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争论与启示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争论与启示

谢申祥王孝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再到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外资已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一路走来，我们对外资的认识也是几经波折。学术界对是否需要利用外资，如何利用外资，怎样利用外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在这些问题中，比较代表性的有关于外资规模、“市场换技术”和外资与产业安全的争辩。本文通过回顾这些争论，以期总结我们对待外资应有的态度和应对措施，以促进我国更好的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一、利用外资规模的讨论

从我国加入WTO后每年流入我国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来看，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已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甚至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与此同时，我国储蓄率高达35%以上，居全球之首，从1992年以后，我国银行存款大大高于贷款，国内资金过剩，已造成国内资金大量流向海外，庞大的外资规模，似乎远远超过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合理规模，如此下去，中国极有可能重蹈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覆辙。一时间，“拉美化”成为理论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围绕利用外资规模的多少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过大，中国经济对FDI依赖过重已经成为事实。其主要理由有：第一，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贝里尔的测算，外国资本通常只占经济起飞所需资金的30%是最好的，过分依赖FDI推动经济增长会有巨大风险。FDI虽好，但不能过量利用。第二，从经济增长的目标来看，我国政府把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定在7%-8%，控制过高的增长速度，而不应是经济增长被动的表现为FDI推进的结果。第三，宏观上国内资金处于充裕乃至盈余状况，特别是国内超过1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显示，利用外资中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都是不存在的，这也表明，我国已经出现外资替代内资的状况，资金使用效率过低，浪费严重。因此，我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大量的利用外资，而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多样化的投资渠道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确保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第四，从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和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的能力来看，也远远不能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础、市场条件、技术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向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引进外资。

与此相对应的观点则是，虽从FDI流入的绝对量来看，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宜被夸大。实际上，外资流入存在多种形式，包括FDI、证券投资、银行私人信贷、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等。证券投资在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中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绝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利用外资的规模都超过中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利用外资的形式。即使在国内资金和生产能力均过剩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大力利用外资，内资不能替代外资。其理由如下：第一，对于很多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引进外资是捷径。当今社会，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激烈竞争。尤其在一些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核心技术和产品更新迅速，需要持续的巨额研究与开发费用，生产能力投资额巨大。在这个大背景下，进口替代显然是一种风险巨大的选择，甚至在未等到形成生产能力时，引进的技术与产品已经过时的并不是少数案例，形成生产能力后缺乏竞争力更是常见的情形。跨国公司之所以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技术优势。据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已掌握着全球85%以上的技术开发能力，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投资作为载体。因此，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第二，FDI并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理想引资效果，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引进先进技术。在较早时期，外商投资企业引进技术的实际状况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外商投资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此时技术转让必定不会顺利。竞争是跨国公司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的真正推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跨国公司在华大量投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形成了激烈竞争。我国利用外资有明确的产业导向，但是实际表明，我国制定的产业导向，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决策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一些我国鼓励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如基础设施、农业、中西部地区等，跨国公司并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而一些我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的行业和领域，跨国公司却有很强的投资意愿，不惜想方设法绕过政策限制。

就引进外资的规模问题而言，外资的投资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对最佳规模的界定，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当前，我国整体的技术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产业结构相对失衡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问题的快速解决都可以借助外资来帮助解决。从我国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对于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技术人员的平均产值较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相差较大的行业，较高的外资企业生产比例有利于国民收益，在本国技术人员供给增加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外资数量有益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利用外资绝对不是多少的问题，而应是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和配套措施，来引导外资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将外资的目标和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二、“市场换技术”的反思

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是指通过向外国产品出让国内市场份额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策略。通常所说的“以市场换技术”一般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以市场换技术”。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中国对FDI出让了市场份额，是否换到了技术？就这一问题，理论界形成了如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换技术”是可行的。用市场换技术，不是将市场份额直接给予外国的产品或公司，只是意味者市场的开放。开放市场只是给外商一个竞争的机会。市场本身无价，但开放竞争可以使外商拿先进技术来华投资，从间接的意义上换来了技术。开放意味着竞争，竞争是效率与繁荣的基础与源泉。市场开放以后，产品的流动是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渠道，外国产品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将先进的技术、生产组织方式、管理经验、营销技巧带到国内。随着外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后，技术扩散的速度空前加快，中国人不是仅仅可以看到优秀的产品，还可以亲自加入到他们的生产过程和研发过程中去了，这些熟练工人和研究人员的发展很难说是有害于民族产业的发展与研发能力的提高。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换技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市场换技术”换不来领先技术。有学者根据中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估算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从最粗浅的FDI份额与中国制造业（各类企业其中包括FDI企业）的总生产率相关系数来说，FDI显著地与中国制造业的总生产率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系数显然会过高地估算FDI对中国的技术溢出程度；第二，从FDI与剔除了FDI的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看，在第一层次上的“技术溢出”大为减弱了，在产业内外资份额已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不显著相关了，只有港澳台资份额仍与内资企业的总生产率显著正相关；第三，从FDI份额对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距离的效果看，外资进入在这一方面上并无显著作用，且外资进入会妨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

评判“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与否，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解读。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换技术无疑能够迅速的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但是随着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市场换技术对东道国形成的更大挑战则是能否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形成自身的技术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技术超越和自主创新。引进技术到底是形成技术依赖，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技术创新，关键是看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是否注重培育自身的技术基础和技术能力，是否形成促进自身技术发展的制度、机制、条件和环境，自身是否有足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就市场换技术模式而言，如果外资企业在当地产生较多的溢出效应且当地企业能积极利用，注重自身的技术学习和研发投资，就可加快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形成自主创新。因而，在这一阶段国家进一步的政策配套和引导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全面开放后的产业安全辩论

随着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成员，我国的市场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从此愈加开放。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产业安全、担忧外资对国内经济的控制过大，甚至质疑外资的作用。

担心外资进入可能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外资对中国产业发展的控制力过大，不利于国家的产业安全。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担心外资对我国品牌的控制，随着外资大举的并购，一些民族品牌纷纷倒下，如中国名品牌产品销声匿迹的“金鸡鞋油”和“天府天乐”等。二是担心外商的市场控制。近年来外商对同一产业内的骨干企业往往通过兼并收购及系列投资来实现产业内部的一体化控制，力图谋求在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三是担心技术控制。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各个产业中垄断势头的增强，外资企业将会更加全面地控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对于低端的生产技术，跨国公司可以采用收取特许费和许可证费的方式转让，对于中、高端的生产技术，母公司通过提供关键零部件或中间产品的方式转让。这样，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有可能使东道国学到低端的生产技术，但不可能使东道国学到高端的甚至是中端的生产技术。第二，认为外资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会造成消极影响。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对外资开放步伐加快，在华投资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其业务范围和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将构成严峻的挑战，加大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货币政策调控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都将加大。第三，认为对外资实施了“超国民待遇”削弱了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1980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为了大量吸引外资，我国对外商实行了包括税收等方面的诸多优惠政策。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持续增长，不可否认，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终结，中国给予外企的所得税等优惠待遇，对国内企业愈发显得不公平，继续实施特殊优惠政策不仅会破坏平等竞争，损害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歧视性的地区经济分割，而且还会造成中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使前者在与后者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大大削弱中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资进入中国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封闭的经济环境对产业发展也不安全。我们一方面要看到FDI对国内企业品牌的侵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外商投资对国内企业品牌发展的积极的影响；外商投资一方面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市场挤占；另一方面也给国内市场带来了竞争的活力；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保持了较高程度的技术控制，但同时对我国企业也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

诚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所指出的那样，对待产业安全问题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视角来看待，应当用综合的、系统的、动态的观点来考察产业安全，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产业的控制力和发展力。正如个别企业的不安全通常不会影响产业整体安全一样，个别产业的不安全通常也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个别产业当前的不安全，并不表明它今后永远都不会安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建国60年来，我国累计引进外资已超过7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吸收外资国，但我国的经济从整体上说仍然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开放经济有着与封闭经济不同的风险源。我国在过去近30年的短短时间内，己经从一个封闭型经济迅速转型为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对于如何防范开放经济风险，还缺乏认识与经验，由此导致防范开放型经济风险的机制很不健全，甚至是严重滞后。这样一来，一旦遇到问题，通常的反应不是考虑如何改善风险防范机制，而是暂停开放进程甚至倒退，这样只会丧失发展机遇。当务之急应该是深入研究开放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尽快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

四、小结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推动了我国对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我国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

通过总结过去30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理论争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我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更好的认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本身的内在规律。回顾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争辩，启迪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思辨的态度对待开放。

第一，开放兴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要想使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就必须向世界开放。没有对外开放，也能发展，但只能是低水平的发展，慢速度的发展，将会不断地拉大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差距。没有对外开放的胆略和智慧，就不可能有大步的前进。对外开放，就是要进入世界市场进行贸易，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用资金，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商投资和开办企业，本币与外币更自由的接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以与外部沟通，国内宏观调控把国际经济变动作为政策分析的重要因素，加强与主要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等等。回顾过去，凡支持、促进开放的理论，今天看起来就显出了远见，显出了水平。凡是反对对外开放的理论，尽管有不少论据，今天看来，就显得苍白和保守。

第二，开放促进改革，改革推动开放。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演变，是对外投资理论不断深化的一条主线。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后来的市场经济的大争论中都直接促进对外投资理论的发展。反过来，对外投资理论的进展，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一些学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动力。这个观点的确很有道理，符合我国60年走过的道路。这说明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和开放并列提出，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对外投资理论争辩的结果显示，由于对外投资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实践性，当时提出的某种理论可能过于局限某种当前现象，使得理论脱离现实的超前研究相当困难。然而，大量有实际用处和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多是先来自实际部门工作的初级形态理论，然后由理论界再归纳升华成某种体系。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借助理论指导实际工作，通过实践升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