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对乡村地区灾害期间应急信息传播与报道的思考

谈对乡村地区灾害期间应急信息传播与报道的思考

马赫

---2016年长江流域洪灾期间安置点居民媒介行为与信息需求的调查

马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

2016年，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严重汛情，共有12个省，852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5608万人，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661亿元。作为长江下游区域，安徽省内受灾尤其严重，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安庆市，受灾群众13.1万人，房屋倒塌15000余座，损坏900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80亿左右。灾害期间，笔者随调查团队到安庆市分别位于安庆市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就预警信息发布方式、途径、效果以及媒介需求与媒介行为进行了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等方式，重点调查、分析了预警通知发布以及居民被转移到安置点后两个阶段的公众信息需求与信息发布效果。广播是灾害期间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本文将重点分析广播作用的发挥，以及广播与其他媒介在效果与功能方面的对比。

一、受访者情况概述

本研究中参与问卷调查的有179位受访者，其中男性71人,女性105人,3人未提供性别信息,平均年龄为49.76岁，各年龄段分布如下表。安置点的居民主要为中老年人，其中50岁以上100人，60岁以上72人，以及10岁-19岁以上的学龄青年、儿童，为30人，据了解当地的青壮年主要在外地打工，留守的主要为中老年与需要上学的青年、儿童。中老年人中以当地农民占绝大多数。

二、预警信息接收方式与效果的统计

相较于1998年、1999年长江流域的洪水，2016年的洪灾虽然同样来势汹汹且洪峰水量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经济损失以及人员伤亡都少了很多，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及时发布了预警，并组织进行了疏散、撤离。预警信息的发布途径多样化，使得公众对于灾情的获取时段也提前。

在洪灾发生前，安庆通过手机短信、电视台滚动字幕等途径发布。安庆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也从防汛指挥部，防洪大堤、高速公路部门、交警部门等进行采访，通过连线，录音报道等方式报道灾情。通过官方微信推送有关服务类信息、救灾信息。此外国家媒体、安徽省、临近省份以及国家级媒体对于重点灾害区域也都对安庆的灾情新闻报道，多种途径的信息发布形成较为立体的预警信息传输通路。

预警信息接收途径统计

1.官方告知是预警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

村镇干部上门告知与政府公告栏成为灾区居民得知预警信息的渠道，占安置点受访对象人数的51.95%。此种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村长是乡村中的基层精英，意见领袖，是村民组织的纽带，这种纽带关系不仅仅是行政或者宗族上的血缘、地缘关联，更多的是一种信息节点的重要衔接者，作为一级传播组织的信息源控制着传播信息的内容。

2.人际传播具有较强的有效性

在传递灾情时，村民个人，亲友也在进行着人际传播。有别于村镇干部通知,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方式，其传递和接收信息更加灵活，信息更为丰富和复杂，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信任度高、互动频率高。如若灾害严重程度升级，部分地区通信全部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则只能通过“外部”归来的人得知外界、灾害发展的确切消息，然后口口相传把地震灾害的确切消息传播开来。

3.大众传播作用发挥有限

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等逐步覆盖农村地区，村民无法有效地通过乡村组织获得的相关政策信息，可以转向电视渠道。收音机易于携带，而且信号覆盖广，收听限制小，成为使用者随身携带并了解外部世界的媒介信息工具。农民通过广播、电视这种大众传播方式打交道而逾越了乡村组织，获得了更高层面的信息来源。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大众传媒在预警告知中作用并不明显。

4.互联网媒体的使用群体较小众

国家在乡村互联网建设方面近年来投入比较大，2010年以来，已经实现全国100%乡镇能上网，截至2015年底100%乡镇通宽带，截至2016年11月底，我国农村网络光纤接入达到82.2%。然而，在乡村中留守的主要为老年人与儿童，并非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网络对于灾区公众虽不是陌生的媒介，利用互联网、APP等获取预警信息方面占比不高。

5.“村村响大喇叭”作用发挥缺失

“村村响大喇叭”系统是农村地区开展组织传播的有效途径。调查所在地没有建立广播村村响大喇叭系统。“以前村里有大喇叭，毛主席那时候有，后来就拆除了”。安置点里的一名老人告诉笔者。安置点的很多居民将应急广播“村村响大喇叭”等同于以前村里生产队使用的或在村委会门前电线杆中设置高音大喇叭。

三、安置点公众的媒介行为与信息需求分析

相较于98、99年长江洪水，2016年灾情主要在于内湖，因而公众转移安置的人数更多。受灾群众被转移到安置点居住后，公众的信息需求重点变为：家庭所在地受灾情况、灾情发展变化、灾后重建安排等信息。公众对于此类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通信工具以及大众传媒等途径。

安置点的信息获取情况统计

1.手机成为信息获取最主要途径

手机被列为国家家电下乡产品后，在农村的拥有量和普及度大大提高。由于它的便携性和即时性，甚至逐步取代固定电话，成为村民沟通的最主要方式。智能手机更是已经成为多种信息接收渠道的聚合体。在被访对象中，家中平均有手机2.48部，智能手机1.49部，使用智能手机的有82人。在主要功能的使用方面，使用通信功能的149人，占比83.24%；使用娱乐功能的6人，占比3.35%；使用手机上网浏览新闻的5人，占比2.79%。虽然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并不低，但是使用仍主要局限在接打电话，发送、接受短信息方面，较少利用手机APP、浏览器等功能。这一方面是由于安置点中居民的年龄结构以中老年人为主；另一方面由于安置点居民为获取家庭所在村子的情况，主要依赖手机与定期返回村中查看的亲戚、朋友、村干部通电话来获取信息。

2.电视、广播等媒体的使用受制于外部环境与条件

在部分安置点，广播电视是居民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位于学校的安置点配有教学使用的电视机，工作人员会在特定时间利用学校教室中用于教学的电视机播放新闻等电视节目。部分居民携带了收音机或利用手机上APP收听广播。据统计，安置点居民中平时有广播收听习惯的91人，占比50.84%。在安置点听广播的88人，占比49.16%。平时有习惯且在安置点听广播的61人，占比34.08%。平时无习惯但在安置点听广播的27人，占比15.08%。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媒体的使用受硬件条件影响较大。部分公众会把平时的信息获取习惯带到安置点的生活中，媒介习惯与平时的媒介行为具有一定延续性。

3.灾害不同阶段居民具有不同的媒介诉求。

从生活常态到灾害应激状态再到临时安置状态，安置点中的居民对媒体的诉求不再局限在信息上，为了打发时间，娱乐也成为重要的一方面。不少安置点的老人表示希望能够听到安徽的黄梅戏。在信息获取方面，希望获取本地新闻的137人，占76.54%；国际、国内新闻的45人，占比25.14%；音乐、歌曲的21人，占比11.73%；娱乐搞笑类节目15人，占比8.38%；情感谈话类6人，占比3.35%。在主要收听的广播频率上，主要收听中国之声的33人，占比37.50%；省广播电台18人，占比20.45%；市广播电台62人，占比70.45%；县广播电台10人，占比11.36%。可以看出在此阶段公众对于节目内容的需求较为多元化，但本地信息仍然是最主要的需求。

4.电脑与平板使用受制于无线信号覆盖情况

由于操作的复杂性与信息获取对于外在网络信号环境的限制性，使用电脑与平板的公众占比较小，主要在一些条件较好有WIFI信号的安置点能够进行互联网的接入的情况下，电脑与平板才能够使用。使用者主要为休假在家的一些学生或年轻人。

四、对于预警信息传递与灾害期间

1．建立“村村乡大喇叭”等广泛的预警信息发布网络至关重要

由于人际传播的不确定性与传播主体行动的依赖性，使得传播行为与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占比最高上门告知方式存在耗费时间长，效率低下，且给老百姓心里准备时间较短，容易产生冲突。经访谈，群众的顾虑一方面在于对于政府应急处置、转移安置政策的不了解，一方面在于对于个人财产损失的顾虑。如果能够通过较权威性的广播终端及时予以政策宣传，以权威的渠道对居民的转移进行动员，对不良情绪进行疏导，则对于转移安置工作的开展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这更需要我们建立能够及时的、大范围告知的应急广播系统。“村村响大喇叭”网络是重要的预警信息发布途径，普及、建立“村村响大喇叭”系统至关重要。

2．增强村镇干部对于应急广播的运用能力

提升村镇干部等基层舆论领袖对于应急广播系统进行信息发布的能力，对于危机事件发生时更加权威、有效、迅速地传递预警信息至关重要。2016年河北邢台大贤村七里河洪灾中，住在村委会旁边的村支书知道来水后，想去通知邻居，但已经来不及了。而在最终到达村里的广播室进行广播时，水几乎已经很高，并且漫入了居民家中。与此对比，在北京2012年的7.21大雨中，正是正在值守的平峪村村支书通过安装14个大喇叭终端在村子各处的大喇叭及时发布了预警，村里旅游漂流点的房屋全部被洪水冲毁，村口公路桥被冲断，但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况。此外，现在很多地区，如河北省灵寿县、湖北省荆州市等地的农村已经建立了可以由村支书通过手机进行激活并发布预警信息的村村响大喇叭系统，预警信息的发布不再受限于在广播室，能够随时随地开展。

3．加强传统媒体的新媒体传输渠道推广，使公众了解、使用融合成果

当前加强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是各级广播电台的重点工作之一。“广播+新媒体”是应急信息发布的重要模式。广播内容能够通过文字以及配图通过新媒体进行逐级传播，对受众进行感官冲击，提升传播效果。当前新媒体使用群体主要为青年人、学生，并且并非广播媒体的主要受众。拥有智能手机的村民并不在少数，很多很多并没有安装蜻蜓、喜马拉雅等手机APP应用，对在线收听功能缺乏了解。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媒体收听广播习惯的缺失。提升公众利用新媒体途径收听广播、关注广播新媒体平台的习惯，对于广播影响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在安置点进行广播APP、公众号的推广，加强公众对于手机APP的理解与运用，能够更好地促进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

4．国家级广播电台与地方广播台建立合作机制

安置点中有近半数的公众有收听广播的习惯，其中市广播电台的听众人数最多，占到了7成以上，公众最关心的信息为本地新闻。国家级广播媒体可以与地市级广播机构就应急广播建设以及灾害相关节目方面建立合作机制，进行媒资共享，信息互传，以地市级媒体平台为依托提升自己节目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利用地方媒体对于当地公众信息需求较为了解的优势，在节目中开设相关专栏、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