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中日经贸的新变化与新策略

金融危机后中日经贸的新变化与新策略

柏振忠

柏振忠中南民族大学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也是亚洲地区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中日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合作。日本领先的技术和中国广阔的市场形成优势互补，双方合作空间非常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稳定发展中的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了一些新变化。密切的经贸关系在经济危机中更体现出更大的作用，中日经贸合作的深入将减少和弥补双方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两国携手合作对亚洲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中日两国密切经济关系的重点就在于这样的双赢——中国能够吸收日本的高科技以及节能技术，而日本则是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之际，借着中国的强大需求，带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危机后中日经贸的新变化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日双边贸易遭受重创，双边贸易额明显下降，中国对日本的进口贸易相较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对金融危机更加敏感一些。中日双边贸易经过了近半年的持续下跌之后，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末开始回暖，并于2009年的年末恢复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一）贸易总量的变化

从2008年下半年起，中日双边贸易开始呈现萎缩之势。据日本海关统计，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自2008年7月开始呈现急剧下滑的趋势，从2008年7月的最高1199.25万美元下跌到2009年的1月的最低值563.27万美元，半年时间下降幅度达到53.03%，贸易额减少达635.97万美元。随后在经过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一波急剧下降后开始缓慢增长，到2009年12月到达峰值，当月贸易金额为1211.23万美元，并于2010年一季度基本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而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对金融危机的反应相对来说要迟滞一些。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在整个2008年都震荡的维持在1200万美元之上，在2008年10月达到最高值为1336.96万美元。直到2009年2月，才出现了急剧的下滑，从2009年1月的1186.57万美元快速下滑到2月的667.28万美元。一个月的时间下降金额高达219.29万美元，降幅达43.76%。但很快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在2009年3月又上升到1003.02万美元，涨幅达50.31%，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呈现“V”字型的变化。随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呈缓慢震荡增长的态势，在2009年12月达到峰值1178.53万美元，但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据日本海关统计，2009年1-9月中日双边贸易额为1643.1亿美元，下降18.6%。其中，中国对日本进口763.9亿美元，下降20.7%；对日本出口879.2亿美元，下降16.7%。日方贸易逆差115.3亿美元，增长26.4%。中国仍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二）贸易增长率的变化

在贸易增长方面，中国对日本进口变化比较剧烈，而对日本出口除少数月份外变化比较平缓。中国对日本进口增长变化剧烈，在2008年的3月达到危机前的峰值，贸易额比上月增长159.09万美元，增长了16.77%。除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8月，中国对日本进口出现首次负增长（-10.40%），从2008年4月到9月变化均不大。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再次遭受重创。2008年11月，中国对日本进口上月锐减243.82万美元，降幅达21.82%，2009年1月贸易额再次减少237.51万美元，降幅达到惊人的29.66%，这也是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而紧接着的2009年2月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又直线上升，增长了115.35万美元，增幅达20.48%，这是自危机以来贸易额增幅变化最大的一个月。从2009年3月到2009年11月，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增长呈现震荡变化的趋势，但无论是增长额还是增长率变化都不是特别大。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增长变化剧烈，2009年12月贸易额比上月增长192.85万美元，而2010年1月减少了207.80万美元，增长幅度也从19.84%转变为-17.16%。

相对于中国对日本进口变化比较剧烈的情况，中国对日本出口除个别月份变化比较剧烈外，其他月份变化都比较平稳。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在2009年2月比上月减少519.29万美元，3月份增长335.74万美元。而变化率方面则只在2009年1月到5月之间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从2月到5月的增长率分别为-43.76%、50.31%、0.20%、-16.89%。

2009年1-9月，中国对日本进口前三位的商品是机电产品、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进口额分别为312.9亿美元、106.8亿美元和73.9亿美元，同比下降23.3%、16.2%和13.0%，占中国对日本进口总额的41.0%、14.0%和9.7%。矿产品和贵金属及其制品的进口降幅居于前列，分别为65.6%和44.7%。中国对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为重工业产品和附加值价高的产品，这也反应了日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1-9月出口额分别为328.2亿美元、179.2亿美元和59.2亿美元，同期相比除纺织品及原料的出口增长2.9%外，其余两类商品进口分别下降17.4%和9.5%，这三类商品占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的37.3%、20.4%和6.7%。在日本市场上，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如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这些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50%以上，1-9月中国对日本出口的这些商品逆势增长，其中前两类商品增长2.9%和3.9%，后者轻微下降5.2%。在这些产品上，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亚洲国家（如越南、泰国、中国台湾省）以及意大利、美国等。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中，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与日本在机电产品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产业内贸易比较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有所上升，中国与日本的国际分工仍属于垂直型分工（见表1）。

（四）日本对华投资有所收缩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并称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日本对华投资不仅在两国经济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中日战略关系的重要内涵。目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已经达到两万多家，它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与中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合作经营、或设立独资企业等多种方式在中国进行经营，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经济，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对华ODA的结束，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中方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对华投资，2008年新批项目个数为1438个，同比减少21.75%，实际使用金额为36.52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加1.67%；2009年新批项目个数为1275个，同比减少11.34%，实际使用金额为41.04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加10.98%。但日方统计的日本对华投资并没有出太大波动，金额基本在7000亿日元左右的高位徘徊。主要在于中日双方的统计口径不同，中方的统计只包括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制造业）的新增投资项目，而日方的统计则按国际收支基准，不仅包括非制造业在内的全行业，而且还包括在华日资企业的内部再投资。从中方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批项目是逐年减少的，而实际使用金额是稳中有升的。这说明日本对华投资中的大项目逐渐增加，项目金额逐渐加大。

二、金融危机后中日经贸关系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中日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随着中日贸易的不断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加强了在知识产权和产品质量方面对中国的压力。随着配额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取消，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日本未来对华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据日本海关统计，自2005年起中国一直成为侵权较为严重的来源地之一，出口贸易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制约的风险日益提高。此外，中国对日本贸易还要面临日本众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技术标准与法规、产品质量制度与合格评定程序、绿色技术壁垒三个方面。其中贸易壁垒最多的为农产品贸易，如2006年实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列表制度，2008年的“毒饺子”事件引发中国产品质量危机。

（二）日本对华投资结构不平衡，产品竞争关系加剧

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器设备和运输机械领域，这两个行业占50%以上，因为日本企业在这两个行业上对中国投资过于集中，在2006年行业市场出现了调整，新批的投资项目减少。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科学技术水平的增强，中国企业在这两个领域有了更强的实力，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再加上中国企业的本土优势，华企在与日企的竞争中并不一定会处于下风。

当前，中国产品仍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为主，与日本存在较大的差距。以机电产品为例，机电产品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是我国机电产业自身生产能力的增加和竞争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据资料统计，日本在华投资机电企业中有73%的企业把产品回销回日本，尤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为主。机电产品的加工贸易占据较大份额，64%的在华投资企业在我国国内完成加工组装之类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之后再出口回日本，其中，机械器具对日本出口92.7%是以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的。因此，中日两国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增加是日本将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逐步向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转移的结果。

（三）日本企业的投资重心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

日本企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投资重心开始向中国之外的亚洲其他国家转移。近年来，日本政府以分散投资风险为由，有意识诱导民间企业减少和慎重向中国投资。在所谓“构建自由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导向下，日本企业加快了向印度、ASEAN（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步伐，特别是对印度的投资成倍增长。2002年，日本对印度投资总额仅为636亿日元，而2007年已增加到1890多亿日元，2008年更是达到8090亿日元，2008年较2007年剧增4.3倍，并开始超过对中国的投资。当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特征表现为，以制造业为投资主体，逐步向非制造业领域增加投资。在充分利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同时，逐步开发中国巨大的“世界市场”潜力。伴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国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日本企业开始摈弃单纯的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继进入零售批发业、金融争议地区以及其他服务领域，对华投资正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四）日本国内“中国经济威胁论”和政治问题的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日本自身长达十多年的经济低迷，日本人对自己逐步丧失信心，“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国内甚有市场，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以ODA项目为例，2004年末，日本政府决定今后数年内将停止对华无偿援助，2006年以后，将不再新批对华无偿援助项目。同时，继续削减对华日元贷款金额，待无偿援助资金终止一定时间后，也将全面停止对华日元贷款援助。另外，由于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问题以及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引发中方不满，政治的冷淡将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较大影响。未来，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外贸的比重将趋于下降，增速也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速。

（五）双方能源需求增长加强两国之间的国际竞争

中日两国先后作为“世界工厂”出现，对能源的需求巨大，分别为世界第二大和第四大能源消耗国，都面临能源挑战，加强在能源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中日两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使得两国都希望获得稳定的能源供给、更加公平的国际市场能源供应价格和安全的海上运输线。然而，中日两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都很高，这加大了两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同时，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各有短长，加强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取长补短。对于日本而言，消费的煤炭近50%需要从中国进口；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共生性、共益性，日本经济复苏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日本利用其先进的能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中国，既可在中国开拓市场，也有利于缓和能源上的竞争，反过来利于日本。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在能源方面有着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三、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新策略

（一）积极引导日资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目前处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尽管无法直接规定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领域和行业，但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制度来引导日资投向更高层次的领域和行业。与此同时，现阶段日本对华投资进入产业转移的升级换代时期，正从边际产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中国应把握这一契机，通过调整外资普遍优惠政策，实行差别化优惠政策，鼓励日资投入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去。

（二）努力推动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区域经济集团化格局日益走强，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呈现强劲发展势头。尽管由于存在种种障碍性因素，短期内中日间缔结FTA协定的可能性不大；但从长期发展看，顺应历史潮流，着眼于经贸活动的发展效果，无论从地理位置和互补关系还是从合作空间和合作潜力看，作为亚洲地区两个经济大国，中日缔结双边FTA，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都具战略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继续深化中日两国能源环保方面的合作

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重要买方，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各有长短，加强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赢取能源国际定价方面更多的话语权，避免恶性竞争。对中国而言，可以借鉴日本在节能环保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加快转变当前高耗能、高污染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日本来说，经济复苏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强两国在节能环保方面的合作有利于其开拓中国广大市场。

（四）努力深化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关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日两国应加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避免现在被动接受他国规则的风险。两国应该加强在汇率协调、货币互换、债券市场建设、金融业监管等方面的合作，既可以有效化解外汇风险，也可以为两国经济和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2009年5月，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财长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将在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其中，中日两国分别以32%的出资比例同时成为最大的出资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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