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家》与《四世同堂》中长子形象的文化摄入

试论《家》与《四世同堂》中长子形象的文化摄入

张龙军

张龙军（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4100）

中图分类号：I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0-100-01

摘要：长子形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我国传统宗法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不断深化的产物。在宗法制度趋于崩溃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封建大家庭里的长子们就成了家族极力维护宗法等级观念下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反映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及人物生活现状。本文就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的《家》和老舍的《四世同堂》的创作为例来浅要分析这一文化现象。

关键词：觉新；瑞宣；长子形象；身份悲剧；文化传统

家族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心理。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传统家族宗法制度的核心，因此作为家族长子身份的特殊群体必然要比非长子受到更多的封建大家庭礼制方面的束缚。这就决定了作为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子必然要承载更多的家族意志，使他们的命运不能为自己所主宰，从而形成复杂的矛盾性格，随之而来的则是悲剧命运的降临。

由于封建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长期渗入，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孙通常会表现出以下矛盾的文化性格：

一、有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

由于长子的特殊地位，加之家庭教育在礼制观念方面的灌输，导致长子往往形成一种长子必须承担家庭意志的观念，因此长子也往往表现出有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的性格特征，但这种文化性格不是主动的或者说是消极的，是被扭曲了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

二、人格的双重性

一方面他们不自觉地充当维护旧家庭旧礼制的工具，因此他的思想必然呈现出落后、陈旧甚至腐朽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新的外界思想的冲击，因此也希望接受新的思想，并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理想。“这就使得他们这个特殊群体往往具有双重人格”

三、精神孱弱、依赖性强、委曲求全、缺乏自我意识

作为长子，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维护封建礼制，顺从家长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与封建礼制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这种困境中，长子们只好委曲求全，尽可能地采取“中庸”之道，徘徊于二者之间。久而久之就变得懦弱苟且，缺乏自我意识。

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不断冲击着陈旧落后的家族宗法制度。尽管封建家长极力维护着原有的家族秩序，但也逐渐趋于崩溃的边缘。作为年轻一代的长子就不自觉地成了这种矛盾下的牺牲品，被迫充当封建家长维护旧家族秩序的工具，成为时代的悲剧。

作为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青年，巴金、老舍等作家必然对这种矛盾困境中的长子形象有着深刻的体会。特别是巴金，“自小生活在封建官僚家庭，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深层的传统文化心理必然会与外来文化发生强烈的碰撞，从而产生非常深刻的心理冲突。”[2]这种强烈而深刻的心理冲突就必然会激发他们关于此的文学创作的冲动，来揭露成长在新旧文化矛盾中的长子们的悲剧命运。

因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在描写和反映封建旧家庭生活时也更多地摄入“长子形象”，塑造长子们矛盾的文化性格，描写他们的悲剧命运，以表达他们对于长子们的爱、恨和更多的同情。

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就产生于此种文化背景下，其中摄入的长子形象分别是高觉新和祁瑞宣。因此，徘徊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觉新和瑞宣就成了巴金和老舍对于以“长子”为中心的封建旧家庭的文化思索的艺术载体[3]。通过塑造觉新、瑞宣这些长子形象来揭示出封建旧家庭里的长子的复杂性格和悲剧命运。并对觉新、瑞宣这一长子群体给予更多的爱与同情，例如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时，毫不隐晦的说“觉新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4]。

高觉新是作为高公馆这个封建旧家庭里的长房长孙这一身份出现在《家》里面的。他是《家》这部作品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巴金对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真实﹑感人。

生活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觉新，作为觉字辈的“老大”，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了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灌输，以高老太爷为首的封建礼制维护者不断地向他实行“危压”，目的是希望觉新能成长为高老太爷式的人物，成为封建大家庭意志的执行者。因此这种长子身份就注定了他的命运不能为自己所主宰：他深爱着梅表姐，却因为双方家长在牌桌上的一次吵闹而使得有情人成不了眷属，甚至在高老太爷死后他都无法保全自己的妻子瑞珏；他知道夺去他幸福的正是腐朽的封建家族制度，接触新思想后的他也想像他的弟弟觉慧一样去“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然而作为长房长孙的他不但没有勇气这样做，在成为封建礼制牺牲品的同时，还不自觉地充当着维护封建礼制的工具，何其悲哀！

作为长子长孙的觉新，他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懦弱苟且、缺乏自我意识的悲剧性格。也决定了他既想学习新思想，投身革命，同时又不敢像觉慧一样与高公馆决裂。他的悲剧实质上是一种身份悲剧。作为封建制度继承者的长子长孙，他的悲剧是必然的。

无独有偶，在老舍的《四世同堂》里，同样也摄入了瑞宣这样一个长子长孙形象。虽然长子形象相比较觉新而言无论是性格还是家庭背景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与两部作品所创作的时代背景差异和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阅历方面的差异是有关的，但作为长子的瑞宣同样暗含了作家老舍对于“长子形象”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度思考。并且作为长子形象的瑞宣同样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同样具有双重人格。

瑞宣是“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旧家庭的长子长孙，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留下来的性格特征，遵从封建伦理道德，承担旧的伦理义务。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渴望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这就使他的内心和行动都充满了矛盾。他是祁家的长房长孙，在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来自新与旧两方面的作用力。他善良，正直，具有爱国思想，却又软弱忍从，受着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既想“尽孝”，又想“尽忠”，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将两者实现统一。因此他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

他的思想中爱国思想还是占主导面，虽然他最终还是从矛盾、苦闷中得到解脱，走上反侵略的新生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身上，“人格的两面既分明对立又昏黄暖昧”[5]，始终无法摆脱人格的双重困境。

觉新和瑞宣都是旧社会封建大家庭里长子形象的代表，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两难的境地：落后与先进，过去与未来，陈旧与革新，顺从与反抗的矛盾不断地困扰着他们，这种长子长孙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双重人格和悲剧命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又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家族宗法制度这种文化传统下的牺牲品。

作为善于揭示和批判社会现实并着力描写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人物性格的作家，巴金和老舍在进行作品创作时，必然会对“长子形象”这一特殊群体给予更多的真实关怀。对于以觉新和瑞宣为代表的“长子们”，则既爱又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家》、《四世同堂》都对“长子形象”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力图给读者呈现一个丰富而真实的“长子形象”。并给予戕害长子——以长子们的“牺牲”为代价的旧式家族制度以无情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巴金，和读者谈谈《家》[A]，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84-390。

[2]老舍，大地龙蛇·序[A]，老舍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87-291。

[3]曲云静，长子形象与作家的文化选择——论觉新、瑞宣和少安为代表的长子形象[J].镇江师专学报,NO.3,2001。

[4]顾云清，浅论高觉新的双重性格[J]，辽宁师专学报,NO·4,2007。

[5]巴金，谈自己[M]，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