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入世”十年，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我国“入世”十年，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蔡德林

蔡德林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今年，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在这十年中，我国平稳度过了过渡期，初步实现了在观念上和制度上的一系列转型和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这十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也给我国经济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障碍，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新问题。这一方面表明，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在体制上和结构上存在诸多问题，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

一、理性看待“中国模式”

2004年5月，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所谓“中国模式”，从此名声大振。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这使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拯救世界”。英国《卫报》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了“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但在2009年接受媒体专访时他却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在国内，由于我国加入WTO的表现，尤其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部分媒体和理论界也开始热衷于对“中国模式”进行研究与宣传。似乎“中国模式”已具备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相提并论或互补的重要价值，不仅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对西方发达国家也将具有划时代的启发意义。面对“中国模式”存在与否，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一种模式。从此，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用客观、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总结这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用一种“模式”来概括，恐怕为时尚早。因为，模式是一种比较固定的发展方式，并经过历史的检验，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和推广价值。但任何模式都不可能像电脑操作那样，复制、粘贴即告完成。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公认的模式，但在不同国家，又会衍生出不同的“次一级模式”。像数学公式那样的模式是不存在的。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不同制度的选择、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也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与发展。但至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以借鉴的所谓“模式”。如上世纪30年代，西方正在经历经济大萧条，而此时苏联的经济却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怀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而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在上世纪末，伴随日本与韩国的崛起，国际上又开始热议“东亚模式”。亚洲式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得到推崇。等到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走向衰退，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模式黯然失色。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不能脱离原有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没有成功的先例。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尚未达到“对岸”时就形成一种所谓的“模式”，明显不符合逻辑。西方人炒作所谓“中国模式”，并不是对“中国模式”的认可和欣赏，而是以“中国模式”的名义，“捧杀”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两次G20峰会上屡被提及的“G2”概念，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中美共治”时代。按照西方的逻辑，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应该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其实质就是要阻碍中国的发展。因此，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对中国减排的承诺表示“赞赏”。如果我们失去警觉，陶醉在西方人的“热捧”之中，按照连我们自己都认为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去发展，其结果就会丧失改革与发展的良机，甚至前功尽弃。

二、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济转型正式拉开序幕。为加快市场化改革，与国际接轨，我们在市场化初期便申请加入WTO。这反映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对融入国际社会的期待。由于在国际上未能确立市场经济地位，我国是以“非市场经济成员”的身份加入WTO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中因此规定了一些“特殊”的不利条款，尤其是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致使我国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并被一些国家“特保”。

回顾我国加入WTO的10年，初期的改革，不仅决心大，而且动力足。正因为如此，我们搭载着国际化的列车，利用WTO的“红利”，把我国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享受着世界工厂、最大出口国、外汇储备第一、中国崛起、G2等一系列美誉。面对突如其来的成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早已被抛到了脑后，是否需要继续改革也遭到质疑。若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轮胎特保案”的发生，似乎还不能冷静下来反思，我们自身是否出现了问题。

其实，我国改革的基本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正如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的，我国经济的增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种认识从上到下应当说都是清楚的。问题在于，当短期的发展机遇来临时，我们会更看重眼前的利益，甚至会盲目乐观，热衷于“中国模式”，将原本应当改革的难题一推再推，以至于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不难想象，以现有的发展方式和我们的比较优势，环境与资源的过度透支，能够持续多久。类似于重商主义的无限度出口和美元的积累可否持续；不以内需为主，而把经济命门系于国外，甚至某一国家是否存在巨大危险。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仅需理性与常识。

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伴随经济成就的取得，我国改革的速度明显放缓，改革的动力在丧失。我国的改革是由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包括路径的选择、利益结构的调整、政策的制定、进程的控制等。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同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是不能回避的。以改革主导者为中心，遵循由易到难，由外到内的改革路线图，如今的改革已经改到了“难处”，改到了改革者的“家门口”。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率先实行改革领域的群体已经为改革付出了代价，并期盼着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入来实现共同富裕，共享改革成果；而未改革、或未彻底改革领域的群体则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今天改革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有压力，无动力，而不继续改革又不能寻求更大发展。

我们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甚至更高，相关法律制度也已基本建立。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这种认识是一种浅薄的自慰，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僵化思维惯性的典型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反映在有形的市场上，而体现在潜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平等、自由、权利、责任、自律等法治和道德精神。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中的乱象丛生，集中表现为有市无序。因此，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能量化的，更不能用GDP去衡量。我国目前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应当从本质上去寻找原因，就事论事，只能是疲于应付，按下葫芦浮起瓢。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建市场易，立制度难，树精神更难。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成就，并不体现在近一二百年里。没有从中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不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改造与升华，市场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而我国历史上始终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过程，等级制、特权思想、官本位、潜规则等根植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先天缺乏市场经济中的观念要素，对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认识和理解相当肤浅。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捷径的探索是有限度的，也是有危险的。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浮躁与盲目乐观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

三、走出对国际市场的“路径依赖”

加入WTO是我国政府智慧的选择，不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经济难以快速起飞，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但国际市场不是无限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也都是暂时的。如果不加节制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全力走向国际市场，不仅有悖于WTO的宗旨，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更不能持续。WTO规则如果不能让每一个成员获得“红利”，就会走向他的反面。

据工信部的数据，2010年我国工业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6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4.6％，1990年是16.1％，2000年是20.8％，2007年是37.5％。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开始有所降低，但仍居高不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德国的出口占GDP比重(39.9％)高于中国(37.5％)。至于其他国家，美国8.4％，日本16.3％，英国15.7％，法国21.6％，意大利23.4％,西班牙7.4％，加拿大29.2％，巴西12.2％。世界平均是25.6％，都低于中国。

尽管对外贸易依存度或出口依存度，并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健康合理，但从历史经验看，小国的开放型经济出口依存度高，大国相对出口依存度低，这两种现象被视为相对正常状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家，出口比重之高，明显是不正常的。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中指出：自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接近70%，出口贸易依存度接近40%。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给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风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已经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在增长过程中，首先要防范的风险是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严重依赖。中国的加工工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对汇率和国际商品市场极其敏感，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很容易通过外贸出口传导给中国经济。二是中国将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以外贸产品的方式低价出口到欧美市场，但本国人民却没有享受到“世界工厂”的实惠。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过高的出口依存度如果出现在加入WTO的初期，或许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持续、快速的提高，以至于面对国际上“双反”的围攻，甚至在金融危机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条件下，仍然期盼着欧美经济的复苏，这明显说明我国的出口导向已经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而这背后所反映的是理性和危机意识的缺失，或是对国内市场的无奈，在WTO红利面前丧失了进一步改革的意志。发达国家看好我国的市场潜力是正常的，而我国企业面对国内巨大市场而纷纷向外看就不能说正常了。目前，中国人口大致占世界总人口的约20%。我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如果把每个都与一个国家进行对比计算，2008年，按照汇率算，广东GDP第一，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第二位是山东，第三位是江苏，他们的GDP都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第四位浙江，大于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第五位的河南GDP大于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第六位是河北，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第七位的上海，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等。

应当说，中国是国际上最大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这也是支撑我国未来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是，如何开放国内市场，尽快摆脱由出口导向形成的严重“路径依赖”。这不仅是经济安全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问题。这使问题又回到进一步深化改革上来。如果不改变政府职能和现有利益格局，在收入分配体制上有实质性突破，大幅增加国民收入，降低交易成本，限制国有企业的触角，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就无法摆脱对出口的“路径依赖”，甚至会越陷越深。

四、防止“后发劣势”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加入WTO，不仅在国际贸易规则上享受了“WTO红利”，而且在技术领域更是实现了“后发优势”。招商引资、合资合作、以市场换技术等，使我国的制造业水平在短期内得到极大提升，并且走出国门，迅速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国内GDP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首先归功于我国政府加入WTO的智慧选择，如果依靠自力更生，不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后发优势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但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在获得短期的快速发展后便停滞不前，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陷入“路径依赖”困境。因此，有“后发优势”，就一定有“后发劣势”。所谓“后发劣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意思是“对后来者的诅咒”。后由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北京演讲时使用。“后发劣势”的中心思想是，落后国家发展较迟，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两种形式，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条件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落后国家用技术模仿取代制度模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杨小凯使用这个概念，其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必须进行制度改革。

“后发劣势”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国际上，拉美国家堪称典型。而在国内，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具说明力。“以市场换技术”的不成功，也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之一。而“后发劣势”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内在的联系。“后发劣势”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其逻辑关系表现为：后发优势———发展迅速———制度障碍———边际递减———后发劣势———路径依赖———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存在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制度被“锁定”的状态。就是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不能突破原有制度障碍，焕发社会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路径依赖”的怪圈。

目前，国际上公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的市场窄小，资源贫乏，靠的就是技术不断地引进、吸收、创新，进而成为创新型国家。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总结原苏联和我国的改革实践后，撰写了《制度重于技术》一书。国际经济发展及我国的改革实践表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却被我们忽略了。科学技术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依赖科学技术，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依赖什么呢？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制度”。制度创新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可靠保障，只有制度才能提供持久的激励和有效的成果保护。因此可以说，制度是生产力的“生产力”。

我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其目的就是要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防止形成“后发劣势”，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虽然势头良好，但主要依靠的是粗放式的资源的投入，创新能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创新能力的不足，集中反映了我国制度创新的严重滞后对技术创新的制约。我国目前改革乏力，使许多制度性障碍无法突破，直接制约着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如我国的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占据了最多的资源，垄断了最盈利的行业，不交租，只是象征性地向国家缴纳利和税，与民营企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有政府作为后盾，有廉价的资源保障和可靠的垄断利润来源，创新动力自然十分有限。而民营企业虽有创新动力却无创新制度的支持与保障。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国内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等不利的经营环境，放弃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走向市场投机也许是无奈的选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技术创新的动机；公共权力介入微观经济，官商勾结，迫使企业放弃创新而选择搞掂官员；人为制造的“劳动力优势”使企业把利润增长点放在压低劳动力价格上；行政化的教育制度和数字化的评价体系，使教学和科研活动偏离了基本的价值取向等等。当一个民族把价值观锁定在权力与金钱上，就不会有多少人去“仰望星空”。

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尊重规律，总结教训，努力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借鉴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可以避免走弯路，甚至危机的发生。在当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崛起，必将面临更为不利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WTO红利”和“后发优势”递减到临界点之前，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突破制度性障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