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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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

61个城市，历时18个月，采样56000多人……一项规模空前的专项调查在中国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展开。半年前，调查结果得出，但报告至今仍以“暂不公开”状态留存在卫生部。调查显示：存在高危性行为的男男同性恋群体已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情况之严重，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象。西南地区某城市，每5个男男同性恋者之中，就有1个感染了艾滋病。文|谢博识

制图|无右

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捏着一瓶拉夫米定片，小勇（化名）向老王建议：“去检查一下吧。”这种几乎所有艾滋病第一次抗病毒治疗方案中都有的药片，是小勇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地坛医院免费领取的。这是2008年的3月，他和他，已经在丰台区南苑乡的这个四合院里同居了7年。

和以往一样，老王拒绝了小勇的请求。

与此同时，为摸清全国男男同性恋中的艾滋病感染率，在中国的61个城市，同时启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由卫生部主导的专项调查（以下简称“61城调查”）。调查分为三轮，历时1年半。

“全国男男同性恋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4.9%。”全程参与了“61城调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对记者说。

2004年调查所得，北京市男男同性恋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是0.4%，到2009年，这一数据在5年内翻了近10倍。而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至2009年为止仍在1%以下。

“61城调查”完成至今，已经超过半年，依旧是“暂不公开”状态。“卫生部不会随意公开，国家也有顾虑，顾虑之一是为了防止人们将HIV感染和男同性恋人群划上等号，导致社会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歧视进一步加强。”一位参与过“61城调查”但不愿具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解释说。

小勇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调查，但他一直是报告里那些统计数字中的一个。

感染艾滋的“MoneyBoy”

“我们是一见钟情。”2004年初，小勇在北京某洗浴中心遇见了老王。

这时的老王还有妻子和儿子，家里新盖的四合院让老王负债累累，小勇追求老王的方式是帮他还钱，“我就在浴池做MoneyBoy（依靠性交易赚钱的男同志）帮他还。”在3个月内，小勇频繁出入北京市的多个洗浴中心，每天至少都会跟一个顾客发生性关系。这段时间，小勇平均每个月可以挣1万多块，为了讨老王的儿子开心，“一千多块的飞机模型，我也给他买”。

在小勇做着全职“MoneyBoy”的时候，赵金扣博士正在为针对中国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的常规监测系统初次运行做准备。这位师出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既是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高级顾问，同时也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61城调查”的筹备。与卫生部合作开展“中盖艾滋病项目”多年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61城调查”中也资助并参与了其中14个城市的调查。

“61城调查”之前，全国部分城市就做过类似调查。北京最早的一次男男同性恋艾滋病调查是在2001年底2002年初，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同性恋之都）分校的崔京姬博士来到北京，抽查了酒吧、公厕和浴池里的481位男男同性恋，通过唾液检测的方式得到了艾滋病感染率3.1%的惊人数据。

“从2004年开始，北京就建立了常规监测系统，每年一次，调查300到600个男男同性恋个体。”

为了搞清楚干预工作最好在哪个环节进行，与赵金扣博士一起参与了常规监测系统建立准备工作的唐宇（化名），辗转打听同志洗浴中心的地址，并成了北京同性恋酒吧的常客。“连（同性恋）圈子里的人，有的都不愿意去，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因为工作去洗浴中心。”唐宇说。

为了不暴露身份，唐宇必须像去洗浴中心的正常顾客一样脱光衣服。同志圈里，30岁以上就算老年，但40多岁的唐宇依然会被很多人搭讪。“他们喜欢来浴池，因为这里很直接，就是冲着性来的。”一边推挡化解一边观察，唐宇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

洗浴中心的前台、吧台和更衣柜里都放置了安全套，供顾客自愿取用，但是真正发生性行为的地方却没有放，圈内人管这个地方叫“黑房子”。想要发生关系的顾客多半会来这里，房间有大有小，小的刚好容纳两人，大的可以容纳十几个人，里面没有灯，两人借手机屏幕的微光看一下对方模糊的轮廓，“觉得还不错，就发生关系了。”

唐宇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黑房子”，小勇却是这里的常客。“除非顾客自己带。”小勇说，在洗浴中心的“黑房子”里交易时，是没有免费安全套提供的。

“我们不敢放，用过后残留着精液的安全套被随便乱丢，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一查一个准。”北京市某洗浴中心老板说。

2004年4月初，常规监测系统第一次运行。全职“MoneyBoy”小勇从同志圈子里的朋友处得知，地坛医院有一个检测梅毒和艾滋病的项目，接受检测的人还有钱拿，30块到50块不等。

“我就是冲着钱去的。”小勇说。正是这次检测，让小勇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感染者5年翻了10倍

“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我人还在新疆陪客户。”小勇用6个字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受不了”和“不知道”。“受不了”的是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不知道”是做“MoneyBoy”而导致自己感染。

那一天，小勇坚持与客户完成了“交易”，交易过程中仍然没有使用安全套。

“我是哭着给他（老王）打电话的。”得知自己感染，小勇一直在南苑公园流连。老王一直守在失魂落魄的小勇身边，为了照顾小勇，老王不得不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2004年至今，赵金扣参与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常规监测系统的持续运行。每年的4月到6月间，都有一班固定的医护人员和同志圈里的志愿者守在北京市CDC旁边的“检测咨询中心”。除了洗浴中心的“暗访”，CDC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还一起展开“明察”。

“我们说MSM（MenWhoHaveSexWithMen）人群，是指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有感情，也有的完全是为了钱。”赵金扣博士向《新知客》记者介绍道，“而男同志之间的高危性行为，极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在这里，高危性行为被定义为—没有使用安全套的肛交。

男男性行为通常采取肛交的方式，肛肠的黏膜较薄，其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发生性行为时极易引起破损出血，在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下，病原体从肛门或直肠的破损处侵入，直接进入血液。

为了估算北京地区有多少同志人群，参与常规检测系统建设的相关专家走访疾控中心、同志民间团体，摸清楚有哪些热门的同志酒吧和同志网站。在同志圈子内比较流行的固定日子，比如4月19日（419，foronenight，一夜情）、2月14日情人节，通过统计一些酒吧当天的客流量和网站的浏览量，估算该地区同志人群基数。

但怎么样让同志人群自愿现身，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这些人群被称作“难以接近的人群”，他们不会自愿现身。

“于是我们采取了‘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DrivenSampling，RDS）进行调查。”这种基于社会网络的调查方法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北京的调查工作中很快被采用。犹如“滚雪球”—通过同志组织里的志愿者，告诉身边的同志朋友，有这么一个检查以及检查的安全性和必要性，一个人劝说三个人接受，这三个人再发展更多的朋友接受检查。

小勇就是这样接受检查的。“我是2004年初，在检测咨询中心做的检查，主要检查有没有梅毒和艾滋病。”3个月内，像小勇这样来接受检查的男男同性恋有300多位。

2004年北京市的第一轮调查数据显示：男男同性恋中，艾滋病感染率是0.4%。

小勇既是那300位当中的一个，也是0.4%当中的一个。

因为老王的债还没有还清，身为感染源的小勇，2004年到2008年之间，仍然在接待客户。“他们都是在洗浴中心认识的熟客，（感染）之后，我就很注意，戴安全套了。”直到2008年，小勇才正式告别“MoneyBoy”身份。

而到了2008年时，常规监测系统运行得到的数据显示，北京市男男同性恋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率已经攀升到5.0%以上。

“有重复的人，但是不超过总数的10%。”逐年上升的感染人数令赵金扣震惊不已，“美国1981年报道的全国第一例艾滋病就是在男男同性恋人群中发现的，那个时候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达到20%以上。”

中国会不会重走美国的老路？

61城“大摸底”

2008年3月，全国范围的“大摸底”开始了。

“‘61城’包括4个直辖市、各个省会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以下、有男男同性恋人群基础的县级城市。”吴尊友说。

“大摸底”共分三轮，2008年4~6月是第一轮，9~10月是第二轮，2009年4~6月是第三轮。“我们总共调查了全国61个城市中，56000多位成年男男同性恋。”吴尊友说，“最严重的地方是西南片区，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的感染率都在10%以上，在西南地区的几个城市里，过去100个人当中检查，有1个感染，现在一查就有10个人感染。”

“其他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有长三角地区，比如上海、浙江，这些地方是5%~10%；北京周边，比如天津也在5%以上；还有东北地区，比如沈阳、哈尔滨也是5%以上。”赵金扣博士参与了这次大摸底的方案制订，同时作为专家组成员亲自到访了61个城市中的20多个。“西南地区最高的一个点，感染率甚至达到20%！”这个数据，已经到达了1981年时美国加州的水平。

在调查进行的同时，小勇的CD4数量骤降（注：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会不规则性下降，当CD4低于200时，可能发生多种机会性感染或肿瘤）。

2008年3月，小勇的CD4突然降至刚过100，他的双手和胳膊开始起皮疹。此前，每隔半年，小勇就去佑安医院接受免费的CD4检查。“医院规定，CD4低于200，可以申请免费吃药”，但拿药之前的一系列检查还是要花钱的，“我检查了肝功能、肾功能，还有心电图和血常规，我遇见的医生挺好，这些检查一共花了300块左右，如果遇见不好的，可能需要600甚至上千。”

小勇所说的“不好”是指“乱收费”，“有些不用检查的项目，他也要你检查。”2008年3月，小勇拿到了他的第一瓶拉夫米定片，一天一次，一次一粒，直到现在。

开始服药的第一个月，小勇心烦、浑身不舒服，根本下不了床，偶尔吃点流质食物，老王一直照顾他。“就在这张床上。”小勇拍了拍身下1.5米的双人床，“一个月之后就好了，现在就跟吃普通的药差不多，但是因为吃药，记忆力下降的很厉害，你刚才问我具体什么时候感染上的，我一直想不起来。”小勇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瓶拉夫米定片—药瓶上的标签已经有点褪色。

吃药的同时，小勇也不忘劝老王去检查。事实上，2004年得知自己感染上之后，小勇就开始劝老王去检查，但寡言少语、足不出户的老王“根本就没奔那儿想”，迟迟不愿去。

“已经达到集中流行水平”

“大摸底”一直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调查采用的方式与北京的常规监测系统的调查方式一样，都是由同一批人组织，用统一的方法，在统一时间、统一地点进行。

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在各地疾控中心的门诊里进行，每个门诊点至少需要5个工作人员，每周7天轮岗，他们包括组织填写问卷的医务人员两位、负责抽血的护士一位，以及负责快速检测的护士和登记协调者。除此之外，还有负责外围工作的，比如在实验室化验检测的医生、同志圈子里的志愿者、在酒吧等地帮助宣传检测活动的工作人员。

在调查地，入口处有一个男男同性恋志愿者，专门负责鉴别前来检查的人是不是“同志”（通过观察凭借以往经验识别）。专人发放协议，向前来接受检测的人解释保密性，并监督签名—当然，签的是化名。

每一轮、每个城市的调查结束，当地疾控中心和医院都会跟“圈内人”一起讨论数据的可靠程度。由羽毛球小组、游泳小组等兴趣小组，以及防治艾滋病的民间同志组织组成的“圈内人”，分析判断他们看到的圈内人士中，有多少是学生、有多少是结过婚的、有多少是流动人口、多少是本地的，与调查结果是否相符。

三轮调查都是如此。

“我当年接受检查时，也有‘鉴别’（同志）的人。签名时，我用的是化名。”小勇说。小勇知道，老王不愿接受检查完全是“鸵鸟心态”，他开始用这些细节说服老王。终于，2009年下半年，小勇陪着老王，在佑安医院接受了检查。

僵持了5年之久，老王最终收到了跟小勇同样结果的化验单。阳性，CD4是500多。

“我从来也不跟人接触，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他，也不胡来，所以我就没奔那儿想。”在小勇接受《新知客》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老王一直没有说话，提及何时感染，他终于忍不住了。

在小勇已经感染而老王拒绝接受检查的一段时间里，老王仍旧会与妻子发生关系，“还是会有，但是很少很少”。至今，老王的妻子不知道老王和小勇均已感染艾滋病，老王也不知道妻子的情况。按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刘达临教授的估计，男男同性恋90%以上会选择结婚。男男同性恋的妻子，通常被称为“同妻”。

老王的检查结果出来时，是2009年的11月。“61城调查”总共三轮的调查已经结束，各地疾控中心的疫情数据汇总至卫生部。调查结束已经半年，报告依然是“暂不公开”状态，除了一些零星数据，再没有更多消息出来。

项目负责人吴尊友等人审核的调查数据中包括—2009年，全国新增感染者估计为4.8万人，同性性传播飙升到32.5%，占新增感染者人数的三分之一。2008年，全国男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是4.9%。

4.9%代表了什么？

赵金扣博士解释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过规定，如果特定人群当中HIV感染率达到5%，那么这个病在这个人群中就达到了集中流行的水平，简单说，男男同性恋群体已经成为艾滋病的‘高发人群’。”

老王，也成为了这“4.9%”中的一个。

“每年都有新增的”

与小勇和老王同住一个院的“夜来香（化名）”，和小勇一样是“零号”（男男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称为“零号”，扮演男性角色的称为“壹号”），他已经60多岁，2005年查出感染，现在也开始吃药了。

四合院里的4个受感者，除了“老玉米”，现在都聚集在“夜来香”的家里。2008年，他们搬到了一起，为的是“讲话、有点什么事方便”。“夜来香”的家比小勇和老王的家还小，除了一台13英寸的电视，再没有其他家电。

此后，每隔3个月老王都将要去医院检查一次CD4，小勇则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拿一次药。除此之外，两人几乎不出四合院，而“夜来香”偶尔还会去乡里甚至市里参加一些活动。“夜来香”是民间防治艾滋病小组的志愿者，平常除了发放安全套之外，也去感染者的活动现场发资料，有时也打电话劝身边的朋友去检查、去听课。

“夜来香”在丰台区自己所在的村里参加感染者聚会，这个地方的同志差不多有几十个，感染者占80%。

“平常感染者聚会上，好多都认识。”夜来香说，“而且，每年都有新的感染者。”

针对情况的不断变化，北京市常规监测系统的调查人员还在修改或新增问卷上的问题。“比如，原来的感染率年纪大的同志比年纪轻的多，但现在年纪轻的多了。”赵金扣说，“我们要搞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同志是否存在交叉感染。”

为了寻找感染源，在2008年的调查问卷中新增了这样一系列问题：最近的5个性伴侣是谁？化名是什么？大致年龄是多少？在哪里发生的性行为？对方是不是感染者？

“61城调查”已经结束，但各地的常规监测系统仍将继续运行。未来，4.9%这个数字，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