘肃省应贯彻落实已出台的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促进民间资本与政府合作长效机制健康发展,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也应联同涉及民间投资工作的相关部门,健全本地区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工作机制,合力解决本地区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突出问题。

4.4 掌握核心技术,加强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培育是甘肃创新发展的源泉之一,甘肃省应聚焦创新型人才培育,鼓励和培育一批数字经济领域青年创新型领军人才,发挥带动高校数字经济领域科研水平的引领作用。其次,甘肃省要加快推进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学校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此外,鼓励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职业学院等各类高职院校学生做到“人手一证”。同时,大力培育“数字型”人才,鼓励数字经济、信息工程类学科建设,为甘肃省培育数字经济后备人才。并且注重引进高端研发型人才,应用创新型人才,营造良好的人才竞争环境。

4.5 构建科学化体系,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与核心产业协调发展

随着产业融合日益成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之一,甘肃省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应全力发挥新基建的“大动脉”作用,使之与甘肃省朝阳产业融合协同发展,避免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业割裂开来。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产业赋能效应,打造新基建与产业融合典范,例如嘉峪关工业园区、连海永登经济开发区等智能园区,培养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并且,推动甘肃省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产业与信息基础设施结合实现转型升级,早日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与产业协调发展的目标。

5 结语

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事关甘肃省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必将引起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为拓宽甘肃省信息基础设施的研究视野,可在后续分析中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省份开展对标分析,明晰相对差距,并将以上经验和甘肃省实际现状结合,为甘肃省开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Hardy Andrew P.. The role of the telephon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1980, 4(4) : 278-286.

[2]王宇新, 刘贵.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金融教学与研究, 2010(6):37-40.

[3]陈亮,李杰伟,徐长生.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J].管理科学,2011,24(01):98-107.

[4]唐娟莉. "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7(08):136-139.

[5]王帅,周明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2018(05):5-18.

[6]孙早,徐远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吗?——基于2002—2013年高技术17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018(02):72-92.

[7]徐宪平.新基建,构筑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J].宏观经济管理,2021(02):2.

[8]黄书雷,方行明,鲁玉秀,米军.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效应评估和路径优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10):100-111.

[9]Lars-Hendrik Röller and Leonard Waverman.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imultaneous Approac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4) : 909-923.

[10]李波,梁双陆.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化密度与地区产业增长——基于中国工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9(09):58-71.

[11]庄雷,王云中.中国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5,34(04):23-29.

作者简介:胡静寅(1974—),女,甘肃兰州人,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

通讯作者:罗守烨(1999—),男,河南洛阳人,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在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商务

 


[1]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年鉴》(2017卷)。信息社会指数(information Society Index,ISI)是衡量国家或国家内各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

[2] 任怀玉. 甘肃省大数据战略推进中的问题与对策[J]. 无线互联科技,2018(9),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