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因应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故而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是一种既有民族性又含现代性的现代形式,民族-现代性乃是其特有的现代性内涵.置身于'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无论是地方形式、民间形式,还是传统的民族形式,只有在民族-现代性的统摄下才能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转化为新的'民族形式'并成为其内在构成的有机部分.
文艺理论研究
200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