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阶层封闭婚姻圈探析

宋代士人阶层封闭婚姻圈探析

宋冬霞

宋冬霞

提要|宋代士人之家的婚姻通常源自两个异姓家族，甚至姊妹嫁与兄弟，亦即姊妹变妯娌兄弟变连襟的现象在宋代社会比较普遍，从而形成为数众多的相对封闭的联姻圈子，墓志资料中有大量的相关记载。通过探析这一景观的表征，可以窥见它对宋代婚姻领域及社会结构等层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加剧了突破等级婚瓶颈的难度，也使得社会板结局势更加牢不可破，这些都将给社会的进步、更替带来负面、消极影响。

关键词|宋代士人阶层婚姻圈封闭

中图分类号|C91

作者信息|宋冬霞（1962-），女，陕西蓝田县人，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历史学教授，长期从事宋代社会史、女性史研究，曾在省内外公开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相关学术专著1部。

学界在述及宋代婚姻制度这一论题时，往往倾向于将唐代及其以前的“婚姻必由谱系”与宋代出现的“婚姻不问阀阅”、“士庶婚姻浸成风俗”相比较，认为这是风气的大转变，构成宋代婚姻制度的重要特点，表明在社会政治中，已由早先的门阀政治转到官僚政治的阶段，呈现一种开放性的态势[1]。其实不然。宋代婚姻“不限阀阅”的因素还是极其有限的，而婚姻的等级性及其由此而致的封闭性仍然是相当突出的，其表现之一就是两个家族姊妹与兄弟的联姻。

一、问题的提出

在翻阅宋人文集中有关墓志铭、行状、墓碑等资料时，发现这样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实：在宋代士人及其诸子的联姻过程中，似乎不乏姐妹嫁与兄弟的事例。于是不揣冒昧，试图撰文探讨宋代这一婚姻现象。可是仅凭这些资料中所及姓名是否就可以断定其为兄弟呢？受笔者能力所限，难以用直接证据得出明确定论（仅有一例有说明，确切无疑）。经过一番思索，何不曲线救国，借助于中国古代取名习惯和取名常态来旁证、佐证并最终予以证实？

古人把兄弟比作“雁行”或“雁序”，是指他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既然是雁行，如何给诸兄弟取名就有若干规则，以显示同辈同行之义。换句话说，古人之名往往是“雁行”的标帜。我们的老祖先就有“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之说教。现代周易专家严峻亦曾说过：“姓名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张名片，虽然只是个文字符号，但它具有信息能量及文字的全息理念”。“一个恰到好处的佳名、雅号，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与时俱进，受时尚文化规定影响的高雅文化，应当是一幅赏心悦目的山水画，是一首语言凝练、内涵丰富的好诗。它能给我们好的暗示导引，给我们增加能量，激励上进，使我们奋发图强，力争上游，为我们的事业成功助一臂之力。”考察古人给诸子的取名习惯和取名规则，大致有两个特点：其一，取双名者，大多在相同位置有一字相同，如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几个儿子分别为刘义符、刘义隆、刘义庆等，王安石兄弟七人，分别为王安仁、王安道、王安石、王安国、王安世、王安礼、王安上，均属前一字相同；吕惠卿兄弟，则分别为吕夏卿、吕惠卿、吕升卿、吕温卿、吕和卿、吕谅卿，李家二子李世臣、李直臣[2]，均属后一字相同。其二，取单名者，大多有相同的偏旁部首，如梁武帝萧衍的几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韩氏兄弟韩绛、韩缜、韩维，名均有“纟”旁；苏涣、苏洵为兄弟，名均有“氵”旁；苏轼、苏辙兄弟，名均有“车”旁；程颢、程颐兄弟，名均有“页”旁。《红楼梦》中，和贾宝玉同辈的兄弟取名都遵从“玉”字旁，如：琏、珍、珠、环、瑞、琮、璜、珩、磷、琛、琼等。这虽则与古人人名用字崇玉观念相关联，但也体现了取名的一种习惯和规范。当然，古人所谓“雁行”，并非只指亲兄弟，也包括群从兄弟，即所谓叔伯兄弟、堂兄弟在内。于是，一个宗族的各大房便各有自己的取名规则，凡本房之内的家族男性成员，取名均排列有序。以下笔者关注的资料，也均是依上述两种情形为依据而界定其为兄弟的。

二、宋人联姻的等级性表现：封闭婚姻圈

在宋人的墓志资料中，不乏姊妹嫁兄弟、兄弟娶姊妹的事例，且在墓主诸女孙女层面表现得极其普遍，这种情形应该说既是政治等级婚姻的表现，也是婚姻地域特征的体现。这里笔者不厌其烦，列表于后。

表中所列婿名，不论是双名还是单名，依据中国人起名的既有习惯和规则，无疑可以判定其为兄弟。从笔者搜罗不全的资料中已不难看出，墓主诸女（含孙女）嫁与兄弟的现象不仅并不少见，而且相对比较普遍，有的甚至是三姐妹嫁适三兄弟，如晁公、陈君诸女即是。这种联姻局限在一定范围的模式势必导致封闭婚姻圈的形成，给当时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三、封闭婚姻圈的影响

封闭婚姻圈是在等级婚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过来又对封建社会的婚姻及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型婚姻模式难以快速成长和社会流动受到局限两个层面。

其一，就婚姻层面而言，这种婚姻形式既使联姻局限在一定的阶层之间，也使得婚姻的地域界限难以突破。姊妹嫁兄弟的封闭婚姻圈使得等级婚瓶颈短期难以突破，新的非等级婚形式影响有限。

就阶层观之，张邦炜先生指明[3]：等级性的婚姻鸿沟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封闭式婚姻圈。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有各自的排他性婚姻集团，其异姓大族之间相互缔结婚姻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如“王氏、吴氏皆临川望族，人物之盛，世通婚姻”[4]；“河阳济源多名族显宦，张氏、李氏实相甲乙，通婚姻”[5]；“介江州南康间，居多大族，语亲戚之盛不绝者称曹黄”，时黄族占沙港，曹族居龟山，而“沙港、龟山相距乃十余里，其地近，故其俗同，其嫁娶多，故其情益密”[6]。而除大族、望族、名族外，其他社会阶层的不同等级往往也有自己固定的联姻对象，如宋代两广地区有一种专门靠捕捉海物为生，向来被政府视为贱民的水上居民，叫蛋户，他们“只有三姓，曰杜，曰伍，曰陈，相为婚姻”[7]。由这种封闭式的婚姻圈衍生出来的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则是构成宋代乡党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特别是经过程朱理学的浓缩与固化之后，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步形成以“伦”即“有差等的次序”为纲纪和特色的中国乡土文化[8]。

就地域论之，封建婚姻政治上的等级性，也就决定了联姻的地域性，即“不外慕，不远求”[9]。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不是使地区之间相互交往，而是使整个社会相互隔绝。再加上封建时代交通不便，远距离为婚几乎不可能。因此，封建婚姻只能以近距离联姻为主。“嫁女必近邻”[10]一方面是由于“随嫁田”不能随便搬运，因此为耕作的方便，在一般情况下，出嫁女的婆家多临近自己的娘家。另一方面，也与西周以降的家族婚姻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关。民间嫁女一般都不愿意离乡背井。如《战国策》卷三《秦一》载：“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据考，这种流俗在宋代仍然非常盛行，像“闾里相望，其来已久，婚姻之好实始于今”[11]以及“里舍相望，曾未谐于识面，媒言一定，乃屡辱于贻书”[12]之类不绝于宋人的言谈话语之中。农民家庭的联姻地域尤其狭窄，不是女儿“嫁同里”，便是“姻家其居隔一都”。唐代徐州丰县（今属江苏）的朱陈村，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去县百余里”的偏僻山村：“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13]。无怪乎在封建时代形成了这样的成语：“老亲旧邻”。以往人们不愿意联姻商人，概“商人转徙不常”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仅就地域而言，地主家庭的通婚范围比农民要广泛些，但仍以本县、本州为主。相反，相距百里的两家联姻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如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和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是相隔不过百里之遥的邻州，“皆砖街，无复泥涂之忧”，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原因是“两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来，共此路”。即为解决联姻双方往来的道路交通问题，于是才有砖街之修复[14]。

在婚姻的阶层局限和地域限定的背景下，姊妹嫁兄弟便同时兼具二者之便，于是成为了社会各层面尤其是士人阶层的首选之途。

婚姻局限在一定的阶层之间和一定的地域之内，必然使得新的婚姻形式如士庶联姻、婚姻直求资财很难在短时间内为更多人所接受，不可避免的近亲繁殖，从而也就决定了已有的联姻形式在一定时间内还会占据主导地位，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其二，就社会结构层面而言，其板结局势无法打破，制约了社会的飞跃和社会的流动。

简言之，社会结构是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基本方式，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有机结合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结构。或言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最重要表现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与变迁[15]。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板结程度很高的社会。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和传统纲常礼教的维护下，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乡土宗族血缘网络再度胶合强化形成的混凝土结构，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更新、变革。中国高度成熟的农耕文明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又是传统农耕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

社会学理论告知我们，通婚半径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大及市场经济的兴起等社会变迁而扩大，故而从一个宏观的视角看，随着人口流动的常规化，社会通婚半径的扩展是必然的，通婚圈的变化本身是社会婚姻变迁的一个方面，它揭示了择偶范围的变化，彰显着社会的进步。相反，婚姻圈长期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也就反映了社会流动的极其有限，既制约了阶级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又限制了阶层阶级之间的空间流动，并对市场经济及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局限，从而最终阻滞社会的演进步伐，其负面影响不言自明。

总之，封闭式婚姻既是等级婚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剧和强固了这种婚姻模式，使原有的板结胶固程度进一步加剧。它使得联姻范围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封建士人的交往圈子也就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之中，尤其是限制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循环往复，这无疑对社会的进步和质变的发生都是一种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邦炜.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历史研究,1985(6).相类的研究成果还有吴旭霞的试论宋代婚姻重科举士人.广东社会科学,1990(1),及方建新的宋代婚姻论财.历史研究,1986(3)等.

[2]鶴山集(卷71).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炎震)墓誌銘.

[3]婚姻与社会(宋代)[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王令.广令集附录吴夫人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周必大.文忠集(卷75)朝奉大夫致仕李君(迎)墓表(庆元三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曹彦约.昌谷集(卷18)姪女曹氏墓志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曾三异.因话录·龙户,说郛(卷19)[M].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

[8]费孝通.费孝通选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97.

[9]吕祖谦.东莱集(卷11)金华汪仲仪母王氏墓志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于石.紫岩诗选(卷1)小石塘源[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楼钥.攻媿集(卷68)季舅第二女许顾氏书[M].四部丛刊初编本.

[12]楼钥.攻媿集(卷68)妇弟知道长女许李氏书[M].四部丛刊初编本.

[13]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10)朱陈村[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范成大.骖鸾录乾道癸巳正月十三日条,中华书局,2002.

[15]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2).

(责任编辑:贺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