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严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本文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有助于优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采用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2005-2019年的中国企业ODI数据作为样本，基于ODI二元边际的概念。在样本数据方面，利用绿地与并购投资的企业样本涵盖了中国ODI的主要投资数据，更全面的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微观企业ODI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考察了倡议对ODI总量的影响，并且对企业ODI进行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分解，分别考察倡议对ODI二元边际的结构影响。因此，从投资总量、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更有助于理清“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增长的结构特征，从而优化相关的对外开放政策。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 二元边际 双重差分

1. 引言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希望通过国家间更好的互联互通促进经济融合和发展，为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条件。截至2021年3月，中国已经与170多个国家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展了2000多个项目共建发展。中国跨国企业作为合作建设的主要载体，到“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将长期是倡议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探讨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有助于优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总量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对外投资统计公报》数据，中国企业ODI投资存量从2013年的6604.7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21988.8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三位。此外，随着中国跨国企业规模的壮大，中国企业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形成生产网络，中国ODI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结构性特征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中国ODI企业数量从2003年的3439家增加到2019年的2.75万家。另一方面，同一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平均数目从2009年的1.08家扩张到2019年的1.6家。根据《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企业ODI在商务部办理备案39886次，共有27944家企业面向179个国家和地区ODI，其中同一企业ODI超过2次的有2073家，而同一企业对同一东道国ODI超过2次的有468家，对超过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的共有1493家企业（占72%）。因此，本文将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基于ODI二元边际的概念，更加明确倡议对中国企业ODI的作用路径。

目前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ODI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直接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特定政策的影响研究，特别是鲜少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从一元的规模分析扩展到二元边际的结构特征分析。现有的文献主要基于ODI的影响因素及经济效果进行分析：第一，主要考察东道国吸引投资的影响因素，包括沿线国家经济状况（Buckley et al.，2011；罗伟和葛顺奇,2013)、要素禀赋（Buckley et al.,2007;陈健和徐康宁，2009；）、制度差异（Hajzler,2014;郭毅，2021）等东道国特征因素。第二，主要考察母国对外投资的异质性动机，包括外资政策优惠（Peter Egger,2009；邓富华等、2019；）、境外园区设立（董千里，2018；李金叶，2019）、国家税收竞争力（王永钦等，2014；陈胤默等，2019）、母国环境规制（Vinish Kathuria，2018；杜龙政等，2019）。第三，主要考察“一带一路”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效果，包括沿线国家投资与贸易互补性（毛海欧和刘海云，2019）；沿线国家投资与第三国投资的互补和替代效应（马述忠和刘梦恒，2016；刘清杰，2019）。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2005-2019年的中国企业ODI数据作为样本，基于ODI二元边际的概念，采用双重差分来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样本数据方面，利用绿地与并购投资的企业样本涵盖了中国ODI的主要投资数据，可以更全面的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微观企业ODI的影响；第二，在研究对象上，不仅考察了倡议对ODI总量的影响及异质性影响，也通过对企业ODI进行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分解，分别考察倡议对ODI二元边际的结构影响。因此，从投资总量、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更有助于理清“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增长的结构特征，从而优化相关的对外开放政策。

2. 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1.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的影响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数据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ODI总量的影响，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真的环境、制度距离等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少数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文献，则未涉及倡议对ODI二元边际的结构性分析。

Du&Zhang（2018）采用汤普森数据库2005-2015年的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数据，在实证上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政策导向增加了中国企业对外基础设施的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并购投资的发生率比对非沿线国家投资平均高出1.7倍，并且收购投资的产业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中能源电力和工业是主要投资行业，高科技和金融行业投资上升比较快。吕越等（2019）年采用中国企业绿地数据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五通”建设对中国企业ODI的促进作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建设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这优化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环境、提高了沟通效率、投资收益和金融支持，降低了投资风险，为更多的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绿地投资创造了更多更便利化的机会。张鹏飞和谢识予（2020）采用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促进了构建良好的政治关系，高层国际政治的合作降低了在东道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因此显著增加了中国的ODI规模。孟醒（2021）采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以促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从而促进了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意愿和投资水平，但是仍然没有分析倡议对ODI的结构性影响。

综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方面通过“五通”的合作建设，可以降低在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增加在东道国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政策激励和导向，可以促进企业的对外投资意愿。对外投资机会和投资意愿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企业的实际投资。

因此提出本文研究的假设1：“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具有促进作用。

2. “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DI的边际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促进作用的边际路径可能是由于投资规模的增长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由于投资范围的扩大推动的，因此，涉及到ODI二元边际的结构性特征问题。Razin(2004)创造性地从贸易理论应用到国际投资领域，投资者一方面会考虑投资的边际利润决定是否增加投资，另一方面会考虑新增投资的总体利润决定是否新增投资。之后很多学者根据这个标准将ODI的投资增量定义为集约边际，并将ODI的新增投资定义为扩展边际，从而可以在理论上分析ODI的增长来源问题。Araujo et al (2015)在国家的层面上对ODI的增长进行了严格的数理分解，可以在数理上进一步界定ODI的增长动力，他们将ODI的扩展边际定义为新建立的投资关系，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已有投资关系上投资量的改变，虽然该定义的扩展边际对单一东道国来说不容易新建立投资关系，很多情况会收敛于0，较难分析对单一东道国的投资情况，但该文献的分解模型是后来ODI二元边际研究的重要数理基础。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二元边际的影响，现有文献基于政策效用的研究仍然较少，更多的是研究ODI二元边际的定义及影响因素。刘海云和聂飞（2015）将中国ODI对东道国的投资规模定义为集约边际，将是否对东道国投资定义为广延边际，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128个国家的宏观投资数据分析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动机影响，发现寻求市场动机影响ODI的集约边际，寻求战略资源动机影响ODI的广延边际。陈培如等（2016）测算了2004-2014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二元边际，并将集约边际定义为已有境外企业投资的变化，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中国境外企业数量的变化，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但是由于样本时间只是涵盖了倡议提出后的一年时间，研究结果不能充分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影响。

杨连星等（2016）将企业ODI的集约边际定义为一年中企业ODI国家-行业对的平均投资额，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一年中企业ODI国家-行业对的数量，实证发现短期的高层互访对ODI的二元边际都有促进作用，但存在行业差异。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更显著地促进企业ODI的集约边际增长，而双边投资协定更显著地促进企业ODI的扩展边际增长。杨坤荣和金刚（2018）采用2005-2016中国600个企业的大型ODI数据实证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东道国的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减少正式制度差异可以促进ODI的扩展边际。杨栋旭和于津平（2021）采用2010-2017年“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也将集约边际定义为企业ODI国家-行业对的平均投资额，将扩展边际定义为企业ODI国家-行业对的数量，实证发现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可以促进ODI扩展边际增长，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但并未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宏观政策对企业ODI二元边际的影响。

鉴于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本文借鉴Araujo et al (2015)、杨连星等（2016）、高健等（2020）等对ODI二元边际的研究，以“跨国企业-东道国”为研究视角，将企业ODI的集约边际定义为一年中母国企业对某一东道国投资的各个行业平均投资额，表示企业ODI的规模程度。将企业ODI的扩展边际定义为一年中母国企业对某一东道国投资的行业数量之和，表示企业ODI的多元化程度。因此，ODI的二元边际分解模型可以计算如下：

（1）

式（1）中， ， ， ， 分别表示企业，东道国，投资的行业类型及年份。 表示企业 在 年的国家-行业对的平均实际投资额， 表示企业 在 年对国家 直接投资的行业数量。

本文认为如果“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说明倡议促进了中国与东道国的深化合作，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继续加深了投资，但是投资对象仍然比较稳定，说明东道国的外部冲击可能对中国企业ODI的冲击比较大。如果倡议对中国企业ODI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扩展边际，说明倡议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多元化投资。而中国企业决定是否对外投资

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在东道国投资的收益状况，主要受企业经营能力、东道国要素禀赋等影响，倡议的政策驱动可能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通过促进政府间的合作，会减少东道国投资的外部冲击，改善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可以提高中国企业扩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即通过提升集约边际促进ODI的增长。

因此提出本文研究的假设2：“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的提升。

3.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1. 计量模型设定

2013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加入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了亚非欧65个国家，包括25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及40个“陆上丝绸之路”国家。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基准分析，基于ODI二元边际的概念，考察该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准自然实验，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处理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作为控制组，构建以下双重差分模型：

（2）

（2）式企业、国家、行业及时间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估计模型，其中， 表示企业， 表示东道国， 表示投资的行业类型， 表示年份。 表示中国企业对特定东道国特定行业的投资金额（经过对数变换）、集约边际及扩展边际。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表示东道国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果是为1，如果不是则为0。 为处理效应时期虚拟变量，将2014年及之后年份设定为1，之前的年份则设定为0。 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处理组虚拟变量与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则 是本节关注的核心系数，其估计数值的经济含义可以表示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DI增长率的影响。 是一组随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征变量。此外，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为国家固定效应， 为行业固定效应， 为年度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的控制变量 包括：（1）东道国经济发展状况（人均GDP的对数， lnpgdp）；（2）东道国劳动力禀赋（15-64岁的人口占比人口的百分比，labor）；（3）东道国资源禀赋（自然资源总租金占GDP的百分比，resource）;(4)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高等院校入学率，human）;(5)东道国技术水平（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百分比，hightec）;(6)东道国制度变量（东道国政府的法制水平，以百分比表示的世界排名，law）;(7)东道国的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金额占GDP的百分比，trade）。

2.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CGIT）2005-2019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该数据库较全面地涵盖了投资东道国与投资行业的细分数据。GDP总量、人均GDP、劳动力禀赋、资源禀赋以及东道国监管质量等控制变量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及世界治理指数数据库。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从2003年开始，但主要投资发生在2005以后，所以样本的时间区间为2005-2019，匹配完CGIT与世行数据以后，本文所用样本观测值共3524个，包括153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东道国相关信息，涉及5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包括：巴勒斯坦、黎巴嫩、亚美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不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下表17：

表17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经济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odi	对特定国特定行业投资总额	3119	5.8888	0.9790	4.6052	10.6704
	集约边际	3119	5.9041	0.9693	4.6052	10.6704
	扩展边际	3119	1.1295	0.4400	1	4
Lnpgdp	经济发展状况	3101	9.0151	1.5655	5.5342	11.6146
Labor	劳动力禀赋	3117	64.5931	6.7075	47.1834	86.1672
Resource	资源禀赋	3105	7.9852	11.0031	0.0000	81.9500
Human	人力资本水平	2110	49.8431	31.6327	0.9929	142.8520
Hightec	技术水平	2548	15.0124	13.5198	0.0000	62.2466
Law	制度水平	3090	54.2003	30.9769	0.4695	100.0000
Trade	贸易依存度	3097	59.1397	43.5554	13.8538	343.4809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本节将分别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行业总投资、投资深度及投资广度的实际效应。通过模型（1）来估计倡议的投资效应，下表18汇报了多维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

表18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上表汇报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第（1）、（2）列表示倡议的实施对2005-2019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作用结果，无论是否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处理组虚拟变量与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前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数，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其估计数值的经济含义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数额增长率大约提高0.2。第（3）、（4）列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在控制行业固定效用的情况下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增加对海外已有投资的金额，但不同行业存在差异。第（5）、（6）列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无论是否控制行业固定效用的情况下都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中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范围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主要通过加强中国企业对外的投资深度来扩大投资，这也可能跟本文采用的CGIT数据库只包含1亿美元及以上规模的投资数据有关。

2. DID有效应检验

2.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结构有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处理组与实验组在政策发生前具有平行趋势，即如果不存在处理效用，变量在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是相似的。下图30绘制了2005-2019年，处理组与控制组投资水平的均值在95%置信区间内的变化趋势图。结果显示，在2013年以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投资水平基本满足平行趋势，2013年以后，处理组的投资水平明显大于控制组的投资水平，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因此，本文的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为双重差分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支持。

图30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平行趋势图

2.2 安慰剂检验

为了防止遗漏国家-时间层面的变量引起估计结果的偏误，借鉴Cai et al(2016)和刘瑞明等（2020）的方法，通过随机抽取实验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对比安慰剂结果及真实的政策效用，以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可能引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的经济后果，从而验证DID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随机抽样2005-2019中的一年作为虚拟政策实施时间，同时在153个样本国家和地区中随机抽样55个国家作为伪“一带一路”国家处理组，构建虚拟交叉项，保持其他设定与前述的基准回归一致，估计伪处理组的系数与t值，如果不显著则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不是由其他因素产生的。为避免小概率事件产生的结果偏误，重复回归500次，下图31汇报了500次随机实验组的t值及对应的核密度分布，竖线代表上述基准回归的真实估计系数的t值。对比安慰剂检验及真实t值，可以发现真实的政策效应与安慰剂检验结果显著不同，可排除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干扰。

图31 安慰剂对照检验图

5. 结语

本节采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GIT）数据库中2005-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数据，把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作为准实验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娴熟提高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规模，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加强已有投资的深度来实现的，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通过集约边际的提高促进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因此，本节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可以改善双边的政治关系，改善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来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意愿，促进中国企业的深度投资。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强国际其他国家的政治合作，来促进中国企业更好的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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