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滩历史建筑

浅析外滩历史建筑

胡亦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胡亦敏

摘要：本文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浅析了外滩建筑群与上海城市历史、城市精神的联系并提出了个人对于外滩古建筑保护与维持的意见与建议。

Analysesthebundhistoricalbuilding

Foreignlanguageschoolaffiliatedto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HuYiMin

Abstract:thispapermainlyfromthehistoricalAngle,analyzedthebundbuildingsandShanghaicityhistory,cityspiritandputsforwardpersonalcontacttothebundbuildingsprotectionandmaintainopinionandthesuggestion.

第一部分：外滩历史

外滩的形成

考古成果表明，早在6000年以前就已有居民在此生息。唐朝中期，这一地区由于农业、渔业和盐业的繁荣而设华亭县。宋代后期，由于其时的经济贸易中心青龙镇航道受阻，海舶只好停靠上海浦，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集镇——上海镇。元朝时期这里已经是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明朝的“江浦合流”之后，黄浦江成为上海内外航运的主要通道，使上海成为了天然的良港。自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都在对内贸易关系和对外商业活动方面占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可见，外滩也在上海逐渐发展成这座东南大都会的过程中获得无限契机。可即使在这时，外滩充其量也只是人烟荒芜的滩地。而大多数人会更倾向于将开埠作为外滩脱胎换骨的缘由，却不清楚真正打开外滩这扇大门的钥匙是在15世纪初，明朝夏元吉发起的“江浦合流工程”。简而言之，这个工程通过加深拓宽两条重要航道，即吴淞江和黄浦江的两江下游，初步改变了数百年间长江下游时浚时淤的恶劣状况。更重要的是，若是没有这个工程，这两条重要的长江支流根本不会流经外滩，更不用谈将来扬名远东。

得益于这一工程，明清时期外滩早已不是现今大多数人认知中的无用之地，而是黄浦江边南北向几乎属农家私有的“则田”，又被称为“黄浦滩”，“黄浦路”，曾作为纤道使用，其周边已建立了以传统土地制为基础的城郊乡村，分布着许多具有传统宗族社会性质的自然村落。

开埠与《土地章程》

如果说江浦合流工程是外滩的出发点，那么开埠无疑是外滩命运的转折点。每个上海中学生都会将这样一段历史背的烂熟于心：“1840年6月，英国为维护其在华的鸦片贸易，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政府战败，中英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列强以不平等条约剥削中国主权的恶性开端。”

在《南京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显然就是“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不仅贸易通商无碍，更允许外国人寄居。其中广州、福州等自唐宋以来就是久负盛名的国际港口，如果说开放这些港口更多仅是为了商业目的，那么英国人对于上海的企图绝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处东海入海口的上海，无险可守，却又是深入中国内地的重要立足点，足以扼住中国咽喉，也正是上海的开埠为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增开内地口岸提供了先决条件。

最初的通商条约对于外国商民如何租置房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当时的上海人第一出于民族情绪，第二出于“祖宅”的传统观念，使得英国人在居住问题上举步维艰，中外居民纠纷也时有发生。于是在当时英国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协商下，决定颁布以“华洋分居”为主要依据的《上海土地章程》来划定外侨“居留地”，“合法”地形成了英租界——东以黄浦江为界，北以李家庄为界，难以洋泾浜为界，西与一片荒地连接，也就是后来的外滩。

第二部分：外滩建筑历史

如上文所述，外滩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至今，它仍是远东地区最大的近代建筑群之一。有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简单一句话，却已道尽上海在不过百年之间翻天覆地的巨变。外滩正是这些巨变的引线。但即使是这样剧烈又骤然的变化，却也绝非混乱无序，而是暗含着其独特的历史轨迹。

外滩建筑的主要功能类型

◎混用型建筑

上海开埠初期最早出现在外滩一带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混用型建筑。

开埠初期，来沪居住的外国人并不多。除了领事馆人员以外，不外乎商人和传教士。当时出于“华洋分居”原则，外国人并不被欢迎到县城内居住。除了英国领事馆费尽力气在城西一户姚姓人家大宅院中安身外，其他外国人在设法租用民居的同时，只得在外滩一带自行建造房屋。

处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关于外国人居留地的协商仍未达成，简陋粗糙的混用型建筑大行其道，均是身兼居住、办公等于一体，在功能上没有比较清楚的分区。又因为侨民不同的发展需求、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等等原因，形成了截然不同、对比鲜明的景象。

◎领事馆建筑

作为近代上海一大重要建筑类型，领事馆建筑除了是各国政府官员办公的场所以外，同时是外国列强权势的象征，更是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的见证。

由于建造年份较早，又在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国主权的恢复逐渐撤出，因此关于这一类建筑所存留的资料并不丰富。现今保存完好的也只有1873年建造的英国领事馆而已。

◎洋行建筑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正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打通商路，也就是尽可能赚更多的钱，那么洋行建筑自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商人正是最早来开发这片新土地的群体。巴富尔宣布开埠的当年，就有怡和、仁记、义记、宝顺等著名洋行在此设立。洋行建筑大体坐西朝东，房舍前后留有宽敞的空地和花园。据说不少洋行客厅几乎不置桌椅以避免谈生意时冗长的客套和讨价还价。它们大多风格各异，或以雅致格调来表达开发者的品味，或以繁琐的装饰来显示暴发户的财富。

直到日后外滩逐渐从经济中心转变为金融中心前，洋行建筑一直是外滩的主流建筑类型。

◎银行建筑

相对于洋行建筑，银行建筑较晚地出现于外滩。结合当时背景来看，最初来沪开办洋行的外国人只是想赚钱，打捞一票就走人，可由于其时的各种因素，上海贸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迅速，非传统贸易投资增多，银行业也顺势迅速发展。

银行大多使用高耸粗壮的古典柱式，制造出一种安稳而凛然的氛围，以表达出储户所期望的厚重感与安全感。

◎教堂建筑

教堂建筑是外滩周边建筑群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它们大多散布在外滩以西的区域内。与商人等不同的是，传教士大多因期望长期的传教事业也而决定留居于上海，在他们之中更不乏深谙建筑风格、极具艺术修养之人，因此所建教堂也具是正统的欧洲式样，相对于洋行建筑等更正规、精致。

外滩建筑风格的三个阶段

①南亚殖民地外廊式

开埠初期的建筑风格几乎可以说是简陋单调，带有浓厚乡村气息的，被人评论为绝无“建筑之美”。简单的方形平面，单层或两层，多数为商务、政务办公和居住综合体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无非其宽敞多面的券式外廊和连续的柱式，四周留有较大的空地。究其原因有二:

一，早期财力以及技术条件的限制自然是主要原因，但外国人的短期行为也有一定影响。外侨在沪之初，大多只是抱着在几年之内发笔财就离开的想法，仅仅是探险的心理自然不会使他们费心建设。

二，建造这类建筑的的大多是些洋行大班和经理人，他们大多并非来自欧洲本土，而是长期生活在孟买、加尔各答等东南亚殖民地，这些殖民者在入侵亚非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欧洲建筑样式必定与殖民地区文化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碰撞与融合，产生了这种敞开而宽阔的“康柏拉都式”买办式房屋。但这种以通风凉爽为优点的东南亚式建筑并不适宜上海的气候，想来这也是其逐渐消失以致现今无甚留存的原因。

②新古典主义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工业革命及其带动的一系列发明发展，均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的发展，上海贸易结构相应变化，外资金融业迅速崛起。

贸易及金融的迅速发展使外滩的建筑也作出了相应的变化。

早期的房屋大多数在仓促的情况下建成，建筑材料和技术相对较差，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于是建筑开始了大规模的更新。正统建筑师的到来以及欧洲盛行的复古风潮使得殖民地式逐渐被正宗的欧洲新古典主义替代。

新古典主义在艺术和建筑中注重古典式的宁静和考古式的精确形式的艺术趣味，盛行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希望通过复古或采纳古典主义的形式，重新建立理性和新的秩序，较多的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特征，追求建筑的对称、均衡。

至此，外滩建筑已呈现出全面借鉴西方建筑样式的繁荣局面，欧美的复古思潮在这些银行、商业等新兴类型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③现代装饰艺术风格

去过外滩的人都会注意到，外滩建筑其实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复古主义，二则现代装饰艺术风格，而后者在30年代的盛行几乎是势不可挡。

ArtDeco，现代装饰艺术风格起源于1925年巴黎国际装饰与工业艺术世博会，既受到古代装饰风格的影响，同时又被刚刚兴起的工业设计冲击。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独特的色彩、简洁的几何造型，结合了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反映这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体现了理性与浪漫的结合。它传播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摩登”，“高尚生活”相联系，成为对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最深远的一种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也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精神。

20世纪30年代，上海建筑思想已基本与世界建筑思潮完全同步，“摩登时代”全面降临。

第三部分：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

建筑是历史的反映

建筑是历史的反映。建筑是人造的，那么这里的历史自然是人的历史。都说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建筑又何尝不是呢？尽管它看起来如死物一般不能动不能言，但正因如此，它更需我们去深入地解读。而外滩建筑群的演变史就是它所处环境中的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演变史。它见证并包含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短短百年所经历的沧海桑田。

在这里选取了三栋我认为有比较价值的外滩建筑，它们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新旧更替、中西融合的年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栋建筑均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垄断了外滩大规模改建的公和洋行设计，于是也体现了一个著名设计机构在全球设计思潮中逐渐演变的过程。（由于外资仅在19世纪中后期在上海加大投资，并使建筑发生相应重要变化，因此在此不讨论作为南亚殖民地式建筑的原型。）

①外滩28号：怡泰大楼(1920-1922)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他们更愿意将外滩28号叫做“北京东路2号”又或是“广播大楼”，而大多数人并不怎么了解这栋建筑。的确，相对于与它同期改造的建筑，如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的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汇丰银行大楼，又或是公和洋行纪念碑式作品的海关新大楼，它只是面朝北京东路的一座“默默无闻”的7层大楼。想分析它的原因除了笔者在其中的改建项目中实习过一段时间外，也是觉得它的相对普通更能体现一种建筑风格和相应思潮的普遍。

1865年，德国禅臣洋行最早买下外滩28号这块地产并设立了禅臣洋行，开辟了上海-广州-香港的不定期航班，同时经营货运和客运，成为中国第一家开设该航线的海运机构，后在20世纪初成为了上海颇具规模的海运及代理贸易的商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中国对德宣战，禅臣撤离上海，北京东路2号被怡泰公司买下并于1920年开始重建。修建后底楼由业主“格林邮船公司”使用，这家公司又名“蓝烟囱轮船公司”，于是这幢大楼又被称为“蓝烟囱大楼”。

1922年落成时的的北京东路2号为“自由的文艺复兴风格”，为当时在上海盛行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所影响。尽管大楼的正门在南面的北京东路上，但由于能在外滩占有一席之地代表着在上海的地位和权势，设计上使得大楼的东面和南面均被当做主立面设计，成为一个独特的连续立面。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经济持续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同时也招揽了更多高水平的西方正统建筑师，至此，殖民地外廊式已完全向正统欧洲式样过渡。在二十年代起的大规模改造活动中，洋行、银行等金融贸易建筑占一大半，足可见上海经济高速的增长。

彼时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欧美被看做保守的象征并猛烈批判，却在上海则被视为一种全新的事物，盛极一时。再加上当时第一代留学中国建筑师学成归国，他们大多受教于西方学院派复古思潮，很自然地更促使上海建筑表现出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期间欧洲建筑界已明显分裂成新旧两大阵营，各种新建筑思潮层出不穷，而上海建筑界却几乎不为所动。

但就在这样西方复古主义单方面压倒新建筑思潮的局势下，上海建筑还是在逐渐向现代主义转化。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它并不排斥新技术和新材料，包括北京东路2号在内的这一时期所有建筑几乎均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少数为钢框架结构。概括而言，也就是“复古外表，现代内在”的特点。不少建筑更是在室内装潢上率先采用现代装饰主义风格，实现了真正的“古表新里”。可以说，正是这些新旧结合的建筑为之后现代主义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②外滩22号：沙逊大厦（1926-1929）

如果说之前公和洋行设计风格还未挣脱古典主义的枷锁，那么沙逊大厦则是宣告了其从复古主义彻底转向现代装饰艺术风格（ArtDeco），并标志着上海建筑ArtDeco或者说摩登时代的全面到来。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这座城市也迎来了其前所未有的巅峰。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各国放松了在华经济活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战争结束后，英法等国恢复在上海的经济活动，美日也已基本站稳脚跟，不断加强资本输出，使得上海贸易量剧增，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最大贸易、金融中心。繁荣的经济带动了上海的房地产业，并刺激了建筑业的繁荣。地价的不断提高、逐渐拥挤的空间使得建筑向更大高度、密度发展，出现了对于摩天大楼的需求。房地产商于是瞅准机会，利用廉价材料的劳动力，竞相投资，使得高层建筑空前繁荣。另一方面，19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制造摩天大楼的条件也逐渐具备：钢产量的增加，新建筑材料如水泥还有电梯的发明等等。

于是装饰艺术风格应运而生。就风格本身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承上启下，新旧结合的形式。“它既继承传统的装饰风格，又接受了新时代产生的机械化生产方式；既反对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的自然装饰、中世纪复古，又不喜欢单调的工业化风格。它是新艺术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之间的过渡。”既传统又摩登，是装饰艺术最大的特色。这也就使得它更易被不同的人群接受。

而我认为，装饰艺术之所以风靡一时，也部分得益于它与上海这座城市惊人的相似之处。从风格而言，它吸收了各种文化的精髓之处，包括古埃及文明、非洲原始部落文明甚至是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的古代艺术。这一点与上海本身的包容万物、取长补短如出一辙。同时，它又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众多舞台艺术如好莱坞电影场景、爵士乐等影响，以简练动态的直线条和几何图案表现了一个时代快速发展的力量与速度，“反映着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乐观向上的新精神，体现着理性与浪漫的结合”。对于20年代正处于不断攀升的上海，装饰艺术简直就是其蓬勃发展中热情干预生活、自信创造未来的人们的化身，受到热烈的追捧也不足为怪。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半殖民城市中，“崇尚西方文化简直是一种时髦”，对于租界中西方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文化的追求最终促成对于装饰艺术的集体的无意识认同。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些拔地而起的摩登建筑见证了上海历史上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黄金时代。

③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1936-1937）

若说从北京东路2号到沙逊大厦是新旧建筑思潮的碰撞与融合，那么从沙逊大厦再到中国银行大楼就已是中西方建筑的最终融合。

在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中，中国银行大楼是唯一的中国建筑师的作品，也是唯一一座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建筑。这对于上海人乃至中国人来说实则一种耻辱——长达将近百年的过程中，这是外滩基本轮廓决定前的最后一笔，却也只能是中国人的第一且是唯一一道印记。在近代西洋建筑中国化的历史中，这栋大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它却绝不是中西建筑及文化融合的初次尝试。

其实早在开埠初期外国居民初次登上外滩时，变化就已悄然发生。虽然最初在尖锐民族矛盾的氛围下，中西建筑不可避免的处于对峙局面，但只要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就不可能不互相影响。一方面，初到上海的外侨不得不雇佣中国的工人，虽然设计图可以有西方人自行绘制，但中国工匠在建造的过程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将中国传统建造的方法和经验运用其中；同时，出于建筑材料和施工条件的不足，西方人的设计图也必须“为了适应就地取材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而由中国工匠加以改造”。另一方面，少数外国人如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而主动地将西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相融合，也叫做“本色运动”。

此后，上海人对西方文明从轻蔑、鄙视到好奇、接受再到羡慕、追崇。随着上海殖民化程度不断加深，近代社会价值观西化趋势出现，思想的西化使得西式建筑逐渐取代本地传统建筑。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随复兴传统的思想而来的是“中国古典复兴”的设计思潮。虽然复兴思潮的到来与上海现代建筑的出现重合，但两者却没有出现预计中的激烈矛盾，反而不仅在建造技术上，更在思想上通过折衷主义合为了一体。中国银行大楼正是这样一种新思想具体体现。

整体而言，大楼主体上为西方近代建筑——“形体高耸，强调垂直线条和几何形状”，但在设计方面尽可能地采用了中国传统风格进行非功能性装饰，最有名的就是其顶部四方攒尖的方顶，上盖铜绿色琉璃瓦，其他细部如大门上方孔子周游列国石雕，采用中国传统母题的镂空花格窗以及门外象征九九归一、九九无穷的九级台阶，无一透露着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些都是设计者陆谦受，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利用充满智慧的建筑语言所表达的对中国建筑的希冀。自此，伴随着上海、中国逐渐迈向独立自主的步伐，中国建筑师也开始成长，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为中国传统建筑在与西方建筑的抗衡中争得一席之地。

小结：外滩的建筑史，实际就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更是整个上海各方面历史的发展的缩影，道尽了这不过百年间的世事变迁。

城市建筑与城市精神

在各种有关外滩的书籍中，总有普遍观念认为是外滩造就了上海。我却认为不然。在我看来，正确的说法应是：过去的上海催生了外滩，而外滩又创造了现今的上海。外滩的出现难以脱离开埠前上海本身具有的文化特质而言，而如今上海的繁华更无法撇去外滩带来的变化不谈。都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其实说一方人一方建筑也未尝不可。本土建筑与本土居民的社会心态、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紧紧联系。于是在这里叙述几点我个人眼中的上海这个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以及他们身后的城市精神。

◎非正统性(UNORTHODOX)

自上海设县以来，这一直就是一个在经济、贸易和对外交往方面举足轻重而在政治上却无甚地位的区区小县，即使是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多大改变。即使上海曾是抗战时期最先爆发学生工人游行的爱国之地，也曾是新文化运动及各种现代思潮的发源地，又或是现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这里都不曾成为过政治中心。

姑且不细论个中利弊，只有一点十分确定，即正是这样一个特点塑造了上海的非正统性。上海受中国正统传统文化的制约要比其他地方小得多。“作为官方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上海的影响比对其他大城市为少，即上海处于儒家文化的边缘。”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氛围吸引了大批文人雅士、失意政客聚集于此。儒家最注重的“礼”也好，“乐”也好，在上海虽说并非不被尊重，却也在影响力方面相对较弱。而在我看来，几千年来，儒学都是统治阶层手中用以控制思想舆论的重要工具，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社会和谐，却也是扼杀新思想的凶器。上海能免于在别它地区太过强硬的制约又何尝不是幸事一件。

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在上海建筑中对于这一特性窥见一二。明朝中后期，一种讲究“修身养性”的“王学”，又称“阳明学派”在上海盛极一时。著名的上海豫园正是这股思想掀起的造园之风的代表之作。从豫园湖心亭可以看出，这座建筑“与正统的中国传统建筑不同，并不受任何法式的约束，其形式极为自由。多边形不规整的平面，大小各异的尖顶和短脊歇山屋顶，前后参差，高低错落，表现出一种放任不羁的非正统体态”。这类建筑既是上海独有的风景线，更是这座城市无法抹去的烙印。

上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曾在此生长或居住的人们想必也在骨子里流传着这样一种非正统性。就在上海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弄堂里，鲁迅先生写下了人尽皆知的《狂人日记》，作为全中国的第一篇白话文，它以刀一般锋利的辛辣言辞直指中国人骨子里的腐朽和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现实，掀起了中国的“启蒙思想运动”；陈独秀在此创办《青年杂志》（后为《新青年》），在经历近代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器物与制度的改革相继失败后，号召颠覆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从思想本源进行根本改革......一代又一代的传说与奇迹在这里流传。

◎时尚性(FASHION)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逐渐取代曾经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港口，世界各地的重要港口争相开通前往上海的航路。此后更在东京之前成为亚洲第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频繁开放的交流自然地促进了上海与世界潮流的接轨。时至今日，上海仍可以算是中国的时尚中心。“以新为美表现在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戏剧、文学、服装、建筑无不如此。”上海人对于时尚似乎总有种永不倦怠的喜好与追求与极强的接受能力。

要说在建筑方面对“新”的追求，那就体现在对新式样、新材料、新结构、等等的不断更新上。从上海第一座采用钢框架结构的天祥洋行大楼，再到全面开启上海摩登时代的沙逊大厦，正是这样持续不断的变化更新造就了如今外滩这一壮观宏丽的万国博览建筑群。在经过开埠初期的原始落后之后，外滩建筑迅速加快了与世界建筑设计潮流、审美取向和施工技术的统一步伐。从设计角度而言，如果说西方复古主义建筑思潮与外滩古典复兴建筑如汇丰银行、北京东路2号等尚存在时差，那么20世纪20年代发源于巴黎的现代装饰艺术风格，在欧美盛行的同时也几乎同步地登陆上海，并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上海近代城市形象的主要轮廓线。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追崇使得上海建筑思潮从此与世界同步。而在建造技术方面，曾经由于地质松软、不均沉降而被预测造不过6层的外滩建筑，由于技术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混凝土筏形基础、设备如电动打桩机和起重机联合吊装构件被大量施用，在二十世纪初就成功了打破了预言。电梯也在欧美被推出不久后成为外滩建筑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

生活中的上海人也是如此，他们似乎生来就懂得生活与生存的区别，他们优雅时尚地生活并不自觉的引领着时尚潮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所有的消费品，只要是被冠上了上海制造，就是全国趋之如骛的对象。从工业品如“上海牌”手表、汽车、收音机、电视机，到食品如现在依旧具有代表性的大白兔奶糖，再到服饰，如假领子这样一种既不失体面又实惠划算的发明，都是全国人最向往的消费品。老上海人的这样一种花最少的钱将自己打扮得体体面面的习性一直延续着。这种种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上海人精打细算却又不吝于生活的脾性，更从微小之处展现了一座城市自内散发的生活的智慧。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在他人的眼中，上海人始终是时髦、摩登的代名词。

◎功利性(UTILITARIANISM)

这里的功利性并非贬义，或者说更偏向一种商业性，一种重商重利、讲究高效率、高效益、重视契约精神的文化。因为其实早在开埠前，功利性就已经是上海地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

如上文所言，上海的崛起所依靠的从来就不是政治或军事上的作用，而是其在商业贸易上的重要作用。开埠前夕，英国人R.M.Martin就已意识到这一点。“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了江上帆樯如林，表现出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商业的重要性理所当然地决定了城市布局的商业性。为适应商业活动的典型建筑就是行业公所，而这些公所的集中地正是城隍庙即豫园。“将封建宗法祭祀场所与文人雅士隐名遁世之处变为一处热闹的商业集市，正反映出开埠前上海文化中重商重利的特征。”早在开埠以前，尽管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上海的商品经济相较于它地就已较发达。

而这一特点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原有主要的传统农业经济后越发的明显，“使得近代上海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以‘利益第一’的社会价值观代替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社会价值观的倾向”。上海人在大多数人眼中“精打细算，讲求实惠”的形象想必也受此影响颇深。不用说，这样一种特质也体现在了上海建筑上。

撇开那些银行、洋行等以金融活动为目的的大楼不谈，上海最具特色的里弄建筑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清末因不满清政府昏庸腐败太平天国运动大行其道，在上海县城也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老县城昔日的繁华因战事而面目全非，大量华人为求庇护逃入租界，彼时上海仍是严格遵守着《土地章程》中“华洋隔离”的原则，因此时任英国领事的RutherfordAlcock本欲堵住租界大门阻止华人的涌入，但却遭到英国商人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原本无所事事的英国商人在难民的大批涌入中看见了商机，外滩租界顿时成了高利润房地产的天堂，房地产的繁荣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所以说现今上海这些珍贵古老的建筑在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商品”罢了。

受此影响，上海人也成了这样一种商业文化的重要体现。走在上海的街道、地铁等公共场所，你会自然而然的感受到一种紧张却有致的氛围，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来跟上这座城市的节奏。这里的人们本能地将“时间就是金钱”作为信条，就像纽约、东京的人们一样，他们习惯了拥挤忙碌的生活，注重高效率、高收益。上海的全民金融意识也极强，即使处在在各大商业性城市中也值得一提。从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并推出“一元开户”以吸引散户投资起，演变到现在基本普通的上海人都极具理财投资的意识。

◎兼容性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上海，那一定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背向中国、怀抱大洋的上海从来都显示了一种来者不拒的宽容与气度。“上海就像一朵小花，一夜之间就能绽放。”就是说上海是冒险家与梦想家的乐园，在这里人人均等，总能找到实现理想的机会。

早在开埠之前，兼容性就已是上海地方文化特色之一。必须承认，这种兼容性得益于商业贸易活动的繁盛，并形成了“五方杂处”的局面。“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船主和海员或客居上海，或短暂停留，形成各种旅沪商帮。各类同乡会馆也就应运而生。”福建、宁波、广东等商民在上海建造的会馆建筑也在不断进入上海的过程中与上海本土建筑融合，形成了上海自身独有的兼容各方文化的特色。开埠后，西方文化以侵略者的姿态强横地踏上这片土地，以战争的形式给上海带来了崭新的文明，经历了最初的敌视、轻蔑，上海依旧以惊人的包容力，只是将其融为自身的一部分却从未屈服于人，吸收精髓的同时仍能保留自我。

我想我对于老上海最爱的地方，会是这样一幅曾经随处可见的普通街景：在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最新最时尚的商品，背后的建筑背景有着古希腊庄严的柱式、巴洛克华丽的浮雕以及热闹拥挤的骑楼，不远处的“远东第一钟”回响着《威斯敏斯特》，“恍惚中误以为走进了狄更斯笔下的英国街道”。然而行走着的人们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身着长衫却又戴着礼帽，时不时会看到几个旗袍包裹的曼妙身影，电车行过后便消失不见。瞬间也许会怀疑自己到底在哪里。正是这样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场景成为上海跃入脑海的第一个映像。就像我最喜欢的一个关于上海的比喻：“它好像既骄傲又自卑，总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就像个混血儿一样”。这座城市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耻辱与辉煌同存，内敛与奔放并兼。

都说建筑应该是“像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总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人们的穿着打扮仿佛可以配合着的，只是挪个地方，也绝对会显得生硬突兀。可上海却反其道而行。各种看似毫无联系甚至矛盾冲突的部分都能在这里被奇妙的糅合，还让人觉得格外相辅相成，只留独特的韵味萦绕。

生活于其中的上海人也是如此。他们含蓄却也开放，节俭却也享受，传统却也创新。到现在恐怕已没有多少最正宗的本土“上海人”，可是只要这样的精神一直在这里流传，这样一种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就永远不会消失。

小结：即使我们可以推测这座复杂的城市究竟从何演变而来，却也无法预知它将向哪里而去。只是，外滩依旧告诉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无论将来它的外表会怎么变，它的本质永远也只会是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摸样。

第四部分：外滩建筑的展望

由了解到保护

外滩建筑群，作为上海这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每天都会吸引不计其数的游客来此，都说若没去过外滩就绝不算到过上海。可除了是上海的一个窗口，一个让全国乃至全世界游客来了解这个城市的窗口，外滩更该是“市民的外滩”，来被更有意识地去保护与维持。

我一向认为，关于建筑，先有了解，才能保护。当你从书中深入解读它所历经的历史变迁、它所见证的风起云涌；当你脚踏实地地站在它的面前，以一种仰视的角度将它看做一个充满故事的沧桑老人；当你置身其中，哪怕只是细细抚摸那纹理深刻的墙面，静静凝视那些精雕细琢的装饰，你就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这是一种由骄傲自豪、唏嘘万千、珍视期许等各种心情糅合而成的复杂产物。而之后自然而然地，一种溶于骨血的保护欲就会出现。

因此，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置身其中。黑格尔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我觉得相较于那些所谓的相似的韵律感、结构美等等，这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却是沟通过去与现在的能力。建筑是很奇妙的，它能像人一样持有记忆。哪怕你只是个完全的门外汉，一点都不懂那些鉴赏的门道，但只要你站在一幢老房子里，闭上眼睛，沉淀杂念，仿佛就能看见过去的画面如走马灯般悠悠而过，是那样的有血有肉，那样本能地熟悉。

而现实却不允许我们如此。自解放后外滩建筑大多被用以市政办公，再到改革开放重启金融街功能，这些建筑离我们的距离似乎只在被不断扩大。的确，这些或折衷复古或浪漫摩登的建筑本就没有寻常民居那样的亲近热闹，可却不至如今的冷漠疏离。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除了幼时去过的和平饭店屋顶花园和实习过程中进进出出的北京东路2号，我不曾有机会亲眼见见原汇丰银行大楼中复见光明的世纪壁画或是近距离观察那海关古钟的嘀嗒行走。游人或许只满足于这些外立面的富丽堂皇，可对于那些了解乃至深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种止于文史资料或是华美外表的所见所闻徒显一种无奈与无力。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悲伤的现实：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越来越不了解这些本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恶性循环，不了解——距离感——愈不了解。

这种时候，外国的古建筑保护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意大利人认为，再合理再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文物保护工作来说也只是一种强制性的保证。”为保护罗马这座珍贵的“永恒”城市，意大利人充分利用了现存资源——历史建筑，以培养加强公众的保护意识，包括定期将这些文化遗产向公众开放，并举办相关的音乐会、研讨会，提高公众对于文化历史的了解，“真正使人感到每一代人再文物保护上对祖先和子孙的庄严责任。”

每一个地域的文化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对象不同，这都会使古建筑保护意识的传播遇到各种困难与磨练，但只有开始，才会有接下来的一切，只有尝试，才会有可能的成功与失败。

公共空间

自外滩建成以来，外滩作为社会公共空间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内涵。

曾经，由这里延伸出的栈桥通向各国停泊于此的商船与军舰，这些庞然大物拥挤地占满一度风平浪静的江面，彰显着彼时西方殖民大国的强大与自傲，而他们所属的各个洋行公司也都迫不及待地想在外滩占上一块地皮来强调其业务的壮大和实力的雄厚。与栈桥相连的浮动码头不断增多，一片拥挤繁荣的景象。这里既演绎了当时的国际政治，也体现了国际金融大鳄的资本实力。

此后，当租界中的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以西方现代市政制度规划这座城市，外滩的公共空间功能更多地开始向市民的公共生活空间转化。“举凡上海出现的第一盏煤气路灯，第一盏电灯，是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都是从黄浦滩头开始的，近代意义上的第一家医院、第一份报纸、第一家俱乐部、第一家图书馆、博物馆......也都诞生在外滩地区。”它更是一个供市民共同休闲的社会公共空间。这一作用也一直延续至今。而最能体现这一功用的莫过于上海滩著名的“情人墙”。

所谓“情人墙”，其实不过就是一道水泥砌成的防汛墙。它之所以有名则是因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曾是整个上海最浪漫的地方，每当夜晚到来，成千上百对青年男女便会聚集一次，“他们优雅地倚堤耳语，一对与另一对之间，只差一厘米距离，但决不会串调”，《纽约时报》记者评价，“这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这样浪漫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却是十分现实。一则其时上海居住空间极小，就连四世同堂也是随处可见，有限空间带来了尴尬与不便，二则，外滩隐蔽静谧，治安良好，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2007年起，外滩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综合改造工程。重新开放的外滩在地下加设快速通道，解决了严重的交通问题，公共活动空间增加了40％。开埠后将近170年，这也是外滩经历的最重大的改造之一。然而有利必有弊，整体视觉效果焕然一新的外滩却也给上海人带来一丝陌生与不适。这道理也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已住惯了拥挤却温馨的小公寓，若突然搬到一幢宽敞气派的大别墅里，必然会觉得冷清寂寞了不少，难以适应。

可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走在现在的外滩会发现，目及之处游人居多，你很难找到一些上海人曾经悠然闲适的身影。曾经愿意花个一两个小时“荡马路”到外滩只为求沿着这滨江大道散散步、聊聊天、吹吹凉爽江风、嗅嗅潮水香味的上海人正越来越少，他们有的是觉得游人太多，更多的却是觉得改造后的外滩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上海人情之所系的那个最有“味道”，最“上海”的外滩，现在又在哪里呢？的确，外滩公共空间扩大了很多，可是专留给城市空间首要服务的对象——市民的空间是否也在无形中减少甚至消失呢？

意识形态的培养

我从来都觉得我这一代的人依旧是幸福的，在我们心中依旧还存在着对于外滩、对于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

就说在我更小的时候。比如城隍庙，对于那些各式各样的特色小吃、遍地满街的地摊商贩、玲珑满目的手工玩意儿，我一向是最最向往的。小学、中学时放暑假和闺蜜逛街必去的地方就是文庙，一逛就是几个小时从不厌倦。再比如外滩，那些优雅古老的叫不出名字的大楼，看上去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却又总能引起内心深处的亲近与喜爱。听听父辈、祖辈讲讲那些老上海滩的故事，一度是最有意思的消遣。其实，如今对于这些古建筑的喜爱与热忱说不定就是在这些繁复琐碎、看来微不足道的记忆里扎下了根，正是如此平凡普通，却也更渗入心灵。

而现在的孩子，却不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那些哄哄小孩儿的骗人玩意儿也不能再轻易地抓住他们的心；他们到访过世界上许多角落，那些阴暗破旧的弄堂、阴沉肃穆的建筑也不再那样令人向往；他们看过许多书和电影，自以为以足够了解了这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在他们的眼里，如今的外滩也好，其他地方也罢，或许不过区区几个旅游景点，那一大段一大段的历史充其量只是文字的堆砌，再不具任何的象征。曾经那些在幼稚孩童心中萌发的向往、敬畏、亲近、热情似乎已变得淡然、敷衍。

如此这般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保护建筑不只是保护名为建筑的实体，更要保护隐藏于其中的历史与记忆。只有后者，没有了寄托的载体，那么这些回忆也会慢慢消亡；只有前者，则更加可怕——我们留给自己一个“已经保护了古建筑”的交代，却在自欺欺人：这些有形无神的砖瓦石块、钢筋混凝甚至比不过那些破败的遗迹；我们自满于这些崭新的建筑，却没发现正是我们的自以为是消耗着这些历史文化、人文精神最后的残留。

古建筑保护的意识也应该“从娃娃抓起”。只要是这座城市的居民，就有权利更有义务来了解、珍惜、保护。形式与内容从来就缺一不可，短期的实物的修筑终究抵不过时间的磨损，只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才能使一座城市的精神被永久地保存、被延续，并顽强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