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冷战思维及美苏冷战的起源

试论冷战思维及美苏冷战的起源

史天晓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本文从探析冷战思维的角度出发，界定了冷战思维的四个主要内涵，明确了冷战的概念，以及冷战思维与美苏冷战起源的联系。历史上，冷战思维曾多次出现在强国竞斗之中，是强国竞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当今，美国再次挑起了中美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美国的冷战思维依然是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本文尝试从中国的克制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角度，给出回避美国再次挑起冷战思维的答案。

【关键词】冷战思维；遏制；美苏冷战；强国竞斗；新型大国关系

1. 什么是冷战思维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美国迎来了瞩目的“单极时刻”。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实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与美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国家。出于冷战思维的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美国已经把中国塑造成为了继苏联之后的战略竞争的新对手。冷战与冷战思维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概念，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亡，反而时刻活跃在国际政治领域。冷战思维一直是危害国际和平安全的主要因素，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开始对中国挑起了冷战思维。那么冷战思维的内涵是什么，是本文首先要明确的。

（一）冷战思维的内涵

关于冷战思维的定义，前人给出了不少解释。一是前外交部长钱其琛的观点，他把冷战思维定义为“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1]。但弱肉强食一直是国际政治的默认法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强者的代名词，用这两个词来定义冷战思维并不那么合适。二是在学界著名冷战史研究者认为“冷战思维”是指“东西方冷战这个国际大环境中人们观察国际事务的特有的思想模式和认识框架” ,即“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 ,“过于强调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安全”等^[2]。这个观点明确了冷战思维的特点和历史局限性，有助于理解冷战思维的内涵和危害性，但也没有进行深究。三是，“冷战思维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国际政治中以权势政治、甚至极端的权势至上眼界和立场来看待和对待国际事务的一种思维方式”^[3]。本文认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冷战思维是一个宽泛又普遍性的概念，不仅可以描述冷战时的国家间竞斗的思维方式，还包括了冷战前和冷战后的斗争，因此它贯穿了整个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国际关系史也可以被看作一部冷战史。冷战思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抗思维，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外的首要目标都是安全，国家都是趋利避害的理性行为体。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包含四方面内容：1、国家追求绝对安全而非相对安全。一国增强自己军事力量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潜在威胁，以引起体系中的其他国家采取相应的方式增加军事力量，从而体系中的国家就会陷入“安全困境”。因此，当一个国家追求绝对安全的时候，体系就会陷入安全困境。冷战以来，美国的全方位安全战略展示了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决心，通过美洲国家集团，北约，亚太军事同盟和中东联盟等建立了世界范围内全方位的结盟体系以对抗苏联。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暗示斯大林美国制造出核武器。1949年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反逼美国产生了紧迫感，美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军备竞赛。2、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立或价值观念对立。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经济体制的需求是导致冷战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普遍认为苏联当时除了承认美国的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与美国建立良好机会^[4]。当世界上出现共产主义开始，西方国家就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国家妖魔化并试图把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然而，冷战思维在冷战前就出现了，当时美国对专制主义的反对与对共产主义相差不大。1815年俄普奥三国建立了政治同盟，旨在维护欧洲的君主制。随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美国的民主原则和君主专制水火不容，并预测了美俄关系因此产生意识形态冲突的必然性^[5]。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充满信心，福山指出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而此前的其他社会制度都因种种缺陷而衰落^[6]。由此，美国更确定了以“民主和平论”为依托向全世界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3、优先考虑高政治，时刻准备对付最坏情况。由于无政府状态之下所有国家都需要自助，国家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很低，所以一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以防御为目的的军备建设会不会转化为进攻能力。因此，冷战思维下的国家都把对付最坏情况作为对外决策的唯一出发点。毕竟国家意图是可变的可欺骗的，而能力是客观实质的。二战后，斯大林强调未来战争不可避免，表示要一直发展重工业以使苏联处于不败之地。而冷战后美国冷战思维的最具国际影响的行为是北约东扩，以防止俄罗斯扩张。4、塑造敌人并按自身的想法制定对敌策略。塑造敌人是指国家基于信息不对称，偏颇地将某个国家当作敌人看待，从而以针对敌人的方式制定国家政策和战略来对付这个国家。美苏冷战就是把互相把对方转化为敌人的过程，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的敌对。当苏联诞生时，美国就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的偏见，认为共产主义天生是扩张的会破坏和平，并企图消灭共产主义。1946年凯南的长电报表达了美国应对苏联的遏制措施，而电报的前提是凯南在长期驻俄中形成的对苏联的敌视。而美国方面的“遏制”和核垄断，激起了苏联的“反遏制”，使苏联后来拥有了令美国恐怖的军事实力。而美苏双方实力的匹配，使双方在国际上展开了权力争夺，美国也成功将苏联“塑造”成他的敌人。

（二）冷战思维与冷战的联系

本文认为，冷战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热战而定义的。广义的冷战是指对抗思维下的国家较量，是国家或国家集团除了采取战争手段以外所有互相竞斗和敌对的手段和工具的总和^[7]。而狭义的冷战是指遏制，即一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限制和打压对手的政策行为。冷战思维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种思维方式，自然与冷战爆发离不开关系。但冷战思维如何导致冷战还需要界定：（1）冷战思维导致冷战。当冷战思维同时满足四个内涵时，国家之间会爆发冷战。比如美苏冷战，美苏先有意识形态的客观对立，其次美国一直把苏联当作“假想敌”并对其进行遏制，倒逼苏联的实力上升，最终苏联的实力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双方都将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为出发点，提升防御以抵抗对方突然的进攻，最终核武器的出现使世界笼罩在恐怖和平之中。（2）冷战思维有可能导致热战。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冷战思维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部分会在第三部分谈到。（3）冷战思维可以化解，既不导致冷战也不导致热战。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日关系，美国单方面遏制日本，而日本几乎一直向美国妥协，最终使冷战思维成功化解。

冷战思维形式上是多样的，但本质是对抗思维下的国家间对峙，而冷战是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冷战思维的逻辑与建构主义相似，拥有冷战思维的国家一旦在互动中认为彼方有实力也有意愿去威胁或进攻自己，那么敌视、防范、孤立、遏制的观念就有可能产生。

2. 美国的冷战思维与美苏冷战的起源

传统上认为美苏冷战起源于20世纪中期，而本文认为美国冷战时期的思想基础在威尔逊政府时形成，威尔逊开辟了美苏冷战的先河。戴维斯和特兰尼将威尔逊政府的对俄政策称为“第一次冷战”，年代下限是1933年，当时罗斯福给予了苏联外交承认^[8]。而冷战思维的本质是对抗思维，冷战是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因此本文不同意两位学者的“第一次冷战”的说法，认为当时的美俄互动只能证明双方之间产生了冷战的思想基础，并且冷战思维在罗斯福政府期间也仍在延续，罗斯福反复强调孤立和遏制。

1. 美苏冷战的起源：1917年

美苏冷战根植于威尔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处理，由于威尔逊不了解不重视俄国，对俄采取观望政策，最终使民主世界“痛失”俄国。1917年10月到1920年8月，威尔逊在对俄试探政策中形成了冷战思维。首先，1919年威尔逊在美国进行了33场演讲，提及诸如“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像以前的沙皇政府一样专制和残忍无情的少数派政府” “俄国人陷于‘阴谋、恐怖、告密、间谍和武力’的少数人的恐怖主义”等言论，演讲使美国国内充斥着反共主义情绪^[9]。其次，1920年8月9日，威尔逊在“科尔比照会”中，使美国对列宁政府的不承认政策官方化，并且鼓励其他政府也这么做。美国由此确立了对俄国的外交隔离和遏制，威尔逊政府奠定了美国后来冷战和遏制政策的基础。虽然当时还没有军备竞赛、武装对峙和军事对抗，但已经产生了冷战的基本要素，比如：猜疑、互相误解、反感、畏惧、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外交孤立，为美苏冷战作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2. 美国冷战思维产生的原因

1913年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时，不了解也不重视俄国，因此唯一可能改变当时美俄关系的是美国驻俄大使馆。但1917年到1920年，威尔逊对驻俄大使弗朗西斯缺乏信任，在大使就俄国行动提出对策时，威尔逊都选择了观望。1917年10月，工兵委员会已完全处于极左翼控制之下，20天后弗朗西斯还在确认临时政府的可靠性，要推迟发放对其贷款。由此威尔逊政府错失了挽救俄国的机会，十月革命爆发使美国的对俄政策失败。

美国认为新政府是共产主义且是武装建立，因此不承认社会主义政府。从威尔逊的隔离到凯南的遏制，美国对俄政策有着某种连续性，冷战思维从此贯穿了美俄关系史。

所以说美苏冷战起源于1917年，但美苏冷战的最终形成和爆发与核武器离不开关系，1949年苏联核武器的成功试爆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标识。

3. 冷战思维与强国竞争

冷战思维说到底是传统国际政治中以权势政治、甚至极端主义的权势至上眼界和立场来看待和对待国际事务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个普遍概念，是强国竞争的惯用逻辑，但在不同时段冷战思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2. 1. 雅典与斯巴达的博弈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希腊半岛经历了五十年危机，斯巴达与雅典的势力基本达到一种平衡，斯巴达及其盟友控制着希腊本土陆地，雅典则控制着泛爱琴海海域，达到一种海陆平衡状态^[10]。此时雅典与斯巴达形成两极格局下的紧张和平，类似于美苏冷战时的恐怖和平。冷战思维贯穿了五十年危机时期，虽然最后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危机时两城邦没有爆发直接冲突。这个时期，斯巴达与雅典因为对方的实力、政治制度的不同和文化价值的迥异互相猜忌。希波战争后，雅典人计划重建雅典城墙，斯巴达人心想波斯已经败北，那雅典修建城墙是为了对付谁呢？虽然斯巴达最终没有阻碍雅典城墙的建立，但从此之后斯巴达国内一直存在敌视雅典的派系

^[11]。雅典实力崛起后极具扩张性，干预盟国战争并拉拢盟友，企图追求绝对安全。公元前458年，佛基斯入侵斯巴达母邦多利斯，斯巴达人出兵。斯巴达军队试图避免与雅典直接冲突，但回程时与雅典军队正面相见，斯巴达意图寻找恰当的时机和方式避免冲突，但雅典却趁机调集大军围攻斯巴达军队^[12]。

因此，冷战思维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于国际关系中，不过当时冷战思维表现为雅典和斯巴达的相互猜疑，雅典的挑衅和斯巴达的抵抗。

2. 2. 美国对日本的遏制

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针对性消失，两国内部都产生了怀疑同盟价值的思想。在美国，有不少政治家主张解散美日同盟，这种思想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原因，即国际安全形势缓和的背景下美日两国经贸领域的摩擦日益突出。

20世纪80年代，日美经贸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感到日本对其利益威胁。199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3.37万亿美元，为美国的60%，人均26920美元超过美国^[13]。日本在汽车、光电子、半导体等重要领域取代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国内的“日本威胁论”呼声渐高，美国开始在经济上遏制日本。1989年美国通过“超级301”条款对日本的不公平竞争行为进行调查。 1992 年美国又迫使日本承诺增加美国半导体、计算机、汽车部件、纸张等产品进口^[14]。在政治方面，美日之间的互不信任达到了巅峰。美国在国内将日本宣扬一个“罪恶帝国”的代名词。1991年，美国的“哈里斯民调”显示，68%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72%的人认为，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更加严重^[15]。一些美国人怀疑日本作为盟国的可靠性，“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盛行。这段时间美日关系中也存在冷战思维，表现为美日经济竞争下，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打压，最后迫使日本妥协并维持了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而冷战思维也随着日本的妥协而消逝。

2. 3. 美苏冷战

冷战思维贯穿了美苏冷战的整个时期，表现为冷战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对立而在对外决策中互相对抗，并且坚持权势至上的思维方式。冷战思维在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在整个冷战时代的国家大战略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基础。由于前文对美苏冷战思维的详解和梳理，在此不再赘述。

2. 4. 中美关系的新形态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是美国冷战思维存在的主要原因，追求绝对安全和畏惧潜在对手是美国冷战思维的心理基础，制造“假想敌”和遏制战略是冷战思维的实施工具。基于以上的分析框架，美国的冷战思维显露出了新花样，冷战矛头直指中国，美国的行动正在逼迫冷战机制的再次形成。冷战思维成为中美关系长期摇摆不定的重要因素。首先，美国的冷战思维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美国战略利益的考量，常常把中国塑造成为美国的“假想敌”。其次，美国的实际政策中，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增加。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一直采取“接触+遏制”政策。接触政策本身就是衡量美国对华态度的一种试探性政策，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实力的上升可能在国际地位或权势上威胁美国时，接触政策自然会转化为遏制政策。第三，美国对华政策经常会沦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牺牲品。美国的两党制之间的派系斗争往往会对美国政府施压，对美国对华态度产生不利影响。

国际关系上最典型的冷战思维无非在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美苏斗争的特性是意识形态之争，以至于有人将意识形态之争延续到中美关系上。但冷战后，无论其他国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否一致，由于都缺乏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实力，因此大国战略的核心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冷战后“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流行，主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大国竞斗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争只是冷战思维的一种表现方式，虽然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大国竞争的核心，但冷战思维依然是大国竞斗的惯用思维。

4. 结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根据上文的界定，中美关系已经满足了冷战思维的四个内涵，那么中美之间就可能爆发“新冷战”。应对美国的冷战思维，我国有必要实施克制战略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不冲突、不对抗。要聚焦问题根本，处理矛盾时适当的“口水战”是必要的，但在处理安全和经济领域等核心关切时，聚焦事务的解决而非道德的指责成为首要任务。其次，满足于相对安全。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追求绝对安全，从而可能会引起过度扩张。过度扩张除了会增加国家的经济成本和安全成本外，可能还会引起对手国的恐慌，从而导致两国的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因此，应对美国的冷战思维还要做到军事上的“克制”,以免引起美国的恐慌而使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第三，促进中美之间的利益平衡。适当的让利会换来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这一点我们似乎更要学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以经济利益换取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要有必要的代价意识，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争取显著改善与美国现有伙伴的关系，争取大幅度的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的战略性外交

^[16]。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突破冷战思维则成了重中之重，两国要以彼此尊重为前提，以坦诚合作为途径，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促进彼此合作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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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天晓（2000-），女，汉族，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本科在读，国际政治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