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然天成的女性观——王小波笔下的女性美浅析

浑然天成的女性观——王小波笔下的女性美浅析

韩琳

韩琳（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00）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2）02-0000-01

摘要：文学大家王小波书中的女性是一种真实的、个性的、张扬的美的存在，本文通过对王小波相关作品的研究，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平等意识女性美“绿色的爱”

从作品最初的难以出版到到如今大家的名至实归，已故作家王小波越来越多的受到文学爱好者和主流媒体的关注。学界目前关于王小波种类繁多的研究资料中，对其超凡脱俗、天然纯粹的性爱描写拍案称奇的多，然真正理解这一创作特色个中成因者少；分析更多承载公共知识分子理性思考价值的惯用男主人公“王二”形象者多，而重视其作品中形形色色别具风味的女性角色者少——不能不说是一项接近于“误读”的遗憾！王小波无疑是位拥有强烈社会责任并保持时代良心的人文学者，也是一个推崇科学态度，秉信智性思考的自由主义现代派，同时更是一名回归内在，自我生成的心灵艺术家。毕生致力于严肃文学（或者说纯粹艺术）探索的王小波是个超越世俗意识形态的“美”的追求者。①他讴歌自然赋予的人性本真，崇尚不可磨灭的人类智慧，而他真正看重并为之付出全部心力的只有美的艺术。这是表现与营造，存在与创作的本质区别。艺术家的个人价值正在其中。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诗人和智者的王小波，就这样把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当做“诗与思”相结合的美的投射。更进一步说，她们折射出作者本人的女性观乃至全部的审美趣味和艺术态度。而这种浑然天成的女性观，恰恰来源于艺术家内心自发产生的对美的向往。王小波笔下的一系列生动别致的女性形象，在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界都是极为罕有的，这也正是他无邪气性爱描写的根源所在。

有关两性问题，现在社会学界已经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人的性别意识不单由自然性决定，而更多受到社会性的影响。社会构建论认为一个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早已像基因一样深刻的渗透进人们骨子里，乃至我们几乎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偏见的存在。比如当年代表先进文化的主力军在向西方学习进步的女性主义（feminism）时，就非常中国特色地使用了“妇女”解放（women’sliberation）。“妇”在字典里的解释是：（1）已婚的女子：妇人。妻，与“夫”相对：夫妇；（2）泛指女性：妇女。常指成年女子。（“婦”的甲骨文字形左边是“帚”右边是“女”。从女持帚，表示洒扫。婦，服也。谓服侍人者）；而woman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为femaleperson；anadultfemalehuman；femalehumansingeneral（成年女人）。从生物性上有male和female（男性和女性）之分，在社会层面有man和woman（男人和女人）之名——但在我们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却自然而然地把“妇”引为女人的通称，拿“妇女”涵盖所有femaleperson——不得不说是极其微妙耐人寻味的心态。这种理所当然把“嫁为人妇”当作女性终极归宿的传统观念，真正是浸淫国民性烂到骨髓里根深蒂固无法蔽除的封建糟粕！究其实，还是没有从立人的角度把女性首先当成一个本应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看待，于是从此环境中教化而来的女性，亦很难具备认知到自身独立人格的自觉意识。这同样也是我国当前的女性现状。过去我们仿佛常常看到一种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粗俗妇人形象，无论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是一类鲜明的典型形象。随着时代进步，“人”的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这种“为人妇为人母老夫老妻上了年纪便不再需要注重形象了”的“破罐破摔”现象似乎略有好转；但至今却仍鲜少有女性真正思考过，“我”为什么要结婚，难道“我”就没有嫁人以外其他选择吗……即便许多声称恨嫁、愁嫁，婚姻恐惧的“现代”女性，也只是用一种尽量拖延，暂时逃避的心理接受了“妇女”归属的“必然命运”。我们的社会在一个女性出生之际就已将其安排好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的人生路线，而全盘接受这种“妇女”认知的女性，永远无法在认同自己的女人身份前，首先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立。

著名社会学者艾晓明就曾坦言：“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说母亲是伟大的，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尊重女性。阴道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身体部位了，它关系到妇女的生命、经历、地位等等。”她进一步表示：“在美国我发现，妇女研究不像有些人想的只是关心妇女。女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她的性别，也取决于她的阶级、种族和性取向。”这实际上就是所有人类共同的遭遇。每个人的最终实现的自我发展，都也取决于他的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等诸多构成社会人的因素。这才是“平等的概念”。艾教授认为，其实在人类社会中男女之间会有很多过渡。除了我们通常设定的男女两性和异性恋关系，还有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跨性者，双性者，易性者，异装者等等虽数量相对小众但自古历来存在的性别/行为模式。因此“当我们说两性平等时，我觉得这非常不对，很不公平。应该讲性别平等，或者说人人平等，所有的性别、性取向都是平等的”②。

王小波的意识里正是具备了这种平等的心态。或许王小波在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下也会使用“妇女”这个词，但他心里绝不会企图用它来涵盖所有女性，把它当做女人（woman）的代名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自诩进步的当代社会，看似更加文明的人们仿佛越来越少拿这种较为“显老”的说法来称呼女性，而实际上却从心底根深蒂固毫不怀疑地认为嫁做人妇就是女性唯一可能，唯一正确的归属。身为男人的王小波其实并未太深入思考过“女性主义”这样形而上的概念，不过因为夫人李银河在搞性学研究，他也在杂文里随意谈过一点他对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的看法。对于我们国家是否男女平等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较多保障的人总是值得羡慕的——我年轻时，大家都羡慕国营企业的工人，因为他们最有保障。但保障和尊严是两回事。”“我们国家总是从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框架出发去关怀女性，分配给她各种东西，包括代表名额。我以为这种关怀是不够的。真正的成就是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分配来的东西。”在性别问题上王小波和艾晓明不约而同地一致对“关怀说”表示了不屑和反感，强调和看重“个人”价值。王小波还把（两性的）“差异性等于优劣之分”这种逻辑毫不留情地斥为“市侩心理”。他从未高扬女权主义旗帜，身为男性也不能负上“女性写作”的美名，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创造出“女性话语”。尽管使用的是“男性话语”，但王小波却做到了真正平等的看待女性、描写女性。这与某些描写个人隐私乃至内衣品牌的“女性话语”相比，在冒犯与媚俗之间高下立见。因为他表示自己“总是从审美的角度、而不是从势利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所以王小波真正抓住了女性美的精髓。那就是（女性的）美本身。

身为男性的王小波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恋者，对女人自然怀有本能的爱慕；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先进心智健全的知识分子，他首先把女性放在独立完整的“人”的概念中来欣赏；并且最重要的是，王小波还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那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所发现并描摹出的以自身为存在的女性美，就有了和以往所有文人笔下绝然不同的独特风貌。假如仅仅简单的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样俗不可耐的形而上学来概括，根本是彻底扭曲的王小波的思想境界，甚至就连“追求人性本真中的自由奔放”这样带有赞美原始生命力的形容某种程度上也仿佛“玷污”了王小波的艺术价值。在王小波的主要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女性角色，没有一个女人是作为传统意义上妻子的形象出现的，更未曾真正描写过母亲的形象。纵观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通常年轻的女孩总被作为“美好”的化身热情赞扬，而上了年纪的“妇女”往往充当反面例子用来做犀利讽刺的对象。这样的安排并非他对“老女人”有什么恶意的偏见，更不是出自传统男人喜欢“老牛吃嫩草”的下流心理——他笔下的年龄划分单纯指向天真与是故。换句话说，是个体和社会的，超脱的和流俗的，自我独立意志的和意识形态教化的“人”的本质区别。艺术家的潜意识都是排斥世俗的，不管身处何种社会，柴米油盐、谈婚论嫁、老人看病，小孩上学这种紧贴地面的现实需求，常常都被艺术家孤高自我的价值取向无视甚至鄙薄。尽管王小波由于作品的题材等原因较少明确流露此番意味，实质上却全然昭示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逃离尘世，回归本心，成为自我的存在。因此与其把王小波欣赏的女性美放在“反抗压迫，追求解放”这样的“阶级”概念局限下，不如说她们压根没有主题先行的刻意姿态，丝毫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包括道德准则等文明产物，是与生俱来混成天然的美好个体。这些独立的美好存在不需要放在某种环境中跟什么对立比较，她们本身就是艺术家心目中美的化身。如《万寿寺》中的红线，本是苗族酋长的女儿，未经文明洗礼，野性尚存，自然淳朴。她兴高采烈地指导薛嵩将自己成功“抢”来后，全凭心情随性而为地陪薛嵩“玩”起了繁文缛节的教化生活。尽管偶尔也谦恭的自称“小贱人”、“小奴家”，却秉持着滑稽敷衍、漫不经心、流于形式，完全是游戏的心情；与薛嵩的一本正经、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迂腐大老爷做派构成绝妙的反讽。这样一个机灵果敢、天真烂漫，善良活泼的健美少女，被节度使薛嵩痛心疾首地摇头斥为“拒绝开化无可救药的蛮族”，反而更加暴露出他自大虚伪，软弱无能。红线强力的生命气息面使薛嵩愚妄的统治欲无处遁形，令他所坚持的一切礼数教条都显得愈发苍白可笑。所以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往往比男性更贴近“人”的本来面目。比如在小说《红拂夜奔》中，李靖是因为“想做奴隶而不可得”最终被迫出逃；而红拂本是个衣食无忧，具有观赏价值的“人瑞”，却仅仅为了“好玩”、“有趣”，断然放弃了空洞无聊的花瓶生活，主动寻求李靖出逃。他多以男性人物来承载批判解构现实的社会功用；惯用女性形象来完成筑造梦幻诗意世界的任务。用自己的美学理念重新填筑古代传奇，赋予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红线、红拂、小传铃，线条等类似的年轻女性形象在王小波小说里屡见不鲜，是其作品中女性美的最大特色。这些作为自我存在的个体生命是艺术家内心永恒纯粹，亘古不变的“美”之投射。

拥有自由心灵的王小波，从来不肯正面描绘世俗关系中的女性，因此一些较为年长的人物，通常就成了以丑恶面貌的出现的女性形象。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豆腐厂的革委会主任老鲁，这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干部妇女，在王小波笔下被描述为：“四十五六岁，胖呼呼的，两个脸蛋子就像抹了胭脂一样红扑扑的，其实什么都没抹”，“说话就像吵架一样，有时头发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直立起来”。因为革命时期（小说中是1973年左右）的压抑而扭曲，坚持认为小说主人公王二在厕所里画了她的淫画而一门心思想尽办法要捉王二，“常常朝王二猛扑过来，要撕王二的脸。幸亏这时旁边总是有人，能把她拦住。然后，她就朝王二吐吐沫。吐吐沫想要吐准需要一定的练习和肺活量，老鲁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别人身上了”。而事实上，淫画并非王二所作，“其实这一点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我困在房顶上下不来时，那些画还继续出现在厕所里。但她还是要抓我，主要是因为闲着没有事干”。而且那些画画的也不是她——“我们厂里见到那画的人都说：‘老鲁长这样？美死她！’算起来只有那个毛扎扎是她。”与此相似的还有《2010》中的老左，在这篇笔调晦暗的未竟稿中，一个极权体制下病入膏肓的典型“非人”，小说中对她的描写是“那干瘪的乳房，那东西像抹布一样，能够摸透，握在手里成一束，虎口以上溢出掊分还算有点模样”。在美女如云的王小波笔下，对丑做出这么生动的描写，尽管仍然透出王小波式聪明的幽默感，这个句子犀利到恶毒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或癫狂亢奋或麻木不仁的老女人一系列令人心生不悦的不合理举动，虽然是为了讽刺“革命时期”的某种丧失理智，集体癔症的荒唐，但私人化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深刻被世俗浸染的状态。

其实，王小波并非不能欣赏成熟的女性美，相反因为一颗对美无限推崇，并且无比感性的艺术心灵，他对性感有着最深刻的理解。“在镜子里看到的身体形状依旧，依然白皙，但因为它正在变软，就带着一点金黄色。因此它需要薛嵩，薛嵩也因为这身体正在变软，所以格外的需要它。假如一个身体年轻，清新、质地坚实，那就只需要触摸，只有当它变软时，才需要深入它的内部。”——《万寿寺》中的这段作者话语，正是对“性”之美的深切感悟，唯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体会到其绝妙之处！王小波并不经常在创作中塑造这种明确暗含欲念成分的熟女形象，被他概括为龙女式的性感：“高大而丰满，裸露出胸膛，就如一座活玉雕。”“乳头上那七点蜘蛛痣，状如北斗七星。那些痣的颜色，就如名贵的玛瑙上的红绦。”“他为她雪白修长的秀颈所迷惑，一心要把链子套到她的脖子上去。”“那修长的脖子，天鹅似的仪容，禁不住起了男人的欲望”……在后来的同性恋题材的《东宫西宫》及小说版本《似水柔情》中，这种形象和它内在隐含的欲望和情色，被更加深入的挖掘并使用象征的手法穿插其间，与作品形成互文的复调关系，承载了更多的美学意向，从而焕发出发更加丰富的诗意和内涵。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王小波较多乐于塑造的那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典型女性形象，虽常以少女面貌出现，其实并无真正“少女”的气息（早期手稿《绿毛水怪》中的妖妖可算一例），只是艺术家渴望的不受教化规范的生命本真状态的象征，偏向于精神意义上的理想型。而在王小波笔下所有女性人物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别存在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创作的短篇小说《舅舅情人》里的绿衫女孩“小青”的形象，这部作品也因为它难以言喻的独特魅力令人沉醉着迷。《舅舅情人》故事取自《太平广记》卷196“豪侠”（四）中的《潘将军》，原作围绕一串珠玉失而复得的事件描写了一位身手敏捷、行事奇特，性情刚烈的奇女子，她“上下轻捷、疾如飞鸟”的轻灵是这个故事中最动人的地方，并在王小波的改编下“扩展为一种灵异的精神，将整个小说导向新的意境”③。借助这份传奇的中古氛围，王小波沉潜内心尝试发掘并描绘了一种朦胧橘诡的意象之美。这是一个比少女更年轻的小女孩，毫无疑问非常漂亮，“披着一头乌油油的黑发，眼睛像泉水一样亮，嘴唇像花儿一样红，两个小小的乳房微微隆起，纤小的手和脚，好像长着鸟的骨骼”。她在世外长大，就像一个小动物，处处显出灵便与野性。作者一再写她“骨骼纤细，四肢纤长，好像可以和羚羊赛跑”，“就如天上的云，地上的风，谁也捉不到”。“她在王安面前更衣，毫无扭捏之态，在青色的灯光下王安看到除了两个微微隆起的乳房，她身上再没有什么阻止她跑得快，就如西域进贡给皇帝的猎豹”。王安从开始的不可思议，到渐渐“沉迷于她的快捷，她玲珑的骨骼，她喜怒无常的性格，这些气质比女色更迷人”……王小波由此展开了一番别致的“绿色之爱”探寻之旅——比超越俗世局限走得更远，彻底脱离人世的境界。在这个混沌又清明的自然空间里，艺术家对女性之美的描摹都带上了一份冷冽的远古气息：“那女孩的手放在案上，手背和十指瘦骨嶙峋，叫人想起北方冰封悬崖上黑岩石中一缕金子的矿脉。她手肘上洁白的皮肤下暗蓝色的血管，就像雪原上河流，又如初雪后沼泽上众多的小溪。”“他把她的小手握在手中，感受到一股冷意从手中透入。就想起初见她时，这个女孩在槐树下捡槐蚕的情景。女孩把绿色的活槐蚕揣在怀里，那种冰凉蠕动的感觉是多么奇妙啊！她身上有一种青苔的气味，王安想到女孩在一池绿水中洗衣服，洗出的衣服又柔软又舒适。他们在绿荫中走了很久。王安很放松，很愉快，他感觉她贴体的触觉、嗅觉和遥远的听觉、视觉逐渐分开。她在很近的地方，女孩在很远的地方。当冰凉蠕动的感觉深入内心的时候，王安知道自己在爱了。”这时的“性”已经不是精神肉体这种简易的区分，而在大片混沌难明的诗与思中，呈现出丰富想象的艺术资源。王小波借这个特别的女孩之口来否定男女两性和谐相悦时的“水舟比喻”：“那女孩说，从前她在终南山下，有一回到山里去，时值仲夏，闷热而无雨，她走到一个山谷里，头上的树叶就如阴天一样严丝合缝，身边是高与人齐的绿草，树干和岩石上长满青苔。在一片绿荫中她走过一个水塘，浅绿色的浮萍遮满了水面，几乎看不到黑色的水面……山谷里的空气也绝不流动，好像绿色的油，令人窒息，在一片浓绿之中，她看到一点白色，那是一具雪白的骸骨端坐在深草之中。那时她大受震撼，在一片寂静中抚摸自己的肢体，只觉得滑润而冰凉，于是她体会到最纯粹的恐怖，就如王安的老婆被铁链锁住脖子时。然后她又感到爱从恐惧中生化出来，就如绿草中的骸骨一样雪白，像秋后的白桦树干，又滑又凉。”——这是一份不可图解、没有形拘的“绿色的爱”。这种爱远远超越性的局限，调动且融合了人一切主观感受，是佛家移情万物的自然大爱，从死亡恐惧中托生出的诗意生命。“绿茵中的白骨”这一如鬼如魅的奇异意象，“是王小波对生、死、寂寞、爱等交融的一种极限境界的美学表达，关涉到他对生、死、寂寞，以及爱等最终极的体验和理解”④。“绿色的爱”是从寂静中长出来的生的渴望，在战胜寂寞的同时更隐含着对死的向往。事实上，这个意象可以看做王小波自己对一直萦绕心头的终极问题的美学回答，并在此后王小波的小说中以各种变形反复出现，是王小波艺术世界中一种重要象征。

注释：

①李银河编著《王小波十年祭》.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谈到王小波的人生选择，在“力与美”中选择了“美”——详见《忆小波》一文.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②江华、董珺.《艾晓明我大概勉强可以归为女人》.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11期.

③韩袁红.《批判与想象——王小波小说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第47页.

④同上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