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传统自我否定中的作用

民族主义在传统自我否定中的作用

庞博

庞博四川大学09级历史学基地班610000

摘要本文笔者对民族主义在传统自我否定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我否定传统

“民族主义”是很现代的词汇，记录显示，该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在19世纪中叶才较为普遍的开始使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和获得全部权利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事实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也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才开始使用的，而政治上的‘民族’(nation)一词也正是法国大革命那个时期获得它的现代意义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和传统民族观念的逐渐变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造成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而逐步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中国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锐利武器，他们大声疾呼以民族主义培养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并以这种‘爱国心’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从而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运动，激励中国人民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潮流中去”。总的来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基于国家共建而非种族意识，是对外抗争而非对内扩张的，它要求每个中国人都对于中国怀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的忠诚。

约瑟夫•列文森是美国50、60年代“研究中国”的重要代表‘被视为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传统/近代”模式的宗师。从整体上看，列文森继承了他老师的“西方中心论”的那种“冲击---回应”模式。“当然具体而言，费正清关心的是历史，而列文森更多赋予了历史意义，其笔下的中国现代历史成为一部观念、思想、宗教互相交锋与冲突的历史，而其关注中国艺术与美学的目的则在探寻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儒教和中国现代命运的关联：思想继承性、君主制衰亡以及历史意义。列文森在开篇即以绘画说明了儒家“君子不器”这样一种“反职业化”的倾向，因此他一再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所以列文森认为只有当整体秩序受到冲击的时候，变革才可能发生。鸦片战争以后的西方冲击使得中国的社会走向及思想主题发生了变化。其中列文森重点剖析了体用论、今文经学派、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学说和学术思潮。

在这里，列文森不仅将儒学视为一种学说，进而将它视为宗教这样一种事业。“他反复强调儒教的共同体性质，并从中西历史比较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儒家官僚、专制王权和、与群众之间的深刻联系，导致了儒教官僚群体与王室相互制约而用彼此依存的超稳定结构”。最后列文森不无哀叹，儒教最终已成为历史，伴随着君主制的衰落，乳胶在现代国家中已不可能再有新的发展，最终它进入了博物馆。

虽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传统的否定作用并不是全书的重点，但是书中其描述仍然深刻，给予我们很多思考。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包含国土、民族、文化等概念于一身，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国”指的是诸侯国，仅仅是一个地方行政单位，意味着土地和人民，以及对于土地和人民的控制和保护，“家”指的是卿大夫之家。孟子说过“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可见传统中国的“国家”的内涵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相去甚远。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文化与道德，亦即整个价值世界都属于‘天下’，如果人们只知‘保国’，那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知道保‘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已。’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才在道德上有权要求人民的忠诚。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古典中国的教义”。可见，传统中国人历来是缺乏“国家”意识的，“亡国”仅仅是改朝换代，是一家一姓的事，他们真正要维护的是“天下”。

中国传统中的“夷夏之辨”也是重文化不重血统的，《春秋》中说“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仪则中国之”。“‘中华’一词也主要是‘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正如近代中国人指出的那样：‘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由此，华夏与夷狄是一种文化上的等级关系，一旦夷狄被教化，那么他也就成为了“中国人”。

因此，列文森指出，儒家给予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以“天下”的概念，而“天下”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实际上是与儒家的“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中国人是将“天下”至于国家之上的，凸显的是一种文化、文明的价值。并且区分外族的标准也是文化上的差异。这种以文化为认同对象的特殊观念，即列文森所强调的“文化至上论”。

但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者的侵略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民族主义思潮在古老的中国逐步兴起并发展壮大。传统的“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文化至上”的观念被舍弃，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是世界体系中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不再是‘君临天下’的‘天朝上国’和‘中央帝国’。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实际上中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如果不消除历来的‘天下’观念国际法的观念便不可能在心理上为中国所接受”。当时国人写道：“而今后，吾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合我黄农裔胄，组织民族的国家，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为独立之雄鬼。国兴，我民族自兴之；国亡，我民族自亡之”。

民族主义者要将“天下”变为“国家”，他们要使国人将“国家”视为尽忠的对象，人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再是文化，而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所以，“民族主义者可以自由得做出任何思想选择，而不论这种选择依照中间的文化来看是多么的非正统，只要它对国家有利。”因此，有了一个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实务”的西方文化地位不断变高的过程。因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如果是国家而不是文化成为人们关切的第一对象，那么，对那些看起来没有多少用处的抛弃，则是一件幸事而不是痛苦的灾难”。

这样，“天下”的地位为“民族”“国家”所威胁，传统的优势地位也再难保存。

因此，列文森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因及其实质是知识分子在感情上与传统文化的疏离”。

“天下”——这种“文化至上论”是自孟子以来儒家要求的某些固定准则，即传统的话，那么民族主义者所提倡的选择有利于“国家”的文化这种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准则则是对于传统的否定。

但是，列文森注意到“民族主义”与“传统”又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忠诚于旧传统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历史所赋予的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东西表示忠诚，并且绝不承认一个对中国传统漠不关心的人会成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这样，在这些民族主义者眼中传统也就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一本有关于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手册中写到：“一个国家必须经常保持对自己历史与文化的忠诚，以便维持它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一个民族要想保持自信心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便不应抛弃自己固有的文明，从而使自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果我们想要吸收西方文明的新知识，我们就应该使它立于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必须学好教义，是自己的言行符合孔子的思想”。

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也一直渴望建立一种择中西文化之精华而取之的混合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于传统“精华”的“关心”是想要通过对传统的赞扬增加民族的自信心，将中国与西方看成是平等的伙伴，使自己的文化得以与西方站在同等的地位上。列文森特别指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赞美在一战后尤甚，只要是由于国人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端，最明显的现象是“体用”模式的回归。

民族主义否定了文化至上论，但是它并没有否定传统，但它的目的又是要批评传统。因此，列文森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学说而兴起的，它含有明显的、日益增长的内在紧张。民族主义者维护传统，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并便于对历史进行攻击”。这样，“传统”虽然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保护，但是它已经不再是国人“效忠”的对象了，已经由目的变为了手段，是敦促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工具。

列文森一开始就有一种“观念之上”的情绪在里面，儒教必然会衰落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书的基本预设。因此，传统会在民族主义兴起并发展的过程中失去原来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增强民族存在感的工具的结局自然也就在这种预设之中了。

进一步的，列文森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西方中心观”，一再论及中国传统无法产生现代性，民族主义在对传统的否定的过程中，都是以西方为参照物，并且伴随着西方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对传统的不同态度。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被解释为是单纯地对西方的回应，没有注意到“中国这类国家所接触到的‘西方’，只是西方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在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渐蜕变”。甚至有时中国知识分子鼓吹“全盘西化”时，他们所提倡的也仅仅是“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

尽管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书中充斥着“西方中心论”，但是他那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于其中，他所强调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之间的矛盾确实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陈旭麓先生就曾说过“近代中国‘两级相逢’，中西文化冲突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向现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方相斥相纳的历史”。当然，列文森在这部书里给人的那种中西之间的冲突仅仅是文化上的对抗确实是有失偏颇的。

不论怎样，列文森的独特的汉学研究模式，以及他恢弘大气的写作风格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人民大学出版社（桂林）2009年

【2】宋新伟《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陶绪《晚晴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

【4】胡淼森《莫扎特式的挽歌背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深层机制》载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9年第3期

【5】田中平、朱宗顺《评列文森的中国史观----对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思考》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31卷第1期，2004年1月

【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林同奇译中华书局（北京）2002年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8】杨华《列文森的中国学研究特点》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1期

【9】《知识分子的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李世涛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