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度的断裂与传承

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公众择业的一条主渠道而为人们所关注。"公务员"这一职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仕途"。"公务员考试"是今天人们进入仕途的唯一合法的途径。一个国家通过什么途径，选取什么样的人参与国家管理，这是每一当政者必须认真考虑的大问题。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迄今为止，"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的突破。

　　有人说，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实事实并不尽然。应该说这一制度的实施是我国政治制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有改革开放之助，然这只是外因，并非内因。而且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这一突破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的实施，必然会模糊我们的视线甚至误导我们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使我们的改革误入歧途，迷失大局。这种简单的推论不仅不会使我们有"窥一斑，见全豹"的认识，相反到会使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认识呢。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误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惊异的发现自己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西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我们似是一无是处，不是一度曾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吗？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冲击下，我们大量的引进所谓"先进"的东西，一度"西风压倒东风"。时至今日，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洗礼，国民的心态已日趋成熟，不再有当初那种幼稚的盲目认同。可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变化并不是如此简单的。社会心理也可把它叫做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并不是同步进行的，它要么先进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要么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叫它是社会心理的惰性。这种"崇洋"的心理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表现在显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但却沉积在社会的潜意识中，并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君不见出国热一浪高过一浪，出国培训门庭若市。而且随着我们放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强，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会更客观，同时这也伴随着社会的成熟,我们也承认了自己的落后。何况我们的落后是客观存在，因此这种社会心理的长期存在也是有其客观现实的社会基础的。我们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认识也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一种认同，这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然而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事实上为政府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在我国早已有之，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唐朝的"科举"制。实在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时，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奇妙之处，遂也来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为洋用"。于是这种制度经过西方的改造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本土化"之后遂在西方开花结果，演变成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所以，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番"出口转内销"的曲折过程而为我们所用的。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我们其实也还可以说"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仍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功劳，并不会得出这一制度的实施是我国政治制度自身逻辑发展使然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和我国现实的政治的发展，就不难得出此一结论。

　　我们先考察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的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1我国考试制度也不例外，其产生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考试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选举制度。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2地方上选举人才到中央，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也可以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如皇帝去世，或是大灾之年，中央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替国家做事。这种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的人，多称之为贤良即由特出才能的人。而且他们要经过政府的"策问"，提出"对策"的录用程序，分别挑选任用。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如政府需要出使西域的人才、军事人才、治水的人才等等时，往往下诏征求。这种人才可以大家举，也可以自荐。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还有一种定期的选举，就是选举孝廉。这在汉武帝时，形成一种定期的选举制度，每郡每年都要选举出一两个孝廉来上报朝廷。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当时设有太学，就如同国立大学一般（太学里的毕业生分两等，称科，甲科出身为郎，乙科出身为吏），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于是，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这一制度到东汉时代，就只剩下孝廉察举一条路了。并且逐渐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孝廉遂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最后这项制度包含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当时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途就是：太学求学--地方服务--察选到中央--考试--入仕。这种选举制度可以说是中国考试制度的雏形，在这种制度的运转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3，即士人政府。

　　汉代的选举制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在乱世中演变成九品中正制，也可算是我国考试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变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地方失去联系，乡举里选制度遂无从推行，朝廷用人失去标准。汉献帝时，曹操以陈群为尚书，创设九品中正制。基本内容是在中央任职的德高望重的官员中，由各州郡分别共推大中正一人。大公正下在产生小中正。然后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上。各地的大小中正负责把当地流亡到中央的人士分别登记在册。这些表格由大小中正核定后送到吏部，吏部根据表格中的等第和评语量才任用。这样，官吏的任用有一客观标准。而此标准，依然是根据各地方的舆论和公众意见，仍旧保留这汉代选举制的意味。

　　九品中正制到后来演变到拥护门第，把人才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开放，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4报考的唯一限制是报考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这样报名者由地方申报到中央，由尚书吏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这便是做官的资格了。在实际任用时，还要经过吏部的再考试，这种考试侧重仪表、口试与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5这就是唐代的科举制。这时我国的考试制度渐趋成熟。"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6不过在当时这一制度也已经显出了其弊端，就是政府机构的臃肿。"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与市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7"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8

    宋代的考试制度，大体上是沿用唐代的制度，但情况也不尽相同。首先是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唐代的门第势力正盛，应考者大多是门第子弟。到宋代，门第势力已经消失，应考者大多是寒窗苦读的农村子弟，国家更没有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他们除了考试科目外，对国家的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其次是宋代的考试制度更趋严密。唐代的考试，并不是唯考试成绩是用。"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便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9

    "通榜是考後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10宋代的考试制度远比唐代严格，那时就有糊名之制，所凭仅是考试成绩。制度虽严了，但却失去制度本来的意义了，反而选拔不到真才。第三是录用程序不尽相同。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真获任用，仍要先在幕府作僚吏，也就算是行政实习吧，然后才能任用。宋代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获录用。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更重要，更严格，却不是更有效。

　　这里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考试能选拔人才，却不能培养人才。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必须有培养人才的途径如两汉的太学、唐代的门第等都有此功能，宋代的失败正在于此。宋代的悲哀不但是日趋严密的考试制度不利于真正人才的选拔，而且是社会中缺乏产生人才的途径或土壤，以致社会上却无人才可选拔。

　　考试制度到了明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考试程序的变化。唐宋时期，考试程序是地方报名，中央考试，主要考试只有一次，考上即是进士及第。明代是因报考人数增加，所以考试程序也较繁杂。先是府县考，考上就是县学生，俗称秀才；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省会，也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再次是会试，举人送到中央会考，中者即为进士，俗称进士及第。照明制，进士及第后，还要在中央读三年书，然后再参加一次考试，才能进入翰林院。当时的风尚极看重进士翰林，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而秀才举人则只能作小官，于是官场中分了流品，进士及第为清流；秀才举人是浊流。

　　"科举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的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11这是明清考试制度的一大特色。

　　其次是考试内容的变化。明代开始以八股文为录取的标准。开始八股文是一个客观的测验标准，不过是为了便于评比，目的还在于录取人才。只是后来逐渐演变到消磨人才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这一制度的悲哀。

　　清代，我国的考试制度，已经沦落为一种愚民政策了。清代的考试制度沿用明代，只是更注重形式，而失去其本意了。"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12而清代则无意于开放其政权，只把考试制度作为一种笼络人心之术，向汉人开放了政权的一角。实际政权还是掌握在满人手中。清代的考试制度，只能说是中国传统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时期的一种变态的考试制度，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

　　今天，"公务员考试"已成为我国政府广纳贤才的主渠道。这应该说是传统考试制度在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能短时间内在我国成功的推行，并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实在是得益于我国源远流长的考试制度的历史传统已为现在大众的社会心理认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项政治制度的得以建立并成功推行必须有社会大众的认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13；"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14；"……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是如此"15。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权"、"最大的一种精神"、"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可以说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传统造就了为大众所认同的社会心理的基础。这应归功于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正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也就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特色。这正是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高度重视之处。

　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正在于其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几千年而不断的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谁是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16，"……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正建立得起来的？"17。此言可说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中国政治的发展之根于其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是政治的底蕴，对中国政治来说尤其如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号称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为世界奇观。然而，当我们为之自豪并沉醉于其中时，却往往在现实中割裂传统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对其进行"半身腰斩"，以致在行动中屡屡碰壁受挫。在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这种割裂大致有两次：其一是新中国的成立；其二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新中国之所以称"新"是区别于传统中国之"旧"。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以破旧立新为主。一时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形成了新社会，似乎是"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革命胜利的激情尚未消退，建设新社会的豪情又接踵而至。这是群情激奋的时代，打碎旧世界，就是建设新世界成了社会的共识。当时不但否定与我国意识形态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且否定一切"旧"的东西。似乎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而旧的传统的东西则妨碍我们的进步，代表的是落后。于是有了大跃进，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错失了发展的良机，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落后在经济基础薄弱，要改变现状必须发展经济。随之有了拨乱反正，有了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发展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断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受到这种断层之累，以致改革的步履维艰。

　　十年动乱，造成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困难与挫折犹如当头棒喝，清醒了我们发热的头脑。激情过后是理智。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这又是一次新社会的重建，而且是颇见成效的重建，一时神州大地如枯木逢春，生机盎然。不可否认，我国二十余年的发展是凯歌行进，捷报频传，成绩斐然。然而，正是这种成就误导了我们对改革进路的认识。"由于在这一方面判断的正确，很可能导致他对自己判断所依赖的某些思想根据统统确信无疑。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判断完全可能是一个系列错误的结果。一个人相信气功有疗效并且确实在气功锻炼中病愈的人也许'证明了'他关于自己的病会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不因此证明了他关于气功治病的确信和推理是正确的。人们常常因为而且完全可能因为自己某个判断得到'证实'而误认为自己的理论资源都是正确的。"18社会心理的状况亦是如此。而我国改革的进程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由于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我们固执的认为我国在经济方面所依据的资源即理论与政策是正确无疑的。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有一系列的客观原因。首先是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后的发展有否极泰来之意。其次是我国的经济改革选准了突破口--从农村起步。还有我们放眼看世界时，深深震惊于西方世界的发展，造成国人心态的一度失衡，却也激起了我们奋起直追的欲望。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理论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作为一时的政策无可非议但严格的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的提法值得斟酌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又一次割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是必要的，开放亦是正确的。然而改革与开放并列的提法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心理。一个社会要发展，改革与革命是其必经的途径。社会的改革是渐变，而革命是突变。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应该是突变不常见，而渐变则时时会发生。所以，社会的改革是常见的，只是改革的种类不同而已。常见的改革有三种：其一是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改革的必要，这种可称之为"内生式改革"，这种改革在我国历史上比较常见如商鞅变法、一条鞭法、王安石变法等等；其二是社会外部力量的作用，导致内部元素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这种可称之为"外生式改革"如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等等；其三是社会内部与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社会变革，是前两种的混合，可称之为"混合式改革"。我国的改革是属于混合式的。混合式改革要求对内调整社会结构，对外开放吸收借鉴一切有益于我们发展的东西。可见，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道路，而开放不过是改革的手段。开放之于改革正如战争之于革命，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当我们把改革与开放并列为国策时，自然把当时国人的目光吸引到了西方社会。于是我们为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所震惊，强烈的震撼造成了当时崇洋而薄古的社会心态。不自觉的，我们又一次割裂了传统的文化的延续性。在改革遇到困难的今天，回首前尘，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初开放的热情在多大程度上冲淡了我们对传统的反思。如果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改革的途径的话，我们则是过于重"洋"而轻"古"，以致跛行在改革之路上。

　　割裂传统，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种文化断层之害。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如此。所以成功推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更应该看作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而不是国外的舶来品。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延续性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之处，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的逻辑所在。针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独特性，我们尤其需要注重传统。注重传统并不是恢复传统，恢复传统同样有害无益。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传统，扬弃传统，"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改造传统以"古为今用"。
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公众择业的一条主渠道而为人们所关注。"公务员"这一职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仕途"。"公务员考试"是今天人们进入仕途的唯一合法的途径。一个国家通过什么途径，选取什么样的人参与国家管理，这是每一当政者必须认真考虑的大问题。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迄今为止，"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可以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的突破。

　　有人说，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实事实并不尽然。应该说这一制度的实施是我国政治制度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有改革开放之助，然这只是外因，并非内因。而且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这一突破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的实施，必然会模糊我们的视线甚至误导我们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而使我们的改革误入歧途，迷失大局。这种简单的推论不仅不会使我们有"窥一斑，见全豹"的认识，相反到会使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认识呢。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误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惊异的发现自己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西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我们似是一无是处，不是一度曾有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吗？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冲击下，我们大量的引进所谓"先进"的东西，一度"西风压倒东风"。时至今日，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洗礼，国民的心态已日趋成熟，不再有当初那种幼稚的盲目认同。可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变化并不是如此简单的。社会心理也可把它叫做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发展并不是同步进行的，它要么先进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要么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叫它是社会心理的惰性。这种"崇洋"的心理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表现在显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但却沉积在社会的潜意识中，并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君不见出国热一浪高过一浪，出国培训门庭若市。而且随着我们放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强，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会更客观，同时这也伴随着社会的成熟,我们也承认了自己的落后。何况我们的落后是客观存在，因此这种社会心理的长期存在也是有其客观现实的社会基础的。我们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认识也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一种认同，这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然而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事实上为政府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在我国早已有之，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唐朝的"科举"制。实在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时，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奇妙之处，遂也来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为洋用"。于是这种制度经过西方的改造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本土化"之后遂在西方开花结果，演变成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所以，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番"出口转内销"的曲折过程而为我们所用的。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我们其实也还可以说"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仍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功劳，并不会得出这一制度的实施是我国政治制度自身逻辑发展使然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和我国现实的政治的发展，就不难得出此一结论。

　　我们先考察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的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1我国考试制度也不例外，其产生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考试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选举制度。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2地方上选举人才到中央，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也可以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如皇帝去世，或是大灾之年，中央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替国家做事。这种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的人，多称之为贤良即由特出才能的人。而且他们要经过政府的"策问"，提出"对策"的录用程序，分别挑选任用。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如政府需要出使西域的人才、军事人才、治水的人才等等时，往往下诏征求。这种人才可以大家举，也可以自荐。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还有一种定期的选举，就是选举孝廉。这在汉武帝时，形成一种定期的选举制度，每郡每年都要选举出一两个孝廉来上报朝廷。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当时设有太学，就如同国立大学一般（太学里的毕业生分两等，称科，甲科出身为郎，乙科出身为吏），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于是，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这一制度到东汉时代，就只剩下孝廉察举一条路了。并且逐渐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孝廉遂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最后这项制度包含了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当时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途就是：太学求学--地方服务--察选到中央--考试--入仕。这种选举制度可以说是中国考试制度的雏形，在这种制度的运转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3，即士人政府。

　　汉代的选举制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在乱世中演变成九品中正制，也可算是我国考试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变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地方失去联系，乡举里选制度遂无从推行，朝廷用人失去标准。汉献帝时，曹操以陈群为尚书，创设九品中正制。基本内容是在中央任职的德高望重的官员中，由各州郡分别共推大中正一人。大公正下在产生小中正。然后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上。各地的大小中正负责把当地流亡到中央的人士分别登记在册。这些表格由大小中正核定后送到吏部，吏部根据表格中的等第和评语量才任用。这样，官吏的任用有一客观标准。而此标准，依然是根据各地方的舆论和公众意见，仍旧保留这汉代选举制的意味。

　　九品中正制到后来演变到拥护门第，把人才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开放，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4报考的唯一限制是报考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这样报名者由地方申报到中央，由尚书吏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这便是做官的资格了。在实际任用时，还要经过吏部的再考试，这种考试侧重仪表、口试与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5这就是唐代的科举制。这时我国的考试制度渐趋成熟。"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6不过在当时这一制度也已经显出了其弊端，就是政府机构的臃肿。"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与市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7"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8

    宋代的考试制度，大体上是沿用唐代的制度，但情况也不尽相同。首先是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唐代的门第势力正盛，应考者大多是门第子弟。到宋代，门第势力已经消失，应考者大多是寒窗苦读的农村子弟，国家更没有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他们除了考试科目外，对国家的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其次是宋代的考试制度更趋严密。唐代的考试，并不是唯考试成绩是用。"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便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9

    "通榜是考後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10宋代的考试制度远比唐代严格，那时就有糊名之制，所凭仅是考试成绩。制度虽严了，但却失去制度本来的意义了，反而选拔不到真才。第三是录用程序不尽相同。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真获任用，仍要先在幕府作僚吏，也就算是行政实习吧，然后才能任用。宋代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获录用。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更重要，更严格，却不是更有效。

　　这里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点是考试能选拔人才，却不能培养人才。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必须有培养人才的途径如两汉的太学、唐代的门第等都有此功能，宋代的失败正在于此。宋代的悲哀不但是日趋严密的考试制度不利于真正人才的选拔，而且是社会中缺乏产生人才的途径或土壤，以致社会上却无人才可选拔。

　　考试制度到了明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考试程序的变化。唐宋时期，考试程序是地方报名，中央考试，主要考试只有一次，考上即是进士及第。明代是因报考人数增加，所以考试程序也较繁杂。先是府县考，考上就是县学生，俗称秀才；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省会，也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再次是会试，举人送到中央会考，中者即为进士，俗称进士及第。照明制，进士及第后，还要在中央读三年书，然后再参加一次考试，才能进入翰林院。当时的风尚极看重进士翰林，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而秀才举人则只能作小官，于是官场中分了流品，进士及第为清流；秀才举人是浊流。

　　"科举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的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11这是明清考试制度的一大特色。

　　其次是考试内容的变化。明代开始以八股文为录取的标准。开始八股文是一个客观的测验标准，不过是为了便于评比，目的还在于录取人才。只是后来逐渐演变到消磨人才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这一制度的悲哀。

　　清代，我国的考试制度，已经沦落为一种愚民政策了。清代的考试制度沿用明代，只是更注重形式，而失去其本意了。"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12而清代则无意于开放其政权，只把考试制度作为一种笼络人心之术，向汉人开放了政权的一角。实际政权还是掌握在满人手中。清代的考试制度，只能说是中国传统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时期的一种变态的考试制度，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

　　今天，"公务员考试"已成为我国政府广纳贤才的主渠道。这应该说是传统考试制度在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能短时间内在我国成功的推行，并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实在是得益于我国源远流长的考试制度的历史传统已为现在大众的社会心理认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项政治制度的得以建立并成功推行必须有社会大众的认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13；"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14；"……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是如此"15。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权"、"最大的一种精神"、"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可以说我国考试制度的历史传统造就了为大众所认同的社会心理的基础。这应归功于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正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也就是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特色。这正是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高度重视之处。

　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逻辑正在于其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几千年而不断的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谁是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16，"……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正建立得起来的？"17。此言可说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中国政治的发展之根于其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是政治的底蕴，对中国政治来说尤其如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号称绵延五千年而不绝，是为世界奇观。然而，当我们为之自豪并沉醉于其中时，却往往在现实中割裂传统政治文化的持续性，对其进行"半身腰斩"，以致在行动中屡屡碰壁受挫。在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这种割裂大致有两次：其一是新中国的成立；其二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新中国之所以称"新"是区别于传统中国之"旧"。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以破旧立新为主。一时新经济、新文化、新政治形成了新社会，似乎是"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革命胜利的激情尚未消退，建设新社会的豪情又接踵而至。这是群情激奋的时代，打碎旧世界，就是建设新世界成了社会的共识。当时不但否定与我国意识形态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且否定一切"旧"的东西。似乎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而旧的传统的东西则妨碍我们的进步，代表的是落后。于是有了大跃进，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错失了发展的良机，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落后在经济基础薄弱，要改变现状必须发展经济。随之有了拨乱反正，有了的改革开放。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发展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断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受到这种断层之累，以致改革的步履维艰。

　　十年动乱，造成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困难与挫折犹如当头棒喝，清醒了我们发热的头脑。激情过后是理智。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这又是一次新社会的重建，而且是颇见成效的重建，一时神州大地如枯木逢春，生机盎然。不可否认，我国二十余年的发展是凯歌行进，捷报频传，成绩斐然。然而，正是这种成就误导了我们对改革进路的认识。"由于在这一方面判断的正确，很可能导致他对自己判断所依赖的某些思想根据统统确信无疑。事实上，一个正确的判断完全可能是一个系列错误的结果。一个人相信气功有疗效并且确实在气功锻炼中病愈的人也许'证明了'他关于自己的病会好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不因此证明了他关于气功治病的确信和推理是正确的。人们常常因为而且完全可能因为自己某个判断得到'证实'而误认为自己的理论资源都是正确的。"18社会心理的状况亦是如此。而我国改革的进程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由于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我们固执的认为我国在经济方面所依据的资源即理论与政策是正确无疑的。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功，有一系列的客观原因。首先是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后的发展有否极泰来之意。其次是我国的经济改革选准了突破口--从农村起步。还有我们放眼看世界时，深深震惊于西方世界的发展，造成国人心态的一度失衡，却也激起了我们奋起直追的欲望。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理论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作为一时的政策无可非议但严格的从理论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的提法值得斟酌而且事实上也造成了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又一次割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是必要的，开放亦是正确的。然而改革与开放并列的提法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心理。一个社会要发展，改革与革命是其必经的途径。社会的改革是渐变，而革命是突变。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应该是突变不常见，而渐变则时时会发生。所以，社会的改革是常见的，只是改革的种类不同而已。常见的改革有三种：其一是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改革的必要，这种可称之为"内生式改革"，这种改革在我国历史上比较常见如商鞅变法、一条鞭法、王安石变法等等；其二是社会外部力量的作用，导致内部元素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这种可称之为"外生式改革"如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等等；其三是社会内部与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社会变革，是前两种的混合，可称之为"混合式改革"。我国的改革是属于混合式的。混合式改革要求对内调整社会结构，对外开放吸收借鉴一切有益于我们发展的东西。可见，改革是社会发展的道路，而开放不过是改革的手段。开放之于改革正如战争之于革命，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当我们把改革与开放并列为国策时，自然把当时国人的目光吸引到了西方社会。于是我们为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所震惊，强烈的震撼造成了当时崇洋而薄古的社会心态。不自觉的，我们又一次割裂了传统的文化的延续性。在改革遇到困难的今天，回首前尘，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初开放的热情在多大程度上冲淡了我们对传统的反思。如果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改革的途径的话，我们则是过于重"洋"而轻"古"，以致跛行在改革之路上。

　　割裂传统，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种文化断层之害。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如此。所以成功推行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更应该看作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而不是国外的舶来品。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延续性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之处，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的逻辑所在。针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这种独特性，我们尤其需要注重传统。注重传统并不是恢复传统，恢复传统同样有害无益。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传统，扬弃传统，"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改造传统以"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