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与特权思想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与特权思想

任多伦

［摘要］中国秦朝的专制暴戾政权在短暂的辉煌后即被推翻后，新的封建统治者虽然总结了专制特权所带来的教训，而用相对仁爱的儒家文化作为管治人民的外衣，但对人民的统治策略还是以法家的思想为主，儒家的仁义道德则完全沦落为特权阶级的幌子，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古代社会长治久安的破灭，而传统文化就这么一直复制着专制和特权思想的蔓延并不断的制造着相同的剧情。专制的核心是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而产生的特权阶级，同时专制给了特权阶级力量而让其他人缺乏力量。在专制和特权阶级的蔓延下，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文化思想的垄断和经济民生的垄断，从而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或板块化）危机，以及社会缺少正常的张力和调节功能。

［关键词］文化,专制,特权

Studyonthethoughtofautocracyandprivilege

in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

DUOLUNREN

Abstract:TheautocraticregimeofQinDynastywasoverthrownafteritsbriefbrilliance.Afterthat,thenewrulerdrewthelessonofdespotism.ItbegantogovernthecountryintheguiseofConfucianthoughtofkindheartedness,butinfactitstillusedtheLegalismideologytorulethepeople,theConfucianvirtueandmoralitybecameafictitiouscoverforthevestedinterests.AndthisirreconcilablecontradictioninevitablyledtothesocialunrestintheancientChina.Thecoreofautocracyisthevestedinterestsowningpowerwithoutpeople’srestriction.Theautocracygivesthempowerandmakesotherpeoplepowerlessandmakesthecorruptionofvestedinterestsspreadinthesociety.Thecultureofautocracyandprivilegewillinevitablyresultinthemonopolyofculturalthought,economyandpeople'slivelihood.Themonopolyofeconomyandsocialdistributionsystemwillreducethefluidityofthesocialstratumandleadtothecrisisofstratumsolidification.Therefore,oursocietylacksnormaltensionandregulationfunction,andmanysocialmassincidentstakeplacefrequently.

Keyword:culture,autocracy,privilege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人类的文明之光总是从理性、科学、人道和人文思想冲破世纪的藩篱桎梏而产生发展出来的，从古希腊城邦选举开始的民主和公民思想的传承开始，到逐渐演化成以人权为核心的自由、平等和以民主为支点的政治文化，推动着西方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而在中东那饱经沧桑的土地上，强烈的宗教信仰文化的传承也不断的凝聚着伊斯兰精神，那么什么样的文化在传承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呢，以及那些文化深刻的影响到了我们的文明进程呢？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处，虽然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个人的修养，并以“人性本善”的理念出发把自己的道德修养目的与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自身的“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的理想，但在实际的政治文化中，文化专制、皇权思想与特权思想却蔓延在古代社会的每一寸土地上。

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建立起了君臣文化和臣民思想，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虽然经过4000多年多次的统一、分裂都没有影响到这种文化的传承，就是在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君臣思想和臣民思想也是得到不断的传承。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既是家庭式的国家，又是国家式的家庭，家庭与国家属于同样的结构类型，结果造成了家国同构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文化，再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变革，中央集权的专制文化在秦始皇统—六国后得到确立，并以专制文化产生的特权等级制度构造了封建皇帝的权威，同时以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忠、孝为本的治理思想来增加封建时代国家和家庭的稳定性，因为稳定性也是小农经济时期的基础，以及专制与特权产生的基础条件。

一、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和特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论”一直都强调人性、特别是君子的品德修养，而没有像西方文化——以“性恶论”为出发点去设计权力的制约，中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基因也就造成了双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中国的儒家）几千年来竟为自己造出一个（焚书坑儒）专制、特权与垄断的政治文化。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为恶”论虽然不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却占据了主流意识，所以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宗旨就是赎罪文化，强调人人都有原罪，当然也包括国王。这种“人性本恶”论也导致了西方的政治文化以三权分立的原则制约和监督权力，结果造就了当今的民主制度的产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和蔓延2000多年的政治伦理文化，则造就了古代政治领域的官场专制和社会领域的特权蔓延的弊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则是垄断主义的盛行，而专制、特权和垄断又导致了古代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因此，建立美国民主政体的华盛顿和开启中国民主政治曙光的孙中山，都受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后才提出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理论来，而不可能是成长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所能创作出来的思想。所以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在近500年来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尊重人权的社会。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三纲"[1]（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专制文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权阶级和垄断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文化的设计上，认为一切权力和真理来自于上天，而皇帝又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代表——天子，因此大臣在皇帝面前就是奴才，并以此类推，下级在上司面前也是奴才、人民在官员面前是奴才，以至于当时人民的奴役观念不断的在社会外延，使整个社会充满了奴才意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想的。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则类似中国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其专制是分权的专制，因此各方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契约精神，由此而影响到了整个西方的商业社会和政治经济领域，并奠定了后来民主制度与平等权利的基础。所以黑格尔在1822年就指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的文明进步都不可能从那种制度文化中产生。随后马克思也在其专著中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是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让人们成为皇权和特权阶级的奴隶和驯服的工具。而当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思想造成历史治乱的怪圈时，这种驯服的工具就不再被控制，从而导致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原因在于专制体制的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渐渐蜕化堕落，和被其推翻的前朝腐败政权逐渐趋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朝代末期越是出现危机就越出现各种倒行逆施的非理性行为，这也是特权阶级知道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灭亡，越害怕灭亡就越疯狂敛财[2]的逻辑，这就典型地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专制和特权阶级的共同行为特质的内在性。

中国秦朝的专制暴戾政权在短暂的辉煌后即被推翻后，新的统治者虽然总结了专制特权所带来的教训，改用相对比较仁爱的儒家思想作为特权阶级的外衣装饰，同时围绕着富国强兵的理念希望永保政权和特权，但对人民的统治策略还是以严酷的法家思想为主（外儒内法或者阳儒阴法），儒家的仁义道德，则完全沦落为封建王朝中特权阶级的虚假幌子，但社会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古代社会的动荡，而传统文化就这么一直复制着专制和特权文化的蔓延，并不断的制造着相同的剧情。因此，无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抑或清末宪政、辛亥革命，都围绕富国强兵这个主题，而不是科学、民主与人性的解放。在追求强国梦的时候，再次把国富与民富放到完全对立的两极，为了国家强盛，就必须让百姓毫无私心私利，这种专制和特权文化的糟粕就一直传承在近代，并延续到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后才得以改变。当时革命的先驱李大钊、胡适，甚至更早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痛感中国专制文化的落后于世界与时代，更痛感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所以都反对腐朽专制的特权思想和专制文化，而主张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民社会和科学理性的现代文化。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反思，并在建设现代化的强国进程中，也不再以消灭私人财富为前提。事实上，国家的财富来自人民的创造，来自百姓私有财产的让渡，而人民又通过财产让渡的形式进行纳税，如同涓涓细流充盈了国库，从而促进了国家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奠定了现代性的文明基础。

二、专制文化演变下的特权阶级和民生

专制文化的核心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而必然造就一帮特权阶级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以及专制给了特权阶级力量而让人民缺乏力量，这样特权阶级就可以掠夺、打击任何一个人让他们想掠夺、打击的人。如文革时期就是一个敢于为所欲为的专制时期，从权高位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下面的一个普通百姓，谁都没有权利。政权建立的早期为了获取农民的支持，先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别人合法的土地转手分给一些支持革命的农民而把地主消灭了，可没过多久土地又被政权集体化了，农民也成了专政和集体化的对象，如果你不想被集体化，就等着被专政挨整被批。当然有学者说那是历史发展和工业化诞生的必然，但为了工业化和发展就能使用暴力手段把土地、财物、人力都掠夺到特权阶级之手吗？[3]其实这也是受到传统专制文化演化下的现代性的呈现，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的专制和经济的特权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并不受任何道德、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这一套农业社会的政治模式，与工商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在这种旧模式下，特权阶级的官商互相勾搭就成为了“新常态”。

而在当下的一些领域，传统专制文化演变下的特权阶级和现代商业中的垄断思想正在不断的结合，并以“历史新突破”的思路出现在人民的视野，不同的不过是垄断或者掠夺方式的形式变化而已[4]。如当今的城市化以及所谓城乡统筹的背后，也是专制文化演化出来的特权思想的蔓延，一些地方强行让农民当“市民”，就是想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可为城市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动辄就是若干平方公里而造成千千万万农民就是想当农民也不可能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专制和特权思想下的剥夺行为，这种剥夺是特权阶级建立在非常暴力的基础之上，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公共财富，又以巿场化的名义公开掠夺人民的血汗，使民生领域无论是就业还是生活消费，处处都有特权阶级限制、侵吞掠夺的身影，以及在经济领域形成中国特有的半权力半市场化的现象。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特权思想的现代性传承，客观上阻碍了国家的竞争力和民间的科技创新能力，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垄断和过度竞争”的混合型市场，限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产业升级。

在这种的特权文化的蔓延中，特权阶级掌控的企业在依赖权力的同时垄断了市场，却不为社会创造就业和财富；而多数民间企业由于权力、资源和市场的短缺又处于过度竞争的状态中，严重约束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以及民众的就业和社会创新能力。同时，专制文化和特权阶级腐败的传染扩散也会把社会中原本是局部性、非对抗性的矛盾，演变成全局性、对抗性的危机。而专制体制对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鸵鸟政策，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社会愤懑的情绪，错失掉很多改革的良机。其实社会运行机制是一个需要不断修补、完善和革新的系统工程，但在专制和特权文化的蔓延下，修补、完善和革新也只是口上说说而已，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文化思想的垄断和经济民生的垄断，而经济的垄断以及社会分配制度的垄断又会造成社会阶层流动的固化（或板块化）危机[5]，同时更会让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公平正义的法治建立不起来，社会最大的公约数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合作基础也就没有了，于是社会的无序就成为必然，这就造成社会缺少正常的张力和调节功能，而致使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这些也都是专制文化演变下的社会必然现象之一。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光有专制与特权思想，也有更多的民本思想和公平正义的理念，西周时期的太公就讲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六韬•卷一》），以及《荀子•王制篇》中所讲到的：“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而在专制文化演变下的一些特权阶层却公开与社会公平正义进行博弈，他们侵蚀着社会中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国家和社会变成他们渔利的场所，使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深深地感到无奈和茫然，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

三、结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缺少民主传统，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和特权思想就容易形成经济和民生的垄断，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经济全球化后的同时政治全球化也会不断的推进，进而会对现有的社会管制文化进行强大的冲击，而专制和特权行为则会首当其冲的引起社会大众的公愤以及社会的动荡，同时专制和特权阶级既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还会造成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以及官商勾结、普通大众吃亏的“中国特色”，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向少数特权阶级人群集中，造成社会普通大众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也越发渺茫，而社会大众凭借勤劳和艰辛的拼搏却很难致富，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蚁族、蜗居、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都隐性的体现出了专制文化演变下的特权现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悬殊反差。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与特权思想的蔓延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现代的文明社会。

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变动时期，公正和正义常常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才是社会的根本。因此，凝聚公平正义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价值观则成为社会稳定的必然之举，所以我们的古人在《大学》一书中才会讲道，“德，本也，财，末也”，唯有是道德和公平正义才是人间的正道，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运行的规则和文化，而不是被专制文化演变下的特权思想所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避免社会大的震荡，创新出一种追求真理和科学民主的文化土壤，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扬弃其糟粕、传承其精华和带有人类文明的基因、创新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以便为当今的创新型社会建造出更好的文化环境。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此信息为方便编辑老师使用：任多伦，男，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副编审职称。现工作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编100084）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中华书局·2006

[2]李剑宏·王权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吴思·血酬定律[M]·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

[4]陈经序·中国文化的出路[M]·长沙岳麓书社·2009

[5]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