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象学角度探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从形象学角度探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郑嫣然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1400

摘要：本文借鉴法国形象学理论，探索17世纪伏尔泰改编元杂曲《赵氏孤儿》中的形象如何融入了叙述者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超越的内涵。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孤儿》中表现出的自我和“他者”的相互映衬、补充、互动的关系，以及作品本身的道德内涵如何形成一种异域情调之美进入法国社会的集体视野的。

关键词：形象学；异族形象；异域情调；《中国孤儿》；自我；他者

一、在《赵氏孤儿》中被发现的异国情调

“异”是不熟悉的一切，本质意味着差异性。异国情调表现了人们对待差异性的态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体现在形象创造中的文化认同。异国情调常常表现为对他者文化的利用，《赵氏孤儿》取材于《史记》的历史故事，它讲述了春秋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两个家族生死斗争的描述，展现了忠于奸、善与恶激烈斗争的戏剧场景，融入了善恶分明的道德意识，凸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于一七三五年全文发表在《中国通志》的第二卷上，编辑杜哈德说“中国戏剧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同胞，是他们感动，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从道德劝诫方面赞赏了《赵氏孤儿》的道德价值。而真正完全发掘作品的异国情调的是伏尔泰，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看到了作品中主人公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于自己呼唤的理想精神的历史“契合”之处。伏尔泰深切赞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皇帝在内都能够接受法律的约束。“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与正陷入谬误和腐化堕落的欧洲相比，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伏尔泰眼前呈现出纯洁高尚的模样。巴柔根据作家心目中本土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高下优劣的差异程度，把作家对于异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氛围三种，分别为将异国文化视为绝对优越于本土文化的“狂热”，将异国文化被视为绝对低劣与本土文化的“憎恶”，以及两种文化彼此认可的“友善”。伏尔泰在《赵氏孤儿》中体现出的态度显然是“狂热”，他追求“中国式的情调”，号召西方学习中国道德与政治结合的完美政体。“他者”形象在自我的参照下愈发具有吸引力。因此，在对东西方的差异性和“他性”的体悟下，伏尔泰通过《赵氏孤儿》的改编，主动对他者形象进行建构，开展了异国情调的话语实践。

二、“他者”形象构建中的自我认同

形象是异国情调的文本化，是作家对异国态度的文学艺术表达。作家塑造异国形象都是为了达到探索自我、求证自我的目的。要探索作家在“他者”形象构建中的自我认同、自我探索的一面，我们就不得不将眼光汇聚到作家对作品重整的部分。首先，伏尔泰依照古典主义灭学标准对情节进行删减，将原先过于纷繁的情节统统砍去，只保留了原剧中“搜孤”和“救孤”的两个情节，将故事压缩到一昼夜。为了更好地表现中国君主制度下的风俗民情，他还添加了一个君主与臣妻的爱情故事，而爱情故事的女主角还是一个兼具中国美德和法国自由意识的女性。其次，作家将原剧叙述春秋时期的故事往后移了，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为元朝初年，这样，原剧中表达臣子忠信的主题就多了异族文明冲突的意味。伏尔泰改编《赵氏孤儿》一剧所依据的史料是杜赫德的《中国通史》，在《通志》中，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多为偏正面化的叙述。伏尔泰就是通过对这种资料的掌握对成吉思汗有了最初的了解和认识。在此基础上，伏尔泰将史籍中蒙古族与中国简单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巧妙地变成了在中华崇高的伦理道德感化下，蒙汗两大民族最终水乳交融和谐共处的关系。而这种文明冲突的意味还体现在屠赵两个家族的冲突上，原剧中两方的对峙属于忠与奸的冲突，而伏尔泰改编版本下的孤儿除了是宋朝的王室的遗孤，还象征着整个汉民族的文化的最后一个珍贵的象征。夺取了他，蒙古族便夺取了汉族的文化象征。由此，最后正义方的胜利就有了阐扬理性、推崇道德的启蒙意味。最后，伏尔泰还竭力塑造了丰满立体的成吉思汗的形象。一方面，他是残酷、好战、威严的蒙古君主。另一方面，成吉思汗又是一个宽厚、克制的君王，“行使征服者权威，你们已过于酷烈。我命令立刻收刀，不准再杀人流血：我要战败的人们，从此能松一口气。我已经显过威风，现在要与民休息。”¹作者布置成吉思汗和伊达美纠缠不清的爱情，给予了成吉思汗合理的空间接受美德的感化。成吉思汗最终承认：“我在这里所见的，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俩我都钦佩，你们服了我的心。”²在成吉思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一心要塑造一位“开明的”专制王的意图。通过凸显成吉思汗身上的王道，作者也表现了儒家所宣扬和主张的仁德政治的价值。《中国孤儿》中塑造出的东方形象浸润了由作者自我态度、思想、精神凝聚成的本民族意识，东方伦理的崇高道德形象的表现出令人向往的特质，同时“注视者”本国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被质疑和否定。正如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伏尔泰社会的自我在对“他者”的注视中重新发现了理想的自我。

三、“他者”走进自我

诚然，作家为了完成对本身文化的认同需要树立他者这个对立面，但在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的实践中，“他者”的异域形象是如何走进“注视者”的意识形态中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16世纪起，随着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的开辟，西方人有更多机会直观地领略东方地异国情调，他们既好奇东方的艺术审美，也思考东方的政治哲学和人伦哲学。《赵氏孤儿》则把以“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结构带到了法国，而作者按照西方悲剧法则和文化模式创作的举措也使得作品在不经意间解开了异域的陌生，生动直接地满足了法国读者躁动的好奇心。同时，启蒙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现实需要，它反映出一种寻找理性养分的外向需求，《中国孤儿》的创作则表现出法国渴求外来精神养分以克服自身内部矛盾的需要。其中《赵氏孤儿》高扬的抗恶斗争的精神符合当时法国和西方读者反封建专制的愿望，剧中人物抗暴除奸的斗争给予他们精神的鼓舞，并展现来自异域的伦理道德和高尚人格的力量。由此，东方“他者”的思想变成了“注视者”自我的声音。此外，我们不能忽视《赵氏孤儿》本身的悲剧特质，《赵氏孤儿》展现了伦理世界的善恶斗争的过程，剧中正义且受尽压迫的人们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舍生取义”的道德美总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追求，也总能唤起观众的悲剧情感，所以《赵氏孤儿》还是凭借崇高的道德姿态与法国读者的心理产生共鸣的。

伏尔泰改编元杂曲《赵氏孤儿》中的形象融入了叙述者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超越的内涵，作者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和政治理想注入文本中的形象中。《中国孤儿》表现出的自我和“他者”的映衬、补充和互动。而作品本身的道德内涵以满足法国观众的好奇心、补给外来精神养分和展现道德美的方式进入法国社会的集体视野的。在自我发现“他者”和“他者”走进自我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文化意识相互映照，共同超越。

作者简介：郑嫣然；2001年7月29日出生；女；汉族；广东揭阳籍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大三本科学生；学习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1 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2 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2010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