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后明军火器二次升级与军事运用考述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火器二次升级与军事运用考述

陈志刚

陈志刚 辽宁社会科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1

摘要：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大量火器落入后金军队手中，加之天启元年开始后金开始加强军队的火器操练与火器配置，明朝多位官员、将领针对此战的教训和辽东形势发展，开始强调明军火器的二次升级，着力仿制、购置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西洋火器，并倡议改进火器的作战模式，甚至雇募在澳葡人军官加强火器部队的建设、训练。天启六年，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可视为西洋重型火器应用的成功案例。可惜，在崇祯四年，由于不堪地方政府的欺压，孔友德、耿仲明等率领的精锐火器部队转投后金，加之此后皇太极对汉军八旗火器部队建设的重视，此消彼长之间，明军的火器优势已逐步被削弱。当然，决定双方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的优劣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战后反思 火器升级 火器应用 火器部队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号：L19BSS001）

作者简介：陈志刚，1978年生，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辽宁 沈阳 110031）。

一、绪论：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官员倡议火器二次升级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拥有杨镐、刘铤、杜松、李如柏等众多援朝老将并装备大量佛朗机铳、大将军炮、虎蹲炮、三眼铳、鸟铳的8万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震动明朝上下。关于萨尔浒之战，滕绍箴先生的《努尔哈赤评传》、阎崇年先生的《清朝开国史》利用多种史料对双方的战前准备（包括军队征调、情报搜集与外交斡旋）、将帅关系、战场指挥、战争进程、胜败缘由都有很详细的阐发，【1】无须笔者赘言。但就战斗中明军中的火器部队每次与数量超过自身的后金军对阵的细节，两书并未涉及。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里有清人撰写的比较简要的作战过程记录，将萨尔浒之战中六个作战地点的战况分别开列，包括：（1）萨尔浒山上杜松所辖明军余部之败；（2）斡珲鄂谟瓦瑚穆龚念燧、李希泌1万明军之败；（3）尚间崖、硕钦山马林4万明军之败；（4）斐芬山潘宗颜1万明军之败；（5）阿布达哩山刘綎2万明军之败；（6）富察之野乔一奇前锋明军及朝鲜步兵之败。【2】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知晓一些明军火器部队遭受后金军优势兵力进攻最终死走逃亡、惨败收场的一些关键细节。

尽管后金的记载有意识地遮蔽了后金军队在每次战斗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与兵力绝对优势的一面，刻意贬抑明军、夸耀己军的一面，对明军各部队的被歼灭人数也记载不确有所夸大，但从后金讲述的上述6个战场的对阵细节来看，无论平原旷野还是山地、河谷，明军火器部队都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优势，面对后金军队骑兵和弓射手的快速突击、猛打猛冲、全线进攻，明军火器或者“连发枪炮而不响”，或者“未及多放枪炮”，或者杀伤效果极差以致后金军可以“全然不顾，一拥而上”，一旦保护火器部队的战车盾牌被推倒，火器部队唯有以刀剑白刃相搏，在富察之野，因风向突变转而将枪炮的硝烟及灰尘吹向明军，更是给后金弓射手提供了天赐良机，总之，各种情形之下明军火器部队均完全无力阻遏后金军队的攻势，继而在近身肉搏战中败于后金优势兵力的碾压。明军火器的优势何以变成了明显的劣势，除了朝廷不切实际的进军督催、明军将帅人事安排失当、各路军队间不能形成有效的配合支援、战场情报支援阙如等宏观层面的原因，或与参战诸军缺乏精锐、大多训练不足、缺乏联合整训、临战经验不足有关，而并非火器自身的问题。在此役20年前的朝鲜之役中，明军精锐火器部队与侵朝日军对战时，已将火器部队的战斗优势表现无遗。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后金在打扫战场时很重视对明军遗落火器的搜集。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下令：“著命各旗之三游击，由一游击在旗备办大炮。每炮配马二匹，委人管理。其余人等，选可佩弓之壮者 ，令其佩弓。其不能佩弓之人，悉令执三孔炮及铳枪。”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令“各地各堡演放火炮”，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正式下令将此前历次战事缴获的明军火器大规模装配部队。同时，下令“于诸申人所设各卡伦之间，每处设汉人四名，置炮四门。”【3】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进一步提高了后金军队的火器配置比例。正是萨尔浒之役的惨败以及后金军队利用缴获的火器不断提高其自身的火器装备比例，对明朝上下构成极大的刺激，它在刺激明朝在加强前线军队火器训练的同时，也刺激明朝开始仿造射程更远、爆炸力更强、命中率更高的西洋火炮，以便明军在火器对战中能够取得对后金军队的相对优势。这就是明代中后期明人第二次火器研究、仿制与战术探索的热潮，它肇源于明军在辽东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及之后辽东态势的恶化，这次火器二次升级始于万历四十七年，并一直延续至明亡始息。这一次高潮研究、仿制的侧重点在于西洋中型、重型火炮。

二、明朝官员对西洋中重型火炮的仿制、购置及对应火器部队的训练与作战成效

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以后，总理、协理京营戎政的泰宁侯陈良弼、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聘请14名在吕宋或澳门参与过铸炮过程、粗通西洋铸炮法的泉州工匠至北京试造吕宋铜炮。至次年七月离任前，黄克缵共督造出重1000斤、2000斤、3000斤三个型号总计28门吕宋铜炮，分别解运至辽阳、山东。其中7门炮连同30名熟练炮手被送至辽东经略熊廷弼所在的辽阳。但这批火炮性能不佳，其中一门炮在熊廷弼试放时就发生炸膛，辽阳明军因此对吕宋铜炮并不认同，而更青睐于参将张名世所造200斤重的灭虏炮，该炮“铅药分两与千斤铜炮同，而声更猛、更远，连试数位皆无恙”。

总之，由于火炮铸造关键技术的缺失，加之明军的火器主要跟随进军部队机动作战，对阵之际往往置于难以有效防护的营壕之外或城外，而非修筑敌臺用于城头炮击，射击速率缓慢又仅以战车、盾牌作为防护的明军轻重火器其实无力阻遏后金骑兵和弓箭手的更番攻击；徐光启就对辽东明军落后的火器战术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徐光启“言之再三，莫或见信”。同时，明军的火器部队也缺乏有力的战斗保障，直接削弱了明军火器效力的发挥。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陷没于后金，明军中神威、飞电、大将军等火器以万计，绝大部分亦失于后金，直接导致明军对后金军的火器优势也开始发生逆转。徐光启更担心后金此后将重型火炮用于攻城作战，工部官员李之藻闻沈、辽败讯也持相同看法。而此前京营所仿造吕宋铜炮“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而西洋火炮之威力发挥一赖于铸造工艺精湛，一赖于其炮兵的高素质，因此主张对明军的火炮性能进一步升级改进，他奏请朝廷派员至澳门番舶多方购求“西铳”并妥慎护送已运至江西广信的4门西洋铁炮，并在“原议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银一百两、日用衣粮银一百三十六两，余人每名每年银四十两”的基础上给予更为优厚的待遇，招募澳门佛朗机人中的“善能制造、点放夷目”，以期尽得其铸炼之法、点放之术，在条件成熟时“依法广造，传术九边”。【4】至天启元年十二月，前述四门炮被运至北京。期间，登莱巡抚陶朗先虽然任职只有七个月，仍组织成造了一批火器，储于登州，因此“登库所蓄军火器械尤富”，惜崇祯五年正月孔有德陷登州时落入其手。天启三年四月，由肇庆府推官邓士亮（万历四十八年六月至泰昌元年九月）在阳江县城西南近海水域打捞起的36门英国武装沉船独角号上英制大铳中的26门运抵京城。同时到京的还有明兵部派张涛、孙学诗赴澳门购买的22门英制红夷炮，以及明朝用重金招募澳门的葡萄牙“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他们的任务是赴京教演西洋火器火炮的铸造、点放技术，为山海关守军训练火器作战的部队。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宁前兵备道袁崇焕将所属11门红夷炮置于城头，“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取得宁远大捷，此战验证了徐光启城防炮战思想的有效性。同月，明廷应兵部主事孙元化的疏请，开始在京城以及边口推广“西洋台铳法”，将“西洋铳”的“车、弹药、物安设城上，及时教练”，以备城守。崇祯元年(1628年，天聪二年)九月，明朝又招募以公沙、鲁未略为正副统领的一支由4名铳师、2名副铳师、1名通官、1名通事、4名匠师、15名驾铳手、3名傔伴组成的澳门葡人队伍，携带3门大铜铳、7门大铁铳、30支鹰嘴铳来华效力，这支队伍于1628年11曰10日从澳门启程，于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日到达北京。崇祯三年（1630）五月，明军又藉助登莱巡抚孙元化属下参将黄龙的红夷炮队克复滦州。受此鼓舞，明朝在天启七年九月原两广总督商周祚新解进京红夷铜铳2门、铁铳8门的基础上，于崇祯二年至崇祯四年又从澳门购进十余门红夷炮。

同时，明政府的仿制工作在历经8年的摸索以后在崇祯三年（1630）取得重要进展，八月，“徐光启遵旨监炮，先以样炮二具呈览，帝嘉其任事精勤，命速行儧完并进”，这一年徐光启主持仿造出400余门红夷炮。在此前后孙元化也撰成《西法神机》一书，集中体现了徐光启师徒等人当时对西洋火炮及其弹、药的仿造技术水平。其后，其他一些明朝士人也与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合作，又编译了两种介绍西方火器制造技术的书籍，即《海外火攻神器说》与《火攻挈要》。至此，基于对西洋火器制造技术的逐步消化，明军所需的西洋火器装备已经开始摆脱单纯依赖从澳门采购的历史，转由工部自己进行大规模的制造。

但可惜的是，崇祯四年明朝训练的精锐火器部队驻守登莱地区的孔友德、耿仲明部8000余人因不满明登莱府的压迫，转而渡海投奔了后金皇太极。因该部队为明军火器精锐，其叛震动朝野。明朝在招抚失败后曾檄文朝鲜，中朝两国军队并力拦截，阻其渡海投奔后金，皇太极闻讯，亦派兵接应孔友德、耿仲明部，明军的拦截行动终告失败。孔、耿二人带走的不仅包括明朝最新制造的火器，还包括明朝从澳门聘请的葡萄牙军事顾问、火器专家。明朝在愤怒之余，将登莱巡抚孙元化以督导不力之罪处死。

而对于后金而言，除了这些明军精锐火器部队的投归，其先，尚有李永芳，其后，又有崇祯六年石城岛副将尚可喜投降后金，明朝东江防线遂瓦解。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封孔友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崇祯十年夏，明朝鉴于岛上驻军屡次叛逃降金，尽徙诸岛兵民至宁远和锦州。

随着前述多支明朝精锐火器部队投顺后金，后金火器军队的战斗能力出现陡然跃升。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兵突袭北京城，在德胜门与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所率明军对峙，后金军已有火器部队参战。为保障军队训练和作战之需，皇太极也开始筹划自铸火炮。至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一月，后金首次铸成大将军炮，对皇太极造成颇大鼓舞，大约半个月后皇太极令西乌里“总理国中汉人兵民一切事务”，佟养性总查“汉人军民一切事务”，鉴于铸炮匠役颇少，又下令在后金臣属中普查，“收取造大将军炮匠役”。【5】后金军队在火器化方面的努力使其越发成为一支可以威胁大明存亡的军事力量。此消彼长之间，明军的火器优势已逐步被削弱。

三、余论

客观而言，无论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统帅的8万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惨败，还是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年）八月，洪承畴统帅的13万明军在松锦之役惨败，皆为前期军事准备不足、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由朝廷严旨再三督催仓促进兵而发生，这是两次战役失败更根本层面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明军火器部队。君臣相互倚重、信任，边臣有依据敌情变化便宜从事之权，皇帝以及枢臣不加掣肘，同时边臣之间亦须戮力同心，但实际上能获得便宜从事之权的将帅并不多，边地的抚臣、镇臣间相互猜忌、掣肘的亦不乏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军在萨尔浒之役、松锦之役的惨败实为军事指挥体制之败，而非单纯的从征将士之败。

【参考文献】

[1]参见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193页；阎崇年：《清朝开国史》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90—313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19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5—29、116页。

[4]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483《李存我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324a—5326a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一）》，《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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