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反事实推理调查分析

张旭敏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反事实思维又被称为反事实推理，是对过去已然事实进行否定并重新表征以建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本研究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参考Bloom提出的“汉语中缺乏虚拟语气的句法功能，因此中国人在思维时不擅长反事实思考”这一观点，采用问卷调查及线下访谈等方式，针对215个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开展调查，以验证Bloom观点的合理性。结合Bloom研究结果中“有英语学习经历的中国人的反事实思维能力相对较强”这一观点，深度分析此次调查，探求影响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的实际性因素。

【关键词】中国人；反事实思维；调查分析

反事实思维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在《模拟式启发》中首次提出的。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人在思维过程中代替不真实的条件或可能性。所谓反事实思维，其实是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如：“一个人要坐车去另一个城市开会，结果起晚了，错过了班车，无缘会议，他想要是早起一个小时就不会误车错失会议。”在这里“错过班车无缘会议是结果”“早起一个小时不会误车错失会议是想象”是与实际结果相反的一种思维，即心理学家所说的反事实思维。

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间的联系，是心理学届致力攻克的一大难题。高一虹（2000）在《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一书中曾提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语言与思维关系问题影响较大，这一假说主张“语言决定论”，即一切高级别的思维均依赖语言，语言结构对文化群体中各成员的行为及思维习惯都起决定性作用。沃尔夫还认为，受文化背景影响，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不同，即人们常说的“语言相对论”。不少学界的人对沃尔夫假说进行验证，如：1972年Alfred F.Bloom 提出“说汉语者不善反事实思维是因为汉语中无虚拟式”的假设，并开展调查验证这一观点。而同样的欧洁芳也通过系列验证进行了反驳，提出“与说英语的人相比，说汉语的人同样有反事实思维能力，之所以出现Bloom调查的结果，是因为语言翻译不地道”。在肯定语言影响思维的前提下，本文考察Bloom的观点，以验证其合理性。针对Bloom是否有英语学习经历对反事实思维能力的影响，就调查结果深度分析，探索影响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的实际因素。

1. 中国人反事实推理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为验证Bloom观点的合理性，考察215个中国人，详情如下：15至20岁的人数占比13.95%，20至30岁的人数占比48.84%，30至40岁的人数占比16.28%，40岁以上人数占比20.93%。

其中15至20岁的受试人群，2/3为高中理科生，约1/3受试者为高中文科生。20至30岁受试群体，主要集中在硕士或本科学历的学生群体，约占该年龄段受试总人数的2/3，其余1/3受试群体为初、高中学历。30至40岁受试群体，学历各异，职业各异，主要为家庭主妇、企业工作者。以上三个年龄段的群体，均受过英语教育，但深度访谈发现，只有60.46%受试者还掌握一定的英语，知道“虚拟语气”这一知识点。40岁以上的受试者，主要为小学、初中学历，个别学历为本科学历。职业主要为农民、家庭主妇、自由职业，个别为教师。该年龄段的群体，几乎不会英语，不受英语语法知识影响，会英语也只是说一些简单的单词或句子。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及访谈两种研究方法，其中参与问卷的受试者124名，参与访谈的受试者91名。

（二）反事实推理问卷设计

为真实考察中国人反事实思维能力，验证Bloom假说的合理性，笔者参考实验问卷“毕尔的故事三”，在Kahneman和Tversky问卷“交通事故”一文的基础上，适当修改，设计以下文章，开展调查。

琼斯先生是一家银行的主管，他的妻子生病了，目前在家修养，平时没什么事情他都是按时下班，但是如果他的妻子要求的话他也会提早下班回家照料家里。他一般都选择走近路回家，但是偶尔也会走海滨路，因为这样他可以享受难得的好天气。这天的天气不太好，琼斯先生照常在公司上班，他妻子通常不会在他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打扰他工作，假如这天他妻子因为不舒服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为了能够尽快赶回家，他就会选择走他常走的那条近路，然后在路上不幸地发生事故。 这起事故的发生地是一个十字路口，有目击证人说当时琼斯抵达路口时正好黄灯，他完全可以冲过去。如果他没有急刹车停下，那么绿灯时，他已经穿过了路口，就不会被闯红灯的卡车从左边撞上以至于发生这场严重的交通事故。

从上面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请在下面的答案中选出一个或一些你认为合适的答案）

1、琼斯先生的妻子这天给他打了电话，他提早回家了。

2、琼斯先生这天是走经常走的那条近路回家的。

3、琼斯先生在经过十字路口时，没有踩急刹车，他在黄灯时冲了过去。

4、琼斯先生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5、上面四个答案都不合适。（请在下方简单说出你的意见）

除上述文章，笔者还在问卷中设计了系列小问题，询问受试者选题缘由、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以辅助后期分析中国人反事实思维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

2. 中国人反事实推理研究分析

1. 研究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发放124份问卷，回收124份问卷，访谈91人，所有调查真实、有效。

调查结果显示215名受试者中81名选择了正确答案，占比37.67%，单看数据，似乎印证了Bloom中国人反事实思维能力差的观点。但从另一角度看，Bloom认为有英语学习经历的人，反事实思维能力更强，但从本次调查对象来看，40岁以上的受试者，不了解英语，几乎没有英语学习经历，但45名受试者中有23人选择了正确答案，占比51.11%。而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20至30岁的受试者，硕士学历或本科学历的学生群体约占该年龄段受试人数的2/3，其中文学、语言专业学生约50人，理、工科学生约20人，该群体选择正确答案的大概有20人，约占群体比28.57%，总比9.3%，从数据中可以发现，虽然有英语学习经历，但对结果影响不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Bloom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不是影响思维的唯一因素，对中国人是否有反事实思维及影响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的因素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2. 影响中国人反事实推理因素分析

为反映中国人反事实思维能力的情况，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学科思维的影响

通过分析数据、查阅文献及深度访谈发现，中国人反事实思维能力受学科思维影响，不同专业培养方式有所不同。一线资料显示，理、工类学科，重视构建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目前国内各大院系培育生源时，尤其数学、物理、化学、经济等学科，都强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所谓理性思维，即思维方向明确、依据充分，能够很好地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事物或问题的思维。是一种在证据和逻辑的基础上进行思考的方式。由此可以推断，理、工科的学生由于学科思维方式不同，对“假设”性词语较敏感，假设范围内的事物，非事实，因此本次调查，理、工科学生正确率相对较高。

2.学历层次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学历层次在小学、初中的受试人群，与同龄段学历层次更高的群体相比，正确率仅占7.90%，这反映了学历层次是影响受试人群反事实思维的重要因素。阎达仁（2017）在其研究中提到，受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呈正比，学历水平越高，幸福感越强。李杨（2008）也曾提到，没有反事实思维的人，情绪易消极、没雄心、希望、好奇，很难意识到自我进步。由此可以发现，没有反事实思维的人，认知时，更倾向于不好的结果，本调查中，学历层次相对较低的人，受消极情绪影响，认为交通事故是既定事实，伴随学历的提高，人的幸福感变强，对事物情绪积极，受试时考虑交通事故是否既定，更利于选择正确答案。

3.思维训练的强化

深度访谈发现，大多参加过公务员考试或其他逻辑类考试的群体，经过该类考题训练后，十分敏感，正确率高达100%，由此可以推断，反事实思维能力是可训练的，通过一定的强化训练，能够提高人的反事实思维能力。

4.生活习惯的影响

深度访谈发现，影响受试者反事实思维的因素还包括生活习惯。受生活习惯影响，人们倾向于选择快餐文化，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剧集太多的电视，无法接受大段的文字，无法接受文字密集的书籍，更喜欢刷小视频，看电子书，追剧集少的电视。处理长文本时，注意力无法集中，没有耐心，面对不重要的文本大多只是浏览，因此错过许多关键信息。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受试者的正确率不高，生活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3. 汉语中的反事实表达

Bloom 提出“汉语中没有虚拟式，因此讲汉语的人不善反事实思维”，但通过翻阅书籍、文献我们发现，汉语是有反事实表达的语言，如袁毓林（2015）在其研究中通过大量实例证明，汉语中同样存在大量反事实表达，且历史久远。如先秦时期《韩非子·人主》中写道“当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这里“当使”翻译成现代汉语“倘使，表假设”。汉朝乐府诗歌中“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也是一种假设性的说法，只有这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才会与君绝。到唐朝，这样的反事实表达更为普遍，如杜牧的《赤壁》，王昌龄的《出塞》都有这样的表达。近现代以来，众多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如果、假如、要是......的话”等诸如此类的表达。这些都是汉语中的反事实表达，这充分说明汉语是一种具有反事实表达的语言。

三、总结

汉语是一种具有反事实表达的语言，从古到今，汉语中“假如、如果、要是、只要、只有”等诸如此类的表达，根据语境不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是一种具有反事实表达的语言，这也从侧面证明，中国人具有反事实思维能力。调查结果显示，是否有英语学习经历，对受试者反事实推理能力影响不大。中国人在反事实推理调查中正确率不高，影响因素很多，如受试者思维方式的影响、学历水平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处理文本材料时注意力不够集中等。受上述影响，受试者进行反事实推理时，理性思维占主导的人正确率高于感性思维占主导的人，学历高的正确率明显高于学历低的，有过思维训练的正确率明显高于没有经过训练的，短文本的正确率明显高于长文本的正确率。

调查表明，反事实推理能力是可强化的，公务员考试中，有些题目就是对反事实推理的测试，参试人通过大量的强化训练，最后形成一定的思维模式，产生应激反应。

从测试结果来看，笔者建议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能够克制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和沉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科技良性共生。做事时，能形成认真、专注、耐心的品质，认真对对待每一件事，回归本真。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02.

2. 阎达仁. 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D].湖南师范大学,2017.

3. 袁毓林.汉语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特点[J].中国社会科学,2015(08):126-144+207.

张旭敏（1996－），女，河北张家口，研究生，汉语国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