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尚书·多士》中周公的说话艺术

浅析《尚书 ·多士》中周公的说话艺术

邱维雯

中国艺术研究院

摘要：《尚书·多士》是周公代替周成王向未臣服于周并参与了三监之乱的殷士发布的一篇诰令。该诰令产生于内忧外患的周初政时局，对安抚殷遗民和维护周统治下的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尚书·多士》的内容进行分析，便可知周公说话艺术的精妙之处。

关键词：多士，周公，社会背景，说话艺术

目前，《尚书》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在这些版本中，《多士》的争议比较大。首先是对它的编排顺序，现在我们看到的编排中一般是《多士》排在《多方》之前，但早有学者怀疑，认为《多方》应该排在《多士》的前面。顾炎武说：“《多方》当在《多士》之前，金人倒其篇第耳。”¹其次，在有些《尚书》的版本中直接去掉了《多士》这一篇，如袁堂欣，谢志强主编的《尚书（中华国学经典）》。《尚书》成书较早，一直以来被奉为儒家经典，在汉以后的成书中引用较多，但对《多士》的研究和发现相对没有其他篇章多，特别是对其中周公的说话艺术没有得到根本的重视。而周公之所以能在敌多周寡，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稳定周朝的局势，辅佐周成王平定天下，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公能言善辩的说话艺术。另外，在后世的思想中，一般将“贤人”置于对治国安邦比较重要的位置，如儒家的“亲君子，远小人”，墨家的“尚贤”，都是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重视“贤人”，而对于统治者的说话艺术却鲜有论及。因此，结合《尚书·多士》的背景和内容浅析周公的说话艺术，对于我们今人更全面的研究周公治国理政的方法和古代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尚书·多士》出现的背景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克商，结束了商朝暗无天日的暴政。在推翻商朝统治后，周武王并未对商朝旧臣赶尽杀绝，而是将东边的领地封给了商的旧臣，武庚禄父，以殷治殷，同时将自己的兄弟管、蔡、霍分在东方邶、鄘、卫三国以监殷民，称为“三监”。周灭商的第二年，武王突发疾病而未能痊愈。驾崩后，太子诵被立为君主，史称周成王。即位之初，成王年幼，而天下并未平定。周族作为小邦，人数只有六七万，要统治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处于上风的商王朝，绝非易事。面对这样的局势，“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²但在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当中，周公排在管叔之后，因此周公摄政，引起，管叔、蔡叔等极大不满。依据兄终弟及的继承制，武王死后当由管叔代王而非周公。《尚书·金滕》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 ‘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掌管着领土以东兵力的管、蔡、霍三叔以管叔为首发动了“三监之乱”，而武庚随之响应，起而叛周。周公奉命东征殷，平定了这场叛乱。平定叛乱后，周公对这些殷遗士，并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对有德之人委以重用。《史记·鲁周公世家》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但是对于参与武庚之叛，不表臣服，道德低下的殷士，一律不予任用，并迁往洛邑。《多士》这篇诰令就是作于克商第七年，周公摄政第五年，以抚慰不表臣服的殷遗士迁往洛邑。

2. 周公的说话艺术

天下初定，周族人少，而殷人多；成王年少，“三监之乱”又起。面对局势动荡，内部分裂的情况，先稳定局势，将殷遗民迁往洛邑是当务之急。于是，周公发布诰令，以抚慰殷遗民，使其愿意配合迁往洛邑。对该诰令中的内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它充分体现了周公的说话艺术，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以“理”服人，逻辑严密

“理”即大众普遍认可的公理，是听众从逻辑上接受讲话者内容的前提条件。如果不符合大众所普遍认可的公理，那么讲话者说再多也无法打动听众。因此，诰令中周朝代替商朝执政的理由是殷人可以接受的逻辑，是晓之以理的。周公列举了成汤革夏的例子，“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向于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³夏不听取上帝的教导，放肆游乐，因此上帝就命令你们的祖先汤代替夏桀来统治四方。如果说殷人可以认同他们的祖先汤建立商朝取代夏朝，那么殷人现在就应该也可以认同周朝取代商朝的合理性，因为支撑统治者更替的逻辑和根据是一致的，即夏、商在后期有背于天命，放纵自身，已经无法承担大命，所以这个担子要由周人接过来。另外，从本文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⁴中可以论证殷人是敬畏天命的。周公用殷人所信奉的逻辑来说服他们，可以在《尚书·汤誓》中找到证据，“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是对天命和上帝的一种敬畏。《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因此，周族代替殷人统治是顺从了天命，“天命不可违”是殷人所认可的逻辑。

2. 以“德”配天，加强论证

除了说明现在周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天命为依据以外，周公还多次声明了德的重要性。列举殷人贤德的例子提到“罔不明德恤祀

⁵”，贤明的君主无不努力的施行教化，谨慎的敬祀上天。论及天命转移时提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天不会把大命交给那些不努力施行德教的人。说明为何不任用殷遗臣的时候，提到“予一人惟听用德”⁶，声明只任用有德之人。“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⁷道出了上天把大命转移给周国的原因是因为纣王沉浸于游乐中，而不顾天意和民众困境，故只有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命。因此，政权转移到周族的手中并非是周族武力上的征服，而是顺从了天意。另一方面，“三监之乱”爆发的源头是周公摄政，遭到兄弟的不满，不符合兄终弟及的次序。诰令中虽未提及此事，但从侧面说明了政权转移到有“德”之人也是天命。执政有德才能兴邦，也就论证了周公执政德合法性。周公以“德”配天的论证是一石二鸟，既加强论证了周取代商的必然性，同时也映射了他代替成王执政的合理性。

3. 追慕祖先，减轻逆反

殷遗民是周族的俘虏，对于周公的讲话必然存在逆反心理。因此要获得殷遗民的配合，就必然需要先减轻殷遗民的逆反心理。追慕祖先是中华民族所信仰的核心，因此，在提到商朝的统治者时，周公并非全然抹杀殷人的功绩，而是公正、客观地评价殷朝：“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⁸，“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⁹纣王胡作非为，违背了天命而招致今天的惩罚，但从成汤到帝乙这些帝王都是顺从天命，力行德政，慎行祭祀。通过肯定殷的祖先，唤起殷遗民对祖先的崇敬之情，从而使殷遗民从心理上放下对周公的抵触。因此，如果殷人的先人得到了周人的尊重，他们也就能保有自尊，那么他们的逆反心理便会减轻，从而愿意继续听周公的诰令。

4. 威慑与怀柔并济

威慑与怀柔是谈判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威慑使另一方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引起恐惧心理。同时，加以怀柔，使对方认识到说话者能给予的恩惠，并产生感激之情。“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¹⁰，“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¹¹，“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¹²，周公非常明确的告诉殷人，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周王赦免他们，不忍杀掉他们。这是拉拢被征服者的一种策略，一方面给他们以威慑，无论是从道义的角度还是从多方力量角逐的角度，殷商都属于穷途末路的境况；另一方面要怀柔殷国遗臣，让他们体会周王的仁慈，从而心甘情愿的臣服。所谓“怀而不柔，何以示怀？”¹³同时，周公为他们描绘了未来美好生活的蓝景，“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¹⁴如果在洛邑安居的话，你们的子孙都将从这里兴旺发达。作为战败者和俘虏，不仅不会被杀掉，而且还能展望未来，面对这样优厚的待遇，殷遗民臣服于周的抗拒心理就会有所减轻，从而配合周迁往洛邑。

总结

综上所述，《尚书·多士》有其特定的背景，天下初定，既有内部政权的动荡，又有殷民的叛变。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周公在《多士》中从逻辑上用殷人所信奉的“天”和“德”来论证周政权的合法性，用殷人对祖先的追慕之情来减轻逆反心理，同时威慑与怀柔并济，以此来安抚造反的殷遗民，以最低成本完成迁往洛邑的任务，可以看出周公的说话艺术并非辞藻的华丽和文辞的优美，而在于内容上以理服人，态度上刚柔并济。因此，分析周公的说话艺术，能使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周公治国理政的智慧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1 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之四《周公相成王中》“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夷、奄再叛之说”条引。

2 司马迁《史记》第一册《鲁周公世家第三》.［M］ ．长沙岳麓书社

3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 同上

5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同上

7 同上

8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李楚生撰.左传译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 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