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文化:论《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中叙述者的困境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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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道德 ·文化 :论《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中叙述者的困境

任冰杰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 100872


摘要:在《抄写员巴特比》中,赫尔曼·麦尔维尔创造了一面镜子,看似在写巴特比的不幸遭遇,实则表现更多的是老律师在试图理解巴特比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内心挣扎。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老律师的困境:思想困境,以西塞罗半身为象征的理性的挣扎;道德困境,老律师自利的博爱;文化困境,十九世纪华尔街的商业实用价值观。从表面来看,这场办公室纠纷以巴特比生命的终止而结束,但老律师所面临的内心挣扎和困境并没有就此结束。巴特比的出现,迫使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使他获得了对人性更深层次的理解。巴特比的旅程结束了,但老律师的心路历程才刚刚开始。

关键词:《抄写员巴特比》;叙述者;老律师;思想困境;道德困境;文化困境

引言

一直以来来,赫尔曼·麦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以其丰富的内涵及神秘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文中的抄写员巴特比以其不同寻常而又异端的形象,成为学术评论界经久不衰的谜题。而对于这篇文章的叙述者,学术界的研究不甚多见,且主要集中在从叙事策略角度、作为对巴特比解读的附属品而进行的研究。本文旨在从老律师这一角度入手,来挖掘小说的丰富内涵。

小说到处充斥可见叙述者老律师的内心挣扎,在对巴特比的同情和愤懑中,在留下巴特比还是赶走巴特比的选择中,是什么最终促成了老律师的选择呢?又是什么使他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抉择困境之中呢?结合小说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老律师的困境:以西塞罗为代表的理性思想、基督教所倡导的道德文化角度、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角度。

  1. 思想困境:西塞罗半身像——理性的挣扎

麦尔维尔深深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思想的影响。美国19世纪时期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男人都会通过阅读西塞罗的作品来学习他的雄辩术的文风。马文·辛乐顿认为文中的叙述者——老律师深受西塞罗文风和其论述的关于雇佣者和员工之间契约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文中老律师在选择如何对待巴特比的选择困境当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塞罗《论责任》当中关于“道德上的善”、“仁慈与慷慨”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巴特比一次又一次地消极抵抗中权衡巴特比是否值得自己的慷慨相助。

西塞罗半身像第一次出现在巴特比消极抵抗律师不愿意校对一篇文章,“假使他表现出一点点的不安、愤怒、不耐烦或者不礼貌的行为……我肯定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他赶出了办公室”。西塞罗的著作《论责任》中提到:“一个具有这种比较高尚的美德(谦虚,自制,以及我已经反复说过的那种公正)的人”,就应该是“仁慈和慷慨”的受惠对象。即使在老律师对着巴特比怒吼、颐指气使的时候,巴特比也没有形怒于色,十分自制。

麦尔维尔将西塞罗半身像的第二次出现安排在了老律师询问巴特比的过去的对话之中,在尝试与巴特比温和交流失败之后,老律师彻底恼怒,但挣扎之中,老律师选择妥协,试图劝说巴特比只要他肯校对文件,就可以留在办公室。律师事务所是老律师的个人财产,正如《论责任》中所述,如果有人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他就违反了人类社会的法规。因此,老律师试图劝说巴特比,只要他肯校对文件,来作为对老律师的一点回馈,他就可以继续待在这里,否则,巴特比将被人类社会所不容。

正是由于巴特比的双重性——安静无害却消极抵抗,导致了老律师的内心挣扎。一方面,老律师不忍心伤害这个可怜的人,将他赶出办公室,另一方面,巴特比却是如此的不合人类社会的法规。古希腊哲学强调理性为终极存在,这一看不见的理性原则规定了世界的一切秩序。面对巴特比的“我不愿意”,老律师每次都是从“惯例”和“常规”角度去理解和判断巴特比,受制于理性判断来解读巴特比,最终只能导致无解,陷入一种理性的思想困境。

二、道德困境:三一教堂——自利的博爱

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基督文化意象,其中两次提到“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五次提到基督徒最基本的美德“博爱、慈善”,此外还引用了耶稣的“神圣的戒律”。“博爱(charity)”,来自拉丁语“Caritas”,意为“the altruistic love”,指的是无私、利他的爱。

尽管巴特比不愿意做自己的工作,老律师却愿意在他应得工资的基础上多付钱;在搬离之后返回来劝说巴特比,给他提供其他工作机会;去看望入狱的巴特比,贿赂送饭者多多照顾巴特比。从表面来看,老律师似乎仁至义尽——满足了他的“责任感和保护巴特比不受迫害的愿望”,但同时,他却感到十分愧疚——对巴特比的话中所包含的怀疑和冷漠态度感到十分难受。他对巴特比的这些看似博爱的友好行为,符合基督文化中博爱的标准吗?如果符合,那老律师的愧疚和痛苦又从何而来呢?

实际上,老律师对巴特比的仁至义尽,源自于他自利的需求。在他不断合理化巴特比的反常行为时,他提到“他对我有用,我可以和他交往下去”,不断说服自己帮助巴特比是一种举手之劳,算作对自己的人格赞赏,如果自己把巴特比留下,给他提供吃住工资,就可以为“我的良心积攒一份最终将是美味的佳肴。”究其根本,老律师的愧疚来源于他没有真正爱他的同胞,作为基督徒,他并不具备基督徒最基本的美德——博爱。

他看到巴特比将事务所当成家,一个人孤独地寄居于此,他为巴特比感到不幸,但随后经过一番审慎的思考之后,“巴特比的悲凉在我的想象中越变越深, 这份忧郁融入了恐惧, 这份同情化作了厌恶。”而后开始思考如何让巴特比离开。老律师是一个伪善的人,他的“常识”与博爱相悖,无论他认为自己对待巴特比有多么的仁至义尽,他并没有无私地帮助巴特比。在去往教堂的路上他中途返回,认为自己没有去教堂的资格,因为在内心深处,他自己也在责怪自己。

老律师自利的博爱最终导致内心的道德困境,因为自私自利并不能激起对他人真正的爱。就像他把巴特比安排在办公室的一个小角落,用屏风把自己和巴特比隔开一样,他对巴特比的同情也被他的自私自利隔开,在利他与利己的挣扎之中,利他占了上风,老律师也因此陷入了道德困境,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他声称自己对巴特比“仁至义尽”的同时,却仍然感到愧疚和痛苦。

  1. 文化困境:华尔街的商业实用价值观

19世纪的华尔街,是一座充斥着个人利益至上的围城。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写道,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额传统价值体系是由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支撑起来的,代表人物分别为乔纳森·爱德华兹和本杰明·弗兰克林,前者带有超验主义倾向,后者讲求实际和功利,这一价值体系规定了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

老律师就是一位十分讲求有用的人。面对“火鸡”的每日下午的精力不足和“钳子”的每日早上的暴躁不安,老律师仍选择迁就,原因是“火鸡”每天上午干活最稳最快,能够完成许多工作;而“钳子”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举止斯文,可以代表事务所的门面。同样,老律师选择录用巴特比的原因是他的安静可以平息一下“火鸡”的闹腾和“钳子”的暴脾气。老律师将实用原则贯彻到了极致,很好地平衡了三位抄写员的可用性,直到巴特比的“我不愿意”威胁到了他的有用原则,老律师才开始想方设法让巴特比离开。

“有用”是美德,“无用”是罪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努力工作、能赚钱在19世纪的美国被供奉为“天职”和美德,相反,无所事事就是有罪。在宣告再也不抄写之后,巴特比不断消解自己的“有用性”,自愿选择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有罪”的人。

一方面,老律师受到爱德华兹《论意志自由》中超验主义倾向的影响,认为“巴特比给我带来的这些烦忧在冥冥中早已注定,他之固着于我定是为了某个万能主宰的神秘使命,”对巴特比产生怜悯之心,表示愿意为巴特比提供寓所。另一方面,实用主义支配着老律师,当他听到外界对巴特比的议论纷纷之后,他认识到这可能威胁到他的职业信誉,他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巴特比。

强调稳妥的老律师,安于华尔街的商业实用价值观,把有用性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巴特比各种形式的“我不愿意”,实则是对华尔街主流价值观——实用主义的消极抵抗,不断消解自己的有用性。受到新教伦理和清教秉性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老律师对巴特比产生了无限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出于对事业和前途的考虑,他最终选择搬离办公室,避开巴特比,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文化困境之中。

结语

麦尔维尔创造了一面镜子,《抄写员巴特比》看似在写巴特比的不幸遭遇,实则表现更多的是老律师在理解巴特比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内心挣扎——无论是在思想、道德还是社会文化层面。麦尔维尔“通过对出海前后前途未卜的未知的预测,直接对人类生存问题提出了拷问,并流露出某些不容乐观的担忧和悲观历史。”这篇小说虽然不是关于出海的故事,但同样表现的是麦尔维尔对于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拷问,体现了麦尔维尔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性关怀的缺失与道德滑坡的忧虑与思考。从表面来看,老律师似乎“胜利”了,这场办公室纠纷也就此结束,但老律师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就此结束。无论他有多么理性、伪善、功利,巴特比的出现,迫使他走出了自身思想、道德、文化的舒适区,正如他在文章最后发出的那句感慨,“啊,巴特比!啊,人性!”老律师既经历了困境,也收获了对人性更深层次的理解。巴特比的旅程结束了,但老律师的心路历程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 赫尔曼·麦尔维尔《水手比利•巴德:梅尔维尔中短篇小说精选》,陈晓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

  2. 杨金才《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帆、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4.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

  5. [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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