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与“文化革命”

霍布斯鲍姆与“文化革命”

陈蕾

陈蕾

上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虽然霍布斯鲍姆意识到了年轻一代“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为自己摸索“新语言方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进行反抗。但在他的判断中“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并且认同青少年的反抗目标并非“政治法律”。实际上这正显示了霍布斯鲍姆对于青年群体进行分析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指出在“家庭”的概念中青年人的革命有效性，以及这种文化在历史延续性层面同“传统”脉络的紧密关联。同时也注意到以此为代表的文化革命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干预下成为这一时期的谋利手段集中体现。也就是说霍布斯鲍姆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可是另一方面他的分析又有意无意间地汇入“个人主义”理论共识中。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文化革命，家庭，青少年文化

对于霍布斯鲍姆的评价，学界向来将其誉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历史”“经济”“文化”成为认识和理解这位学者的切入点。某种意义上通过将经济、文化等研究对象的历史化，将一系列事件作为考察对象汇聚于历史范畴中，力图还原真实历史现场。这也正恰切得体现了他为理论研究所贡献的一种可借鉴的学术范式。

这一学术逻辑清晰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年代四部曲”中。他试图在“整体”史观和“全球视野”的双重对视下回归现实剖析，对于人类进入“现代”世界以来一系列变迁进行考察。本文试以其第四部曲《极端的年代》中《文化革命》一章切入，来理解霍布斯鲍姆的学术逻辑核心中有关“文化”部分的得与失。

一、“文化革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并未对于文化革命给出理论上明确的定义。也就是没有在理论上阐释关于“什么是文化革命”的问题，以及没有对革命的文化或是文化的革命作出判断。同时就语汇本身具备概念意义的层面上看，不论是革命的文化还是文化的革命，都包含着这两方面内容作为某种事件它本身在思潮中的郁热，发展和演变，霍布斯鲍姆对此同样一言未发。他的做法是告诉读者“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径”是“莫过于从家庭与家庭关系入手，也就是从性别与家庭角色结构上着眼。”这就表明作者对于概念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预设，却巧妙的回避，而是将问题引向了对于家庭与家庭关系结构的探讨。他以制度上的不同说明非洲与欧亚大陆在婚姻关系这一层家庭关系上的差异。霍布斯鲍姆的目的当然不在于为文化革命奠定某种道德正当性，他要证明的也不仅是家庭成员间围绕婚姻关系形成的内部权力关系共识，以及这种核心关系在现代工业结构的外力助推下的变故。他所强调的是重视并警惕这种“剧变”具备跨文化造成对世界共同性影响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文化革命对于霍布斯鲍姆而言是一种象征或是征候，更重要的自然不是解读它的内容样貌，而是如何小心开掘这一内质丰富、面向广阔的资源。从“核心家庭”关系形态到“文化革命”这一探索路径之所以能够行而有效，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家庭”。也只有了解了“家庭”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在何种优渥的条件下才可以触发革命。

在霍布斯鲍姆的叙述中，首先，家庭是“社会性”的。这并不是指某种古老的从农业社会遗留的单纯的家族关系，当然也不是为获得归属感并为弥补传统规范消失而营造的一种“认同性政治意识”。“家庭”是作为社会的自我稳定结构存在的。不是相加组成整体的部分，而是一定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本身。正如作者本人所言“人类与社会的任何记忆都是根植于他们的家庭、社团、民族的或者其他相关群体的或者甚至个人的记忆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社团、群体乃至个人之间均不存在层级或等级上的差异，而是同一结构的各种样式。文化的运作在“家庭”中也就不存在范围和程度的狭浅，或是个别化、特殊化。另外，“家庭”“社团”“群体”之间也不是相互等价的关系，更不互相侵犯，而是共同承载起了塑造文化交往方式的社会功能。反映在文化上，“家庭”规定了社会人际关系责任义务、道德秩序、甚至情感认同。所以不论是大众文化、青少年文化等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化”才得以发生在诸如：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等等一系列家庭内部的现象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以及文化的革命又是一系列家庭关系变化的结果呈现。霍布斯鲍姆实际论证的是“家庭”主体“内部”的发育机制同基本发育方向之间保持协调的方式。从理论上规避了“文化”“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结构的不易拆解。某种意义上，想要了解文化的变革，就是在考察“家庭”中坚固的权力中心是如何一步步转移，“核心家庭”的形态并不是消亡了，而是转向效力于资本而改换了样貌。真正有效的便是从“文化”的角度观察二十世纪中后期人类社会之变。

其次，作为对种协同方式的枢纽，核心“家庭”这一概念是“时间性”的。不论是“群体”或“个人”的记忆与历史，都能够在家庭中得到自觉的收纳和保存。资本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大量集中直至冷战后经济的萧条与复苏，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也随着资本自身累积状态各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

以霍布斯鲍姆对“青少年文化”的论述为例，青年一辈和老一辈在无数而有限的“个别”的人类家庭中参差并存。老一辈的滞留给青年一辈带来集体“记忆”上的传承，以及由此产生文化变革上的阻力。但是“青少”相较于“中老”在时间概念上体现时序上的滞后和时程上的短暂。并且，在个体生命有限性上看，时间对于青少年的约束力更为松散。所以，在时间属性上对于文化的掌控权利给青少年或年青一代提供更大程度上的便利。“世界虽然仍握在老人手里，他们却已经默默地，也许甚至不觉地，将位子一点一点地让给年轻一代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这同时也暗示了文化在时间线索上可变动的空间，以及自觉的对自身“旧有”传统保持反思和批判的习惯。

也正是在这种“时间”的运行机制里，“革命”的特点继而凸显出来。霍布斯鲍姆指出广义上的青少年文化实际已成为“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成为母体”正是对原有母体的背反和疏离。“新”的文化权威势力在兴起的同时一方面清算旧习，“带有强烈废弃道德意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又不断以开掘传统的合法或非法的资源试图为自己正名。在时间“连续性”的强大引力作用下，“母体”对于青少一辈来说只能是悬置的神位，霍布斯鲍姆虽强调这种革命的创新性，却也中肯地表示此种革命对原有规约习惯的轰炸只能停留在一种“废弃”一切的姿态中，原有的行为模式本身并未受到一丝动摇。所以在家庭的范畴之中，家庭成员中的长辈在青少年成员的威势之下虽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威，新生秩序组建者却正在用反驳的方式巩固着他们宣告失效的传统。新权威势力作用于革命既包含“依然属于资产阶级趣味”的风格惯性。

二、典型现象：青少年文化

作为文化革命反抗形式的一种，20世纪尤其中后期的青少年文化近些年备受关注。在霍布斯鲍姆的论述中，它是“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其内涵的延展度极强，关涉历史与现实许多方面。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革命”可以说在青少年文化一次又一次运动中集中突出着自身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独特之处。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文化有着如下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点：“首次系统地自下而上发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点：“仍以中产阶级趣味为先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点：遵循美国式“家庭价值”的意识形态。

分析针对这样一种以美国价值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霍布斯鲍姆的论述在理论上显得困惑和犹豫。首先他肯定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平民艺术兴起对于古典精英文化的强力冲击。其中包括“自下而上”的某种“群众性”政治基础，文化走向通俗性、大众性的进步意义等等。对于这场运动经由美国引领，中产阶级附庸后被剥夺的大众文化自主性，霍布斯鲍姆也表明了他批判的态度。他同时发现某种美国式价值的单向度培植所引发的不良后果。战后美国借位世界市场，以商品消费手段席卷全球，并在这股潮流中相应受到各地“本土”保护措施的抵抗。“文化”因此被用作辅助市场高效运行的传播手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霍布斯鲍姆洞察到了这种对消费霸权的伪装修饰作用，进而揭露出此时期青少年文化背后的利益助推。——战后资本主主义消费市场兴盛的同时文化革命应运而生，之所以“平民阶层的年轻男女，在市场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并且反过来“开始领导贵族的时尚”[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现行文化市场开启了一种抹平差异，趋向同质化的机制：一方面充满保障“普通人”参与文化生活的“高尚口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而另外一方面，“平民风格”的出现既建立在对主流的挑衅叛逆中并未真正脱离主流的干预控制，又为美式意识形态披上类同于“本土”特质的形象，在“跨文化交际”中任意流动。而在家庭结构中，青少年处于社会、历史经验不足，观念建立阶段，学习和模仿是常用的方法。而往往由于同老一辈的竞争中处于地位的弱势偏向于接受和被驯化的文化发展方式，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易于青睐于某种能够助力自我远离强势管控，并有助于吸纳伴生于斗争而起的负面情绪。所以不难发现在逐渐占据这场革命中心地位的青少年文化中，诸如“性”和“毒品”这样的“下流”产品极具煽动性的带给青少年主观感受上的强烈冲击。除此之外，掺杂了众多消极因素的青少年文化只是某种面对危机时应激反应的极端表达方式，背后真正表达的是战后尤其冷战之后弥漫于世界范围的消极情绪。而在同一时空中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却在有计划的，可以说怀有积极心态的朝向一个总体目标继续迈进。暂且不论目标是否是一个乌托邦能否最终被实现，至少在当时的语境中中国的民众不论主动或被动，是认同并服从集体价值的，这种“计划”模式之下的认同和服从显然不同于西方社会所理解的独裁专制，而是将家庭弥合进一个不同于自身的公共价值中，有一个理论上更为宏观的整体构想。在这一意义上，霍布斯鲍姆站在“全球”的角度对于家庭式交往关系失去效用的担忧便大可不必。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的主流实践中，“家庭”始终包含着参与公共价值建设的功能，承载着一种实现共同价值的理想，这与当时的西方社会主流价值有着极大不同。

虽然霍布斯鲍姆意识到了年轻一代“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为自己摸索“新语言方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进行反抗。但在他的判断中“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并且认同青少年的反抗目标并非“政治法律”。实际上这正显示了霍布斯鲍姆对于青年群体进行分析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指出在“家庭”的概念中青年人的革命有效性，以及这种文化在历史延续性层面同“传统”脉络的紧密关联。同时也注意到以此为代表的文化革命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干预下成为这一时期的谋利手段集中体现。也就是说霍布斯鲍姆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可是另一方面他的分析又有意无意间地汇入“个人主义”理论共识中。霍布斯鲍姆默认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化革命”性质上“是一场个人战胜社会的革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推述出“如今社会”也即他所着眼观察的西方社会的“机会均等”。进而做出新旧相较意义上“原有不平等结构的理论基础已遭蚀损”[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的简易判断。且不论原有理论基础是否遭到侵损，单就在其观察到的现有“均等”理论而言，就存在极端偏颇的问题。在《极端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例举了众多信奉“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的数据实例，试图说明的是文化革命使“个人”与“社会”结构关系发生决裂，“人类与社会交织的纹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被打破社会不再是人类关系的“组织形态”。按照这样的解释，家庭结构先在的社会属性同样也不再属于人类。在极大彰显个人主体性的个人主义立场上，“个人追求”背后所潜藏的普遍的共同性意识被淹没。也就是说，在“一致性”与否的问题上，个人与社会不再成为一体结构，而是在理论上错位成两大主体，彼此孤立失衡，在现实中也必将走向极端虚无。另外，新的规范条件虽然看似形成了一种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样貌，但是对此人们往往都忽视了资本运作机制的基本方式——资本垄断，大量涌现出的“平等”的机会实际仍稳固的保有于某些“个别”的大资本家手中，由他们操控。同时，推动人人都执迷于去获取机会本身的争抢方式也符合资本洗牌的要求，更是资本抢占市场资源的外显。看似得到保障的大众在推翻原有贵族的特权后，实际正是由这一套理论牵引跌入新的资本的圈套。所以断然作出“在西方社会的都市里，”已没有社区邻里彼此扶助的责任，“家庭关系也荡然无存”的判断并不完全可取。因为这不仅怂恿资本进一步了借助“自由”托辞进行扩张，也不免会将此时期文化革命重新推向屈尊从命的被动势头当中。

总的来说，作为“左派雄狮”[王翼平，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的霍布斯鲍姆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亲身经历了20世纪历史的人”[贾美艳，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15年]。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聚焦平民与社会底层。而在方法上较为“注重历史事实的证据研究，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建构。”这就造成研究视域有时会因证据的搜集不完整而可能变得狭隘。在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当中便多少有所体现。另外，学界对于霍布斯鲍姆的“全球视野”的历史关照常常赞誉有加，这意味着面对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截然的对立形式，人们对于一种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方法的要求。同时表明人们在关于在如何认识文化争端上偏于相信某种超越性声音的呼唤。

但是通过霍布斯鲍姆对“全球”的构建不难发现他对于西方的“本土”经验更为熟悉。并且，如果仅从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来看，的确能够在西方社会中借助“传统”的对照比较出如今在某一阶层的相对发达和自由。然而这也正表现其例证不充分之处，中国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十九、二十世纪至今的“全球”的体验有着强烈的感受。尤其被霍布斯鲍姆称作与众不同，具有“新奇”之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的青年人们正走在一条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革命道路上。霍布斯鲍姆对“新奇”的解释实际停留在强调“平民风格”作为资产阶级趣味的表现，其背后从未改变的强烈的阶级压迫性。尽管霍布斯鲍姆对于第三世界在近代的重大影响予以极大地肯定，称“殖民地独立运动及各地的革命，将世界的政治地图全然改变。”但他却并未真正发现中国作风背后真正的新奇之处。他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做出的革命道路选择的判断仍停留在以西方中心为起点的对他者的想象。

参考文献

姜芃，20世纪的世界体系——读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上，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3期

李远锋，阿伦特论纳粹极权主义的起源，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梁民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认识论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贾美艳，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王冀平，霍布斯鲍姆之“民族语言与民族主义”思想，世界民族，2008年第6期

王文，论霍布斯鲍姆对中国的看法，海外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