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建设工程领域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汤琰炜

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建设工程领域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汤琰炜

汤琰炜

嘉兴市城建职工培训中心

摘要：为了进一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的政府部门加强了对于行政审批中介改革工作的进步开展，并积极厘清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的关系。本文基于此，着重分析内地与香港的行政审批总结管理制度，希望由此就我国内地地区相关制度改革工作的开展提出适当的建议，希望由此促进该项制度的完善，实现我国建设工程事业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建设工程；内地；香港；比较研究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经济的长足发展，我国的政府部门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开展简政放权工作。事实上，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普遍存在着环节多、耗时长、质量低等问题，阻碍了我国体制改革作业的开展，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基于此，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于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从而促进“公私治理”机制的构建。

一、内地与香港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的区别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在经济、行政等制度方面与内地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事实上，这种差异性在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方面也有所体现。关于内地与香港在该制度上的区别，笔者总结如下。

（一）资质设立基础

内地行政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的资质设立基础，往往以政府主管部门管理需求为主导。即有关部门依据审批的需求而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设置，随后在进行中介资质的设置工作。以建设工程领域为例，其所涉及的中介服务项目有18个，由于服务资质的申请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故而仅有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够开展多项服务。

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导致中介资质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继而不利于市场行业的自然整合空间，导致相关行业普遍存在企业数量多，但行业整合程度低的状况。

而香港在资质基础设立的过程中，虽然也需要依照政府的需求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明确，但是其实现了对于职业与行业分工另行制定资质传统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特区政府能够根据现阶段的职业、行业分工状况进行行政审批中介资质的设立。一般而言，这一措施的推行往往能够促进市场行业的自然整合。此外，香港建设工程领域行政审批中介所涉行业数量较少，行业整合程度较高。

（二）资质主体

目前，我国的资质主体主要采取单位资质的方式进行作业。一般而言，单位资质形式的推广能够有助于促进政府主导管理效率的提升。此外，在内地进行行政审批中介资质申请的主体，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不能为自然人。而有关部门在申请审核的过程中需要对单位的注册资本、办公场地面积、从业资历等参数进行审核，确保其符合相关规定才能够获得资质。单位资质通常分为不同级别，级别越高的资质，其审批要求越高。

而香港的行政审批中介资质的主体通常为合资格人士，诸如认可人士、注册人士等。基于此可以得知，香港的行政审批中介资质为个人资质。在这样的背景下，认可、注册人士往往扮演行政审批中介的角色，为政府审批提供相关中介服务。香港地区在进行资质审核的过程中，仅仅需要对个人的专业性、经验等参数进行审核，故而获得资质的成本较低。

（三）管理主体

此外，香港与内地的行政审批中介管理的差异性还体现在管理主体。目前，内地的管理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自上而下、中央授权式的管理制度。在该体制制度下，不同主管部门的放权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部门行使资质管理权，而国务院、省级单位负责进行资质的发放工作，而资质的管理工作则由中央授权省级主管部门负责。

而香港地区的管理主体则是政府与法定机构。在管理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往往是政府为主，法定机构为辅。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管理权审批工作则由政府部门行使，而法定机构主要提供专业审查意见，协助政府管理。

二、香港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对内地的借鉴

事实上，与内地的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不同，香港地区的相关制度在推行、运用的过程中普遍具有多个方面的特点，促进相关工作的效益的提升。为此，我国内地的有关部门在开展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完善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香港经验的学习，对此笔者进行了下述的总结。

（一）构建以个人为资质、责任主体的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内地行政审批工作效率、质量的提升，有关部门需要构建起以个人为资质、责任主体的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并由此完善相关的责罚制度。事实上，该制度的构建能够确保从事中介服务的管理人员能够做好本职工作，规避资质挂靠、恶性竞争等问题的出现。

不仅如此，个人资质制度的构建，能够明确相关作业的责任主体，并降低资质申请成本，有助于相关行业的整合，促进各项效益的取得。

（二）打破“以审代管”管理方式

此外，我国的有关部门在开展相关管理作业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以审代管”管理方式的冲破，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对于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质量的监管工作。事实上，基于香港与内地的市场行情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故而关于法定机构参与管理作业的想法仍旧属于探索阶段。

笔者认为，基于内地的实际状况导致法定机构纳人管理体制短时间的操作性、推广范围都较小，但是有关部门可以在个人责任主体制度下，实现了对于中介服务质量的追责工作，并对不同状况的惩罚措施进行一步明确，确保各项工作效率的稳步提升。

（三）加强行政法规的发布

为了进一步促进管理制度稳定性的进一步提升，有关单位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行政法规的发布。由于香港特区与内地的法律体系存在差异性，故而香港地区推行的《行政许可法》在内地的可操作性较弱。

为此，我国的有关部门需要依据中国内地的实际状况，加强对于管理规定的草拟、讨论、分析，促进相关作业的稳步开展，规避主管部门利益对管理行政审批中介的干扰。

（四）建立独立、快速的行政处罚机制

为了确保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运行效率的提升，相关的管理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行政处罚机制的构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作业人员需要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赋予监管主体以必要的处罚权限，并建立行政处罚与刑事定罪等司法程序的衔接。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内地与香港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的区别，并就香港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对内地的借鉴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随着相关措施的落实到位以及技术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审批中介管理制度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并由此满足我国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各项经济利润以及社会效益的取得，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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