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逊计划初探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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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计划初探

凌霄

沙逊计划初探

摘要:1935年的上海的金融风潮,给上海的工商业、金融业、钱业等行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面对这一恐慌,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济措施,对拯救这一恐慌起到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金融界的一些人士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救济计划,其中又以沙逊计划为代表。

关键词:沙逊计划;金融风潮;内容;反响;

Sassoonplansinitiallysearches

Abstract:1935Shanghai'sfinancialunrest,forShanghai'sindustryandcommerce,thefinancialindustry,professionsandsoonQianYehascausedtheheavylosses.Facingthispanic,theNationalgovernmenthastakenaseriesofreliefmeasures,tosavedthisplaystheverymajorrolepanic.Meanwhile,financialcircles'somepublicfiguresalsoproposedaseriesofreliefplan,alsoplanstakeSassoonasrepresentative.

Keyword:Sassoonplans;Financialunrest;Content;Echo

受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当时不仅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且也是东亚乃至世界金融中心之一,①也不免受其冲击。再加上自身的原因,造成了国内经济的不景气,钱业恐慌,工商业一蹶不振等不利影响。面对这一金融大恐慌,国民政府财政部对上海钱业采取了救济和清理并重的政策,通过设立钱业监理委员会,发放金融公债,组织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主体的放款委员会等措施,对钱业实施救济。②而作为受其冲击最直接的金融业投资者,由于其自身的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计划,其中又以沙逊洋行的总经理沙逊爵士提出的方案为代表,并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以前的研究者注重对政府方面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关注投资者本身,本文即是从这一角度,简要地探讨一下。

(一)金融风潮及沙逊计划的主要内容

1935年上海的金融风潮,其发生的社会背景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于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要做一具体的分析,因为这个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消极方面,恰恰相反在这世界经济萧条的头三年,却是中国经济的天赐良机,因为在世界银价(与黄金相比)自1929年股票市场之后急剧下跌,结果是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相反,进入了一个商业和制造业景气时期。③中国货币的贬值,意味着外国商品以非常高的价格出售。结果是中国的商业和制造业利益突然几乎没有外国竞争者。同时货币贬值使外国白银持有者因其高吸引力而投资,所以白银涌入了这个国家。④白银流入的后果之一便是银行现在掌握了大量白银积存,能够以低利率贷款,这帮助了中国商业和制造企业的扩展。但到了1931-1932年冬季,这个短时期的相对景气突然终止了。日本人在1931年9月对满洲和1932年1月对上海的攻击,夺去了中国生产者最大的市场之一,并深深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⑤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萧条在1932年终于笼罩了中国。因为英日放弃了金本位,加强了他们货物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生产者陷入了得不偿失的竞争之中,中国失去了它作为一个投资区域的吸引力,利率上升,物价下跌。上海作为当时金融的中心,理所当然首当其冲。

其次,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购银法案”,使美国政府成了按人为地提高的比价大量购买白银的买主。⑥美国的白银政策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尽管在1934年10月颁布较高的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的方法来试图阻止其白银外流,但仍阻挡不了白银外流的势头。

另外中国自身农业和工商业的萧条、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在许多农业区频繁发生一系列的旱涝灾害,如1931年的长江水灾、1934年的旱灾、1935年黄河和长江水灾和十三省份的旱灾,这给农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农村破产,农民大量离开了农村,在1934-1936年三年间,几乎5%的中国农民离开了农村⑦,这对当时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很显然的。另外在1929-1931的繁荣时期,中国国内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过分自我扩张,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依赖低息贷款作为开办费用。其管理和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得在1934年上海有24家银行和15家钱庄关门,无数工厂和商店停业或被迫减产。

1935年上海金融风潮,导致了国内存银骤减,通货紧缩,国际收支益趋不利。国币对外汇价愈高,物价愈跌,信用动摇,工厂凋敝,中国的工商业一蹶不振。与工商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愈趋衰落,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工商业无法还贷,金融业资金难以周转,钱庄遭受巨大冲击。如1935年2月间,上海大钱庄宣布清理(暂停营业)者8家,以后续有2家。5月底,又有荣康等20余家钱庄相继倒闭。不得以,只好以钱业地产或货物作抵押,向财政部借款2500万元(金融债券)以资救济。⑧

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外国洋行遍布。这次金融风潮,对这些洋行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沙逊洋行便是其代表。沙逊为英国海外财阀沙逊家族的后裔,1918年在印度孟买接管新沙逊洋行,经营鸦片、房地产等买卖,曾任印度殖民地国会议员、调查印度工业劳动问题皇家委员会委员等职。1923年到上海,扩充新沙逊洋行,另设沙逊投资公司、华懋地产公司等机构,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并与国民党官僚资本相勾结,承销国民党政府公债,提供铁路和实业借款,掠夺中国人民。1935年的上海金融风潮,沙逊洋行受其冲击也是不可避免。作为该行的主要负责人,沙逊提出了这项救济计划。

沙逊提出了救济中国,尤其是上海金融危机的新方案,其核心内容为实行中英借款,发行“上海镑券”。即“中国应举行英镑借款,用以发行上海金镑纸币,等于英镑与上海银元同时流通,如辅币,然此种纸币,可与在英京组织之特种委员会,以英镑易之,或以中国各地银元按现时与英镑之汇兑率易之,遇必要时,地方政府可发行较小之辅币”⑨。“中国须固守银本位,中国人民对之已有数世纪之信仰,未可轻易更换,今日中国所遇之危机,系美国购银政策所致,中国须勉力渡此难关,直至美国放弃其购银政策,盖美国购银已告失败,终非放弃不可也”⑩,“中国如以膨胀方法使通货增加,将不免于灾难,但如以保守方法增加之,则获利将颇可观,此种新金镑纸币有各种用途,如付关税,买卖进口货物等,如此,目前汇兑危机可减轻”11,“此种新纸币将较地方货币更为人民所乐于接受,则流通中之银元将增加矣,美国白银政策变更之后,或有其他因素援助中国出于目前之难关,则此变重通货制度即可取消,此种相当于英镑之通货之存在,则可得英镑借款,如斯可不用通货膨胀,即能扩大地方信用机构”。12

沙逊计划的重要项目,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认为中国货币制度,现在仍须继续维持银本位。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觉得,白银历来作为资产的代表,是其他货币所不能代替的,银观念映入中国人至深。“在目前国难期中,……若于此取消金本位,而改用纸币或支配的通货,势将发生可悲的结果”,13因此,“不可遽行金本位,而金本位自身亦变动无定”。14

(二)认为中国此次的金融恐慌的形成,不在于中国人入超之问题,而在于美国的购银政策之施行,致使中国存银流出,通货数量减速缩。沙氏认为,“美国白银政策的实质是鼓励大规模的投机,并有继续维持的迹象。这一信息传到中国国内,使得小资产家轻信中国银币行将减值,或中国行将改用纸币之说,纷纷以其生平所积蓄之银币,换为英镑或他种外币”,而今日汇率涨起,这样对汇往外国的资金,如折成中国银元汇回国内,损失巨大。“故此种情形,亦投机所招致之不幸结果也”。15

(三)中国在目前如即实施通货膨胀之政策,扩大通货,贻害甚大,惟有发行稳健的“上海镑券”。指出了“依据中国现有情形,应继续营业所恃之通货,价值不独过昂,且有续涨之势,故以用金国现有之局势,与中国相较更为正确”。并指出了对于银行家而言,如大举外债,“殊无益也”,因为银价如果继续高涨,“中国将觉还债为不能矣。”

(四)发行的“上海镑券”,可以英国对华借款为担保,券额价值为英镑,券额数量等于借款之数,可在英伦兑付英镑,或在上海依照英镑汇价兑换申洋,而为一种辅币性质。沙氏认为应“采用以英镑为本位之新币,以代现有通货是也”,并以英镑借款为担保,目的是使英镑“充一种辅币或代替币之准备,而不施于安定或统制汇兑之可疑的用途”。沙氏还鼓励上海人民购置镑券,或在银行开英镑信用帐。

(五)发行的“上海镑券”,可以充作为英国入口商支付关税,货物买卖以及一般储存,与支付英债等用。沙氏建议财政部可以用英镑来征收关税,“以偿付外债及海外用途”。还提出用英镑来支付工薪阶层,并许诺“以此新币领取薪俸而免折合之劳”。

(六)最后提出此项镑券的发行,目的是为了当前金融难关之暂时性质,一旦美国购银政策终止,该镑券也即停止。沙氏指出如果上海镑券可以自由流通的话,“第一可以增多通货,第二可扩大信用”。并表明自己的这个建议,是对中国“有所裨益”的。还承诺,如“美国白银政策变有更时,或发生他种因素可助中国脱离其目前困难时,则此二重通货即可立时废除”。

(二)、各方对沙逊计划的反响

以上的六条便是对沙逊计划内容的概括和总结,此项计划一经报纸转载,在当时的政界、金融界、舆论界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的来说,对该计划的批判占据了主要地位。他们对沙氏的计划大力批判,指出该计划以救济上海金融为幌子,发行所谓的“上海镑券”,使英镑与上海银元同时流通市面,其真实的目的是为英国独占中国服务,是英国对于中国市场战和货币战的一项新策略。但有人也指出了该计划中带有的一些合理的因素,但这个声音在当时却是很弱小的。

首先代表政界的便是宋子文在申报上的谈话。宋氏认为如果发行上海镑券,“此举果或实现,殊足以使我国金融益趋紊乱,盖我国已有币制,流通市上,一旦若再发行上海镑券,无异使我国多一币制,则金融之紊乱,势必益甚”,16因此他对沙逊的建议,是不赞同的。宋氏还提出了,引起全国金融危机的因素,是由于人心的不安定,“所以欲求金融之安定,当先使人心安定”。另外在3月29日的申报上,其实对这沙逊计划也有过评论,指出“上海镑券之镑券,与夫英镑本身价值之不安定,皆足以加甚货币制度之混乱”。申报上的这两篇评论,主要从货币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沙逊计划如果实施,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国内货币的紊乱,来反对该计划的施行。

其次是金融界对该计划的反响。金融界在3月29日的新闻报上首先指出沙逊的这个计划,是“出于对于中国金融之关切”而提出。但随后又指出,该计划的实现的前提应该是“与政府金融界事前有极大的准备方可”,借英镑之贷款,也应“顾及中国情形”。麦琪生认为,沙逊计划,“乃是英国对于中国市场战与货币战之一新策略”。他指出这一计划的提出是想争夺美国在中国的货币支配权,造成的后果会让中国金融恐慌无法收拾。英镑深入内地,会给中国人民对币值不安定的恐惧,同时也将使中国陷入美日法意等国货币混战的境地。17麦氏提醒人们要认清沙氏的真正目的,对于沙氏所提倡的对华借款也应抱有怀疑态度。

舆论界对这一计划的讨论也是很激烈的。当时的主要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中华日报、晨报、时事新报等,均作了及时全面的评论。3月30日的新闻报预言以英镑的优势地位,“直可以夺银本位之席”,而不仅仅为辅币或代替币。向英借款,其实是将中国置于英国的货币同盟之中,中国将有可能沦为次殖民地化的危险。中华日报从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沙逊计划如实施,将会破坏中国统一币制。晨报则指出发行的金镑券含有割让货币发行权的性质。时事新报更提出了一旦中国采用虚金本位的币制,必使中国遭受“货币倾销”的损害,而这也许会比美国购银政策更为激烈。

对沙逊计划的批判虽在当时占据主导的地位,但也有人对其计划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这主要以姚庆三在《社会经济月报》所发表的名为《沙逊爵士建议之检讨及施行镑汇制度之商榷》。姚氏认为,英国自爱193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物价逐渐稳定,且已恢复相当繁荣,而其预算亦已臻于平衡,1933年度决算且盈余3114.8万镑,1934年虽经减低所得税率,恢复失业津贴,而决算盈余亦有765.2万镑,财政上既有如此良好景况,则将来当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膨胀通货,以致镑价之猛跌,故中国货币之汇价如与英镑相联,当可分尝英国目前之物价稳定及经济繁荣,而货币价值亦不致有剧烈跌落之危险也。18这是姚氏从稳定物价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沙氏持一定的肯定态度。对于沙氏其他内容,如对美国白银政策必定放弃、在中国境内发行上海镑券等均持怀疑意见。

(三)小结

沙逊作为当时上海金融界的知名人物,他在上海遭遇金融风潮时,提出了这份救济计划,对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应该承认他作为金融界人士,在这一金融恐慌时期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对金融业的关怀是值得肯定的,另外这里面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内容。然而作为英国对华侵略的主要代言人,其出发点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的,这在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发行上海镑券,大举英债,其真实目的是针对美国白银政策,打着救济的招牌,与美国争利,实际想独占中国的市场,其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沙逊计划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而销声匿迹。总而言之,金融风潮该如何去避免,如何去有效地解决,在当时乃至在现在仍然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也即通过当时政府和金融界在遇到金融风潮时,采取的哪些救济措施,希望对当今所爆发的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提供某些有价值的借鉴。

注释:

①谢俊美《20世纪30年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确立原因之我见》,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中国金融史集刊》,2005年版。

②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第2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④外国投资在1928-1930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每年1亿元增至2亿零200万元),并且海外华侨汇款也从15,6000元增至316,300,000元,见杨雪章书,118页。

⑤《中国年鉴:1937》,第618-619页。

⑥【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第22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⑦实际统计数字是4.8%。见吴驰新《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1937年8月.1日。

⑧部分参阅杨天亮:《此情可待成追忆:浅析1917-1937年上海钱业公会》.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中国金融史集刊》,2005年版。

⑨⑨季啸凤、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P39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1213季啸凤、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P3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4麦琪生《沙逊计划的讨论》,1935年交易所周刊,第14期.

15季啸凤、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P3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申报》,1935年3月30日.

17部分参阅麦琪生《沙逊计划的讨论》,1935年交易所周刊,第14期.

18《社会经济月报》(农村复兴委员会委托研究)第2卷第4期《沙逊爵士建议之检讨及施行镑汇制度之商榷》,1935年4月出版。

作者简介:

姓名:凌霄

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邮编: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