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生活史例考辨

音乐与生活史例考辨

迟学飞

生活产生艺术，艺术服务生活，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尤其是音乐，简直就是生活的韵律、音响，甚至是生活的脉搏。

在音乐研究中，对音乐与生活的史例进行概观、考辨，对音乐的创作与表演都大有益处。

回顾中国音乐的星河，不难发现音乐是最直接反映生活并直接为生活服务的艺术。

音乐起源于劳动。传说伏羲时有《网罟之歌》，神农时有《扶犁之歌》，尧帝时有《击壤歌》，为我们描述着一边击地一边歌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情景。因此，最初的音乐是人类劳动生活的再现，是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

奴隶社会中，随着社会阶级的划分，音乐艺术也逐渐注入阶级意识，音乐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展现在我们眼前。统治阶级利用音乐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把音乐作为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传说中的《大夏》是歌颂夏禹治水有功；而劳动人民也用音乐作为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诗经》中的《七月》、《伐檀》就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诅咒、讽刺。也有反映对统治阶级腐败生活的失望和向往隐遁生活的思想情绪的音乐，如毛敏仲的《山居吟》，郭沔的《泛沧浪》等。

在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又表现了更广阔的社会功能。音乐中有反映劳动生活、赞美祖国的；有揭露封建统治的剥削压迫，倾诉农民痛苦生活的；有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明清时期较多）；有借历史传说故事来表达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颂；对受压迫、剥削磨难兄弟的怀念；还有反帝反封建的音乐和歌曲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涌现出许多揭露当时封建社会的阴暗和腐败，同情广大人民群众的处境，表达爱国热情的新音乐文化。而《革命军》、《光复纪念》等歌曲鲜明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愿望，同时也符合当时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我国具有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家王光祈（1891-1936）看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巨大作用，主张“音乐救国”。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达到新高潮。当时抗日救亡歌曲已普及，深入人心。人们不仅用行动而且用歌声表达抗日的决心。1940年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柏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并录制唱片。救亡歌曲不仅表现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同时也赢得国际友人对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一批抗战时期的作品，准确把握了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心声。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起着号召、宣传、团结、鼓舞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作用。多少优秀中华儿女正是在这些具有号召性的音乐中，用生命和鲜血去维护民族的尊严。

在今天，《好日子》、《走进新时代》、《父老乡亲》等优秀作品，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生动的音乐表现手法，及时、准确、形象地反映了新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从各个角度和侧面赞扬社会主义新时代，赞美新生活，鼓舞人民为建设国家而奋发向上。

音乐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卢梭认为“根据旋律，可以判断民族音乐的典型特点”。

汉斯立克指出：“一切音乐作品是人的创作，是一定个性、一定时代、一定文化的产物。”音乐是上层建筑范畴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对其经济基础有巨大反作用力。

通过音乐与生活的历史典型例子的列举、分析、考察、辨析，可以发现音乐不仅是生活的杰作，又杰出地作用于生活，是我们生活的精神食粮和战斗的精神武器。我们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学习音乐、创造音乐、演唱音乐，为时代歌唱的伟大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王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