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的情感方式及溯源之略窥

周作人散文的情感方式及溯源之略窥

沐尊凤

沐尊凤／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早开创者和身体力行的散文大家，与鲁迅以“长庚”“启明”之名并列于中国现代文坛。周作人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对中国的现代散文的发展都有着著越的贡献，和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自成一家的“周氏”散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和参考价值。所谓周氏散文的情感方式，笔者以为主要表现为和谐、冲淡本色，以及个人主义写作立场，其中和谐主要来源于周作人东方式的精神状态，冲淡本色则来源于他的个人审美理想，而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则多得益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审美理想

一、东方式的精神状态

周作人在《乌篷船》中说：“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无色，随处可见的山……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这自然真切地还原出天人合一的一种情调，而“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则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状态，在和谐中感受自由生命的气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周作人散文的和谐之美。

自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中长大的周作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表现在心态上，便是“中庸”，而这一中庸的心态，经由文人创作，诉诸于文字时，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和谐”。但周作人与一般文人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里所透露的是真性情，即“主情”，但这种主情的姿态又与西方的个人情感至上有所不同，周氏的“主情”是含蓄的，克制的。而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含蓄美，即“注重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艺术的一个共同特点。”[1]在文学里含蓄的极至便是和谐。在三十年代与左翼发生过论辩的“京派”就曾提出“和平静穆”的美是诗的极境。[2]对此周作人也很认同这一文学审美观念，他的笔下就曾对夸张色彩的行为表示了异议：人的脸固然可以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和死等等可以算是例外，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3]这种对感情的要求无疑是节制的，追求的是一种和谐静穆。

与西方的崇尚科学的精神态度不一样，东方人的精神状态更多的注重在情感。东方文化中周作人尤其倾心于日本文化，他曾说“日本文化为我们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日本文化中的俳句对他的影响较大，而俳句的阅读很容易把人带入一种俳谐之境，它们感人以一种温和敦厚的阅读效果，他喜欢日本的永久荷风，松尾芭蕉等的俳文随笔，而这些大家也多是日本文化的优秀代表作家。可以说周作人的一生是都在东方文化的浸染中追寻自己的文化之路。周作人曾翻译永久荷风的一段话云：“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几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4]。笔者将永久荷风的喜好与沉醉估且定义为东方式的和谐，周作人与共处于东方文化圈的永久荷风有着类似的生命体悟，这也是周氏翻译得最为精彩的一段。

周氏散文体中的和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与佛经里的典雅蕴藉所给予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早年就开始读佛经，至他的五十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未将袍子换袈裟”“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5]，可以看出他的一生都没有断与佛家的因缘。在少年时就开始接触佛学典籍，其中语言的古雅，自然也给他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在他文章里的语句和句调方面都有所表现，他有时还会在文章里引用一些禅宗的教义语录，如“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6]佛经里所流露出来的对人间的悲悯之心，以及那种温厚的情态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深深地打动了他。

二、个人审美理想的体现

周作人的散文多以“言志”小品文为主，主要以“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的风格著称，前者多收在《谈虎集》与《谈龙集》中，而最能显示周氏散文风格的则属后者。1922年3月，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道：“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7]胡适当年的慧眼并没有看错，在周作人早期的白话文创作中，行文间就已体现了冲淡这一风格，在《西山小品》中可以读出日本俳谐所特有的冲淡味。在《北京的茶食》中，我们可以得出他已在寻找和体会这种冲淡平和的境地，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周作人渐渐放弃了文艺的社会批判这一功能，开始专找那些最能体现冲淡、闲适境地的事物来写，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渐渐向我们展现他内心真正追求的审美理想。

“周作人的选材极平凡琐碎，一经过他的笔墨点染，就透露出某种人生滋味，有特别的情趣”。[8]追求生活中的真味文学观，是周作人所赞同的，他欣赏日本的岛崎藤村等人，他欣赏其文章里的“脱离庸俗而又不显新异”，“这类文章我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冲淡，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洗尽铅华后的本色。周作人在《本色》中说：写文章没有别的决窍，只有一字曰简单。可见本色的首要先要做到“简单”，这里的简单至少在周氏的文章里所涉及到的有：篇幅的短小，立意的真实，作者写作意态上的静穆，以及情绪上并无大悲大喜。意态上的静穆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是很难企及的，周作人不避现实的浅薄，清淡自然，舒徐自如地自己的文字世界里构建自己的春秋王国。情绪不受外界干扰，这是写作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高意义上的简单。但是这种简单却也并不会给读者以枯燥的印象，它有自己的丰神意境。

周作人认为人的情感是真实存在的，薄或寡，都是自然的，感情的表达，不可能凭空增加感情，还有可能会破坏原有的感情，感情最有效的接收方式在于一种心理暗示后的心领神会，它不在于阅读，而注重阅读后的回味。止庵曾说：中庸既是他的人生哲学，又是他的美学。更可以使我们贴近周氏文法的是他的高徒废名在《关于派别》中所说：散文之极致便是“隔”，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我们总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即是求“不隔”，平时生活里的意思却未必是说得出来的，知堂先生知道这一点，他是不言而中，说出来无大毛病，不失乎情与理便好了。

综合一些学者的论述，笔者以为周作人平和冲淡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的思想渊源是密不可分的。周作人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觉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并且理智地向西方学习，但是周作人仍然无法超越他遗传下来的旧文化因子，如道家思想里的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它以一种心理的绝对自由和精神的幻像为追求，对恶劣的环境和政治气息持不合作的态度，但它可以使艺术大放光彩，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周作人的平淡冲和的散文。

三、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

周作人早在“五四”时期就阐明自己所要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即“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它的中心思想是不受别人干涉或阻碍、“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此在行文中所展现出来的激烈或者是淡然漠然的态度，可能在当时左翼盛行的时代为大多数人所不耻，但越过了政治的门槛，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是激烈地批判还是温和的漠然，都是知堂老人重视“人”，看重“人”的价值所致。较之于人的社会性，他更观注的是人的自然性，“个人”“自我”等意识深深地渗透在他的文化心理和个人性格的深处。

文如其人，从一些周氏文章的取名上我们也可以见出周作人自由思想的流露:《自己的文章》、《自己的园地》、《关于自己》。在《自己的园地》中表示，他不满“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将人生附属于艺术”的“‘为艺术’派”，也不苟同“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的“‘为人生’派”；认为“艺术是独立的”，“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艺术“无形的功利”就是“充实”、“丰富”他人的“精神生活”。他说：“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个人果真应当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地需要蔷薇与地丁”。[9]个人内心应该是自主的，而这在客观上也许是会有益于社会的。

周作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注重自己内心的要求，在一些社会问题上，他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妇女和儿童的问题。同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见解也是既开风气亦为师，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他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文学里的循环论，这不同于胡适的进化论，也不同于梁启超的把古今文学铺成一个平面的说法。由此可见出他个人思想所涉及之广泛。周作人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愤激到“一个都不宽恕”的地步,但是绍兴的师爷气并不曾在他的身上泯灭。如果说鲁迅是以个人为本位批评传统与现实、反思人生的话,周作人亦是如此,只不过他越来越沉浸在个人趣味和生活里面,对社会外界的变化采取冷观和漠然的态度,他的终极目标是个人。这自然和当时那个水深火热的中国大环境有所偏离。

周作人试图在“文化”中安放自己的生命,似乎他并不在意与现实和他人的隔膜,也许可能使他暂时获得自我精神上的愉悦和自由,却终无法应对现实政治的武力压迫。不能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国家民族的自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者无法脱离。周作人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在很多时候不自觉地遮蔽了对国家民族自由的思考,尤其是他纯粹以“文化”的立场打量传统文化和中日关系的时候。

笔者以为周作人的个人主义写作立场，除了性情使然，更主要的是他所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的人文学者中对周作人影响最大的要属性心理学家和文化评论家蔼理斯，他的一些学说几乎被周作人全盘接收，如自然主义性道德观与生活艺术观，因此西方的文化给周作人写作带来了启迪和现代自由的因素，体现在行文中，就是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

周作人的功过是非一直是一个众说纷坛的话题，暂且避开政治的角度不谈，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成就了他的周氏“言志”文体，他在五四时期就能写出一手既有思想又有趣味，平淡而不失情味的“谈话风”散文，这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散文体的一种巨大贡献，开创了谈话散文的体式。他的散文，虽然没有“大题目”，“社会状态”也不明显，迥异于鲁迅文章中对于社会的聚焦的犀利，但仍然具有自己的思想、知识、趣味，可以满足读者某些方面的审美需求，它们和抗争、战斗的散文是可以互为补充的，这也是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几乎没有一位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足以让自己能在周作人的著作中自由进出。”[10]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周作人几乎是唯一可以获得如此评价的一位，并且当之无愧。

注释：

[1]袁行沛：《中国文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3]周作人：《看云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4]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M]，1990年9月；

[5]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M]，1990年9月；

[6]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M]，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

[7]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8]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9]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10]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