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犯罪根源

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犯罪根源

刘莉萍

尼尔基一中语文组刘莉萍

犯罪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一直困扰着人们的一种社会现象。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随着原有社会制度的崩溃，导致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商业、工业和金融危机，恰好在一八六五年发展到特别严重的地步”，很多的悲剧都是在这深刻的金融危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因此，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生存竞争的世界，是一个爪子里有血，牙缝里有肉的世界。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给作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产生各种作品和思想理论的源泉和素材，他们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理解，并给各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寻找着理论支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犯罪主题有过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关于犯罪原因问题的分析主要有两个方向：人要么是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下犯罪的，要么是因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思想下走向了犯罪。但事实上还有其他多种因素都是构成犯罪的原因。

1赤贫的生活与异化性格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富于现实意义、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他描绘了沙皇黑暗统治之下的俄罗斯底层人民艰难的生活境况，以犀利的笔触对那个时代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深入地展现了社会各个令人窒息的角落。穷苦无望的人民被种种原因逼迫得走投无路，马尔美拉多夫向萍水相逢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哀叹生活的残酷：“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啊？”无可奈何的他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得让每个人有条路可走啊！”并不是只有这个九等文官，卡捷琳娜、索尼娅、杜尼亚，还有拉斯科尔尼科夫也一样的无路可走。绝对贫穷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付他那向二房东租来的橱柜似的斗室的房租，每次从房东门口经过时都提心吊胆，更不用说去付学费了，他辍学了，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不能完成他的研究，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前途可言；他想帮助母亲摆脱贫穷的生活状态，不再只是依靠那仅有的抚恤金勉强度日，他也想挽救为了帮助她的母亲和哥哥而“出卖了灵魂”的妹妹杜尼亚。柏拉图曾指出：“人们贪恋金钱常常是许多犯罪的原因。”饥饿虽不是他犯罪的根本原因，但却使他挣脱自己难堪屈辱的处境，挤入上流，成为社会主宰的障碍，他想做拿破仑。这种观念正是由他贫贱的生活地位激发出来的。可以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行动，是他走出贫穷困境的一个无奈的选择。他孤高自傲，郁郁寡欢，疑虑重重。这样一种性格，在穷极潦倒的境遇中，面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与罪恶，必然要在头脑中形成一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除了与他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以外，这种性格也是促使他犯罪的深层原因。贫穷本身不是罪过但却能够带来犯罪，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拉斯科尔尼科夫本质上的善良天性和正义感，与他所处的穷困环境以及穷人的不幸遭遇不断冲突和碰撞，当他结识并了解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不幸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潜意识中认为他可以通过谋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使自己摆脱目前的窘境，并且能够帮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声称：他杀人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暴力的车轮一旦转动就无法停下来。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后又杀死了无辜的丽扎维塔。

贫穷也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性格变得孤僻且略带些神经质。由于贫穷他厌倦接触任何的人，终日躲在橱柜样的“斗室”里胡思乱想，似乎在证明他物质上虽然贫穷，但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拉祖米欣也如他一样的贫穷，也曾因此而退学，但退学后不久他就创造条件做了家庭教师，因而得以重返学校。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能像拉祖米欣这样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生活中去，他也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的。

他们都相信自己可以主宰命运，“而直接导致犯罪的思想则是：为了成为统治者，就必须跨过一般人无法跨过的界限；只有敢于凑过去抓取权力，你才会实际地拥有权力；只有灵魂坚强的人，才能够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是对的”。

2混乱的思想与病态社会

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是东西方的结合。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俄罗斯处于鞑靼人的统治之下，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保留的是东方风格。双头鹰是俄罗斯的传统标志，“但它似乎只满足于在行动上东扩，在思想观念和精神文化上却很少东顾”。从17世纪的接触到18世纪的学习再到19世纪的反思，使得彼得大帝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彼得大帝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革命，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将人民置于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使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与此同时，从彼得大帝起，俄罗斯也进入了一个批判性的时代，各种思潮纷至杳来。

虚无主义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空前盛行。虚无主义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这一思潮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虚无主义者怀疑一切、批判一切，无论是对传统还是对现存的一切都不假思索地简单否定，他们的理论带有十足的实用主义色彩，认为凡有用的东西才有价值。

除了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外，19世纪中叶的俄国还出现了另一个热潮，即理性主义，面对理性主义的冲击，宗教信仰再一次陷入了危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研究人的心理，他作品中的人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俄国人心灵中的这种变化：拉斯科尔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都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他们怀抱着理性抵御着来自上帝的侵袭，但理性无法抵达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在信仰和理性的冲突下走向了灭亡，伊凡的《宗教大法官》就是理性与信仰的最强烈的对抗。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俄罗斯失落了信仰与根基，因而，俄国社会“骨子里就有毛病，存在着病态”。彼得大帝的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确立，依然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人们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不知道要信仰什么、尊重什么、崇拜什么、追求什么，好像要抓住什么，其实又什么也没有抓住”。混乱的社会状态必然带来家庭的混乱，老卡拉马佐夫家的偶合家庭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人们不仅信仰丧失而且道德堕落，由于虚无主义和理性的作用，人们似乎驱除了原有的道德体系，但却将其中的阴暗的东西留存了下来，唯利是图、厚颜无耻、阿谀逢迎，乃至卖身求荣。富人对穷人的残酷剥削更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进而走投无路。这些人的最终选择只能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