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选择双边同盟关系:新现实主义的视角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6-27
/ 5

美国为什么选择双边同盟关系:新现实主义的视角

翟立波

新疆大学 830046


摘要:联盟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盟在国家安全的合 作形态中, 可对潜在敌人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与美国正式签订集体安全条约的对 象有七个—— 《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成员国、日本、 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泰国。在美国建国后, 美国在结盟政策上更偏好双边 联盟, 这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结构框架下有规律的价值选择, 本文以新现实主义的 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力图在美国偏好双边同盟这一政策性工具的选择偏好问题上 提供分析路径, 就这一现象对美国的行为模式展开浅析与探讨。用制衡的逻辑探 讨了美国选择双边同盟的原因, 也在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决策者层面分别探讨 了双边同盟之于美国联盟政策的重要性和意义。

关键词:美国;双边同盟;新现实主义;结盟政策


一 选题意义



美国从十九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战后成为世界强国,二战后 崛起为世界中地超级大国, 成为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 联盟现象贯穿了国际 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竞争、合作与对抗中, 是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安全领域重要的 研究议题之一。在联盟的研究中,正式的联盟可被观察,研究的可操作性极强。 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 可以发现美国在结盟政策的选择上一直有倾向于双边 同盟的规律, 尤其是在欧洲和亚洲。 华尔兹认为, 只有在单位层次又在体系层次 上才更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所以研究国际体系的变化对研究美国国家行为 和外交决策和结盟偏好规律的探索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采用新 现实主义的研究理论进行研究。

二 新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



联盟现象由来已久, 关于联盟的建立原因, 有认为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 抵 御外来威胁。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就联盟这一议题有深入分析和探讨。作 为传统现实主义者, 摩根索的联盟政治观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基于国家安全 问题的考量。摩根索强调两国可以通过缔结盟约的方式增加权力。 现实主义注重 国家和国家间权力集团的平衡, 而结盟是为了取得权力平衡的重要方式之一, 结 盟可以通过依靠别国增强自己的力量和防止别的国家加入另一方阵营增加敌对 方力量两种手段取得权力平衡。


新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联盟理论,经过研究者的不断努力, 新现实主义范式在联盟理论建构中被确认为主导地位。 沃尔兹就强调, 国家的目 标是安全,还从新的视角提出“制衡”和“追随”两大概念及结构体系分析法。 继往开来者斯蒂芬 ·沃尔特提出“威胁平衡论”,兰德尔 ·施韦勒提出“利益平 衡论”在制衡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和创新。 杰克 ·斯奈德提出“囚徒捆绑与推卸 责任”的理论, 格伦 ·斯奈德提出了“联盟困境”。他们都在沃尔兹的基础上加 大创新力度,提高了新现实主义在联盟理论上的解释力和分析力。


沃尔特在审视摩根索和沃尔兹的均势论的基础上,用历史上有的联盟力量 与均势政治的逻辑相悖反驳了均势论, 并据此提出了权力是结盟的重要因素, 安 全才是国家结盟的主要因素的主张,用“威胁平衡论”取代了“权力平衡论”。 沃尔特提出识别威胁的度量标准和国家间结盟原因的假设, 他认为国家间主要是 因为制衡威胁、追随别的国家、结盟国拥有的共同意识形态、给自己国家提供援 助、国家会对那些能成功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五大原因进行结盟。 但是沃 尔特在分析国家的结盟选择时并没有将体系的作用考虑在内。施韦勒增加了“修 正主义国家”的视角补充了沃尔兹和沃尔特的缺陷——他们只用“现状国家”的 视野来观察分析对象, 针对修正主义国家不满足现状、希望借助打碎现存秩序来 攫取利益的状况提出“利益平衡论”。一个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往往会追随一个 致力于打破现存秩序的处于崛起态势的修正主义大国。在这种状况下, 沃尔特的 “安全第一”的利益观被“权力最大化”的利益观所取代。 他还增加了沃尔特追

随理论中对追随主动性一面的重要性, 追随的一方不仅仅处于强迫的目的追随另 一方。在“制衡”的定义上, 他也增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认为“制衡”是指在 冲突中反对更为强大或更具威胁性的一方。 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施韦勒进一步 指出,制衡需要支付极大的成本并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进一步分析现状国家和 修正主义国家的联盟行为及其对体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 在国家层面于 来讲, 就现状国家而言愿意为维护现状支付高昂的代价。从体系层次看, 权力的 分布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体系的稳定, 关键取决于这些权力是掌握在现状主义国 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之中。


沃尔兹和施韦勒对体系和国家层面的互动做出了总结。沃尔兹认为, 结构 和极的数量决定国家的行为, 体系会对国家的过激行为施以惩罚或者奖励, 国家 在体系层面下不得不审慎地进行行为后果的评估,也做出合理恰当的国际行为。 施韦勒认为, 国家是体系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可以在体系内部有较大的活 动范围和空间,有更多的能动性和自觉选择权。

三 对美国双边同盟偏好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 体系层面对美国结盟偏好的影响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国际体系的性质决定了单元的行为。 二战 以来, 美国的几乎所有总统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 都将联盟关系作为外交关系的 重点。 国际政治系统中, 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引起无政府状况下民族国家地位与 身份的变化。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政治行为体,其行为模式受系统结构性约束, 国家能力的大小也会导致系统的变化。美国在现存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内部的优 势明显, 他需要确保现有体系的稳定以维护自身地位, 维持自身作为国际关系重 要角色在无政府的国际秩序中力量对比的优势状态和体系结构中的既有国家利 益与权力分配, 并试图扩大本国国家利益和权力分配。 本文认为, 美国作为一个 理性行为体, 为了维持体系结构的稳定, 也就是为了保证美国在结构框架内位置 的绝对优势和国家利益, 双边同盟结成的行动单元更有利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管 理,保证实力的存续, 判断和管理威胁和威胁的水平, 增加同盟内作为主导国的 可信度, 并规划自己的合理行为。


斯蒂芬沃尔特认为, 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安全目标。为了保证生存, 在无政府 状态下的国家只能通过自助方式保证自身安全利益。为了维持美国在现有体系下 的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身份, 双边同盟的不对称权力更有利于美国控 制弱国的威胁能力和两国之外大国的威胁。 当同盟是双边同盟时, 弱国对强国的 依附性增加, 对内美国作为现状国家可以通过双边同盟协议内清晰和有约束力的 法律条约约束盟友的行为, 培养“代理人”,对外也可以通过确定权力和义务一 致的法律规范增加双方在面对外来威胁时的合作意愿和合作效果,以便更好地制 衡外来威胁比如修正主义大国,让权力更多地掌握在美国手中, 使现状国家的力 量大于修正主义国家的力量总和,也能吸引更多国家在利益的驱使下追随美国, 进一步维持体系的稳定。在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多边同盟利益协商过程中, 特朗普 对就招致很多多边同盟内部成员甚至国内的批评。 这样来看, 与多边同盟对比双 边同盟的制衡效果更好。

体系结构约束体系行为体的行为。美国的联盟政策服务于美国在体系结构中 依据自己地位做出的外交战略。 1945 年后, 美国身处雅尔塔体系框架内, 根据自 身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排列位置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贸易自由主义的利益立足 点, 做出“遏制主义”和“规制主义”的全球战略。在此背景下, 又相应地提出 “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等外交联盟策略。 据 2018 年度《美国情报界全球 威胁评估报告》,“除去中俄两个区域性大国, 朝鲜和伊朗是美国在可能发生的地 区冲突中面临的最现实威胁。”在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的构建中,美国通过与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的结成双边同盟, 构造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亚太 联盟体系, 使之成为“中心-轮辐”体系, 试图通过联盟体系加深美国在亚太地 区和国际上的影响, 加深美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影响力。双边同盟与多边同盟 相比, 排他性更为深刻, 当结盟的对方威胁水平低时, 更有利于达成承诺性强的 协议, 更有利于增强实力来阻断结盟成员实力的扩张; 威胁水平极高时,更能使 对方追随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如图所示,美国通过“中心-轮辐”体系的构建, 不仅利用双边同盟控制结盟国家, 还影响亚太地区其他伙伴。美国可以确定自己 的中心地位并针对性做出行为判断, 利用自己在机构中排列原则的控制, 引导其 他国家追随, 以便更好制衡亚太地区地区性大国中国和印度。通过美日同盟和美 澳双边同盟, 美国一面增强其盟友的军事实力, 一面利用盟友的军事实力获得军 事支援, 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服务。在应对亚太范围内朝鲜核武器与远程 导弹的威胁时, 美国可通过美日、美韩双边同盟增加对盟友的影响, 提高盟友对 其信任, 获得盟友的军事援助。 亚太国际关系中, 军事竞争、地缘政治、海洋领 土等传统安全议题长期存在。 面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美国通过帮助双边盟友 军事力量的发展, 确保其总体优势, 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作为双边同盟的主 导国, 美国可以利用其主导力量决定亚太军事部署, 以间接决定对亚洲地区局势 的控制。对于盟国而言, 美国也获得了盟友的信任和支持。美澳同盟使美国获得 了澳大利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的战略一致。其中包括澳方在美国构建的全 球秩序中对美国要求的对地区稳定的强调, 还有对美国期望的符合美国经济利益 的由其规定的开放、自由贸易规则的认可和遵循。尤其重要的是,在涉及东海、 南海问题上时, 美国获得了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很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比如 2013 年,澳方外长毕晓普就在声明中这样说,“中国发布有关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声

明的时机与方式不利于当前地区的紧张局势, 不会有助于地区稳定。 “此声明内 容表明澳大利亚在大国问题上与美国一致的立场和态度, 有利于美国有效应对他 所认为的”中国崛起“的威胁。


所以,双边同盟可以让美国把弱国纳入美国的规范框架中, 更好地施以控制, 有利于限制和形塑成员行为, 增强在对抗过程中的美国力量、增加能力分配。在 体系结构具有威胁性成员做出危害美国利益行为时,通过控制盟友在对外政策上 与其保持一致来施加影响、扩大影响力、 调节秩序, 以保证美国在体系结构中的 控制力和中心地位。

62b900144dd9f_html_d87ffb7758000aaf.jpg 1



(二) 国家层面对美国结盟偏好的影响


国家政府和国内社会对美国结盟政策和结盟偏好影响极大。 因国家利益受损 程度的不同和美国受到的威胁程度的不一样, 美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政治共同体、

Shape2 经济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希望构建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秩序。 新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对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2 ”华尔兹假定,“国家的目的 是为了生存,追求安全是国家的优先考虑”。在无政府的权力斗争中,安全利益 是国际体系中互动行为体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国家利益。从国家层面看, 安全威 胁与联盟外交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3美国为保证本国安全, 采取遏制的战略来制衡 地区性大国的崛起。例如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等就在军事安全领域得 到了双边关系的巩固和深化。相比多边联盟中盟友之间可以根据条约和细则地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对美国地控制进行软性地抗拒和反对, 美国可以利用双边联盟更 好地管控分歧, 加强成员国对本国的依赖, 在美国认为中国对其国家安全和权力 地位构成威胁时, 谋取盟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对美国的支持。 双边同盟中的结盟双 方可以依据既有的共同利益, 把相应的政治、军事、经济政策条款明确化、 细致 化、规范化, 将共同体内部的原则、规范、规则中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美国 可以通过具体的细则和条款更好地约束双边同盟中弱小的一方, 以此控制对方迎 合美国对地区安全战略构想和实施,加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不断加深对方对美 国的追随程度, 加强对方对美国的依附性,使其成为美国国家权力伸不到的区域 范围内的重要抓手。


1996 年、2000 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先后出台《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 将 美国的国家利益按重要性依次划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重要 利益和次要利益四大类4。其中, 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敌对的霸权国家和防止出 现一个控制公海的敌对大国以及预防、遏制减少核生化武器对美国的威胁成为 “生死攸关的利益”中重要的三条。 新现实主义认为,“体系中的国家都倾向于 与小国或弱国结盟以平衡体系内有霸权企图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美国 作为双边同盟中的主导国, 利用双边同盟作为理性工具和价值工具可以更好地施 压于中国等地区性大国, 防止地区性大国崛起和地区性国家的核威慑。大国间常 常在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美国而言, 尤其防止中国的崛起危 害到其世界大国的地位, 为防止美国认为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使美国陷入困境,


2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3孙德刚 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4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American's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000) [R/OL].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058/americas_national_interests.html.

美国总统利用双边同盟来制衡中国,应对他所认为的重大威胁。在美国 2020 年 的《对华战略》中提出, 中国正在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体系和秩序。为此美国 与中国竞争的方式有两个目标, 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 提高美国的机构、联盟和 伙伴关系的弹性。报告中还提到了与外国盟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提到, 扩大在 日本的自由与开放的新视野, 澳大利亚的特质概念和大韩民国的新政策。美国将 其安全战略和联盟战略巧妙结合,企图用双边同盟这一工具对中国在亚太地区进 行包围性遏制。


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 美国利用美日、美韩联盟中同盟国对他的高度依赖, 通过在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利用盟国的地缘优势和历史冲突对朝鲜案进行遏 制, 维护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巩固美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霸权地位; 在冷战后, 美国认为亚洲存在巨大的权力真空, 为避免大国和地区性集团填补权 力真空地带, 美国利用双边同盟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体系, 力图在亚洲 确立美国与任意一国的关系好于任意两国关系的优势地位, 这样美国就可以在亚 洲运行权力,遏制亚洲任意一国或者地区性集团的极化。


双边同盟的方式更受美国国内民众的欢迎, 有利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稳定。为 了维持美国在体系内部的地位, 双边同盟中的美国可以利用盟约中的义务约束细 则更好地制衡盟友, 通过控制对方的军事政策来减少自己制衡外部力量的军事开 支政治开支等,可争取最利于美国的主导权和战略利益, 让依附国为美国全球军 事行动高额费用。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美国制衡的成本,降低美国的防务负担。现 状国家为了“搭便车”不得不服从美国的控制,成为美国军事权力扩张的爪牙。 1991 年海湾战争中, 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用“支票外交”的形式给美国提供了 巨额的资金支持。 2018 年日本防卫开支中, 美国以强化双边同盟的名义让日本 替他支付驻日美军经费和美国驻日的基地搬迁费用。 因此, 这些节省下来的成本 就可以转移利用到有利于美国本土的其他战略的支出上, 比如太空战略、反恐战 略和国内政治经济建设等,进一步提高了美国资源的有效整合率,有利于民意对 政府和政权的支持, 对美国国内政治稳定有很大意义。基于这类原因, 民众对双 边同盟这种关键性政策工具的认同度就更高, 所以这也是支持美国政府选择双边 同盟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 决策层面对美国结盟偏好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看, 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历史因素对美国结盟偏好也有影 响。从决策角度看, 领导人开展联盟外交出于在成功抵御安全威胁的基础上增加 权力合法性、达到维持权力、增加权力的目的。在有利于统治的层面上, 双边同 盟对于塑造国家领导人形象、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国内和国外统治秩序有重要作用。


领导人主权意识的强烈与否和历史上奖励与惩罚并重的外交方式影响美国 结盟政策的选择, 使美国更倾向于选择双边同盟。5领导人性格影响其对主权的认 知。从美国总统竞选言论和施政纲领来看, 美国领导人的性格大多倾向于自信甚 至自负,扎根于美国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自豪感强烈影响美国领导人的心理气质 和性格。 因此, 美国总统的施政方式常常被认为是帝王式的。“大棒加胡萝卜” 式这种奖励与惩罚并存的外交方式从美国老罗斯福总统起就开始盛行, 这种基于 历史经验的施政方式和手段一直绵延在美国执政者的民族血液里。性格影响美国 领导人对于主权的认知, 为实施霸权主义, 他们大多倾向于用控制能力强的双边 同盟来精确地控制盟友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美国通过美韩同盟掌握了韩国的 政治和军事情况, 让韩国不得不作为美国与中国的角斗场。 在特朗普的印太战略 中,反复强调印太时美国时美国国防部的“优先地区”。印太战略点名了防卫盟 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对印太地区的重要关切影响美国领导 人对印太地区选择同盟方式的路径偏好。他们更认为, 双边同盟可以帮助他们整 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 遏制地区性大国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再多次“退群” 的大动作后, 却仍然没有放弃双边同盟带给他的国际权力力量。特朗普依旧用批 评双边同盟盟友”搭便车“的方式要求美国盟友加大军事开支,以此控制韩国、 日本等国的军事行为。


在美国国内,民意变化对同盟关系的稳定也有重大影响。从选民的角度看, 美国的同盟政策需要满足美国选民对于领导人完成执政目标和对领导人执政能 力的考验——包括经济目标、军事目标、政治目标等。双边军事同盟可以使美国 利用不对称权力左右盟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行为,更好地转嫁战略负担。 美国的

军事开支多年来高居世界首位, 军费的增长使美国债务负担很重, 军事费用的扩 大和军事建设代价的高昂也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和国计民生。美国决策者借助美韩 军事同盟的凝聚力强化双边军事合作, 维护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军事地位, 以双边 军事同盟的手段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 可以缩减美国军事开支, 扩展 美国的权力范围和权力视野。而美国的军事实力是美国在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竞争 中的强力保障和重要手段,是美国维持利己国际秩序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 源。所以双边同盟关系对于美国军事权力的扩展和领导人增加权威、 维护其统治 地位合法性和政治角色正当性至关重要。


美国国内社会中有着“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优先”的浓重价值观氛 围。在安全合作方面, 美国致力于通过军事联盟的控制力强化联盟内部的依附关 系, 可加强对联盟国的军事管控, 收获美国的国家地位和盟友对其的认同感。双 边同盟作为联盟关键性的联盟安排, 以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向盟友提高安全保障 的等公共物品为代价, 换取盟友对其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依附, 对维 护美国国内社会中“美国优先”的大国骄傲感有重要意义。

四 结语



在国际政治系统中,美国作为重要一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作为政治行为体之一, 他的行为模式受系统结构性约束, 被结构所制约。本文以 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力图在美国偏好双边同盟这一政策性工具的选 择偏好问题上提供分析路径。用制衡的逻辑探讨了美国选择双边同盟的原因, 也 在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决策者层面分别探讨了双边同盟之于美国联盟政策的重 要性和意义。美国作为一个现状型大国, 为保持其体系地位和体系主导权, 通过 双边同盟这一工具来增加权力, 维持霸权, 在制衡盟友的同时间接地制衡修正主 义大国的崛起。在国家层面, 从本国安全利益出发, 双边同盟可以更有效地对盟 友进行控制, 增加盟国追随感。 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开支方面施以重压, 减少美 国国内经济负担, 增加民众的认同感和美国政权的稳固程度。深化美国在直接权 力到达不了的区域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加强美国力量的深入, 获取国家利益, 能 动地加大美国权力的施展空间, 加大其对体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许亚东.从“规制主义”看美国的全球战略[J].内部文稿,2000,(14):23-25. [2]袁新华.哈斯的规制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J].国际观察,2001,(01):44-49. [3]田旭.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J].国际经济评论,2019,(06):100-115+7.

[4] 常逸昆 ,靳诗君 .新版《 美 国情报 界全球威胁评估报 告 》解读 [J]. 国际研究参 考,2018,(04):37-41.

[5]汪伟民.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D].复旦大学,2005. [6]赵嵘.现实主义学派的联盟理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版),2004,(04):411-415. [7]袁新华.哈斯的规制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J].国际观察,2001,(01):44-49. [8]杨扬.美日同盟持续性发展的动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04):91-107. [9]孙云飞.霸权衰落下的责任转移:特朗普执政后的亚太同盟体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

坛,2017,(05):24-36. [10]杨毅.澳大利亚强化美澳同盟及其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16,(03):23-30+63-64. [11]李阳.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 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

[J].国际观察,2020,(02):93-123. [12]凌胜利.国家利益、体系角色与美国对外结盟政策[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02):36-43 [13]韦宗友.“美国优先”对美韩、美日同盟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9,(06):84-98. [14]本期特别策划:美国同盟体系的演变趋势[J].当代美国评论,2019,3(03):1-2. [15]肖晞,樊丛维.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J/OL].东北亚论坛:1-14 [16]Marijke Breuning,Foreign Policy Analysis: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13.

[17]Liska,George F.Nations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18]Riker,WilliamH.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M].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Walt,StephenM.The Origins of Alliance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Mandelbaum,Michael.The Nuclear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M].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Snyder,GlenH.Alliance Theory:A Neorealist FirstCut[A].Rothstein,

RobertL.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T.R, Fox[C].Columbia, 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22] After Credibil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p Era[J] . Keren

Yarhi-Milo. Foreign Affairs . 2018 (1)

[24]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5.
































62b900144dd9f_html_6e2e09e06ccaa7a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