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普遍忌讳的问题。由于权力、大众传媒、商业集团的话语转移和资源垄断，使得知识分子言述的力量大打折扣，知识分子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自由言说的无边边界，他只能在日益狭小的话语空间和现实沉重无力感之中，有限地坚持自己直面真理的信念。
就而言，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是中国精神开合的晴雨表。九十年代的知识权力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分析的命题本身，使人很难限定于某个单一的领域，而对这一领域的不断分割和寻绎其差异性，使这一研究域具有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基本格局。当然，如何从实践进入，从文本进入思维，从表面多样性进入深层本质性，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原则。就此而言，在现实的丰富语境中寻找思想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在知识话语范围内发现造成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定位诸多差异性的根本诱因，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宽泛地说，知识分子研究，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让思想在消失了权威话语的"无名"状态中展开，使任何一种先验结构都不可能强加给主体以定在的形式。所以，使知识和知识分子从其话语那已经被命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过去那种历史意识的误读状态中，甚至从封闭并失而复得的循环中解脱出来，才可能正当地发现知识实践和知识分子主体的危机。直面这些问题，而非粉饰问题存在，在世纪末终于成为可能。
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众多问题的焦点。在西方解构主义者提出"主体死亡"、"知识分子死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确实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面临知识与市场、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历史、知识与政治等多方面问题的缠绕，很难既做到独立于任何权力话语之外，又不完全进入所谓的"凉心"的状态而逃避现实躲进学术象牙塔。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状况，在九十年代相当突出。
大体上说，中国20世纪几乎每一代知识分子都遭遇到既相同又相异的思想命运问题。在知识分子的分代上有"四代说"、"五代说"、"六代说"，而我坚持"七代说"。所谓"代"的概念，并非是一般的生命体的换代，而是在时代意向、基本价值、知识谱系、关注问题等方面具有的根本性差异。从学术思想独特性出发，将每代人不同于前代人的生存语境、学术背景、基本特征揭示出来。
据此，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思想断代：
一，"世纪初一代"。
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这一代国学底子厚，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借鉴西学以立论，坚持"中体西用"，并能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严复翻译西学典籍，为中国输入西方思想做了奠基性工作，然而其后期却又重新退回到保守思想之中，临终前说："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无疑给人以诸多可思可叹之处。而这由西归中的思想模式，竟也不期然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思想的基本轨迹。
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不难看到，这种世纪初"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困境和希望，到世纪末的中国仍未根本性地解决。
章太炎自述其"少时治经，谨守朴学。……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殃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菿汉微言》）对西学中学均相当精通，打通中西的学术意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时，章太炎的国学中心主义意识使其曾就翻译日本著述致信罗振玉，其语言相当尖刻。"足下学术虽未周挟，……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 然而，章太炎终未在思想上有突破性的开拓，除了其沉溺于经学中未及全面创新以外，恐怕其重思维论而不重价值论的变革也是其重要原因。
而王国维则进一步将学术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忘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 王国维从西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那里获得多种思想资源，并采用近代西方新治国学。他引入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将西方的基本哲学问题引进了中国，即注重物质和精神（生命）的关系、存在与价值（境界）关系、群体与个体（欲望）、以及时代与生命（悲剧）的关系。王国维是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产物。作为中国文化的思考者，承担着时代转型的压力和痛苦。他所遭遇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学术定位现代问题，使其学术不断转型，并在各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由于他将学术与生存紧密联系起来，所以当学术将不存，传统将中断时，他只能"以死明志"。

总体上看，"世纪初一代"人，在"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代风云变换中，仍开创了现代学术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而其人格襟抱尤为一代代学者之精神典范。这足令后学面对其巨大历史遗产而回味再三。

二，"五四一代"。
这一代的代表人物为蔡元培 、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郭沫若等。这无疑是本世纪思想史中举足轻重的一代。在"传统"沉重的柔性文化面前，"五四一代"以"少年中国"的锐气，引进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思想，尤其是引入德国文化中的"浮士德精神"和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崇尚悲剧和冲创精神后，传统柔性文化的崇尚群体和谐逐渐为阳刚文化的崇尚个体自由精神所取代，使这一代在世纪初的文化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思想活剧，以至于有人将20世纪称之为"五四的世纪"。
然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的一批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步入中年时已意识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复杂的形势中日益向意识形态偏斜，而自身对变化的时局已无力把握并逐渐丧失早年的青春激情的参与感，因而告别一些偏激或激进的主张，而希冀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五四引进现代化的一批学人，大力倡导西方式的救国主义、救国主义、文化救国主义和救国主义。然而，这种全盘西化的工具理性态度，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意义观念和价值理性层面，而是饥不择食地采纳十九世纪的理性和虚无主义思想，并因"欲速不达"而进入文化信仰危机的思想怪圈。
这一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选择使学者们饱尝苦果，于是二、三十年代以后，这批大多留学欧、美、日的传统文化制度的批判者和话语传统的反叛者，纷纷逃离虚无主义，远离现实政治风云，而重新认同传统文化。其五四先锋如陈独秀一度热心"小学"，胡适也从"全盘西化"中抽身出来开始整理国故。其后，郭沫若等人也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作出了痛苦的选择，不再一味强调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西化"路数，而是由西学返归国学。"西学"对于他们而言，不再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效力，仅仅成为研习"中学"的一个参照系，或一个进入的角度。"少年中国"的锐气和进取，终于为"中年写作"所抚平，并收藏为一份历史的精美记忆而已。
三，"30-40年代一代"。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冯友兰、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茅盾、叶圣陶、贺麟、钱钟书、冯至等。在"五四"以后的大半个世纪，这种"尚力"的原则逐渐被整合到新的文化秩序中并取代了个性自由，于是"翻身"、"打倒"、"暴力"、"斗争"、"血与火"、"你死我活"，成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关键词"。知识分子在一次次斗争中洗涮了自己的"个性至上"思想，而以"群体意志"作为自己思想性的前提。而只有少数学者能够以清醒的价值判断和心性精神为依托，坚持在极为艰难的氛围中走一条真正的学术道路。这一代知识分子无疑是波澜壮阔历史中的一代，但也是遭遇政治风险最多的一代。其"学术权威"的人格扭曲和思想改造时期的悲剧命运，使其由自由民主的学术理路退守为以政治或政策阐释学术之隅。这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集大成的一代，已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历史资源。
四，"50年代一代"。
这一代面对意识形态和新的国家政体，逐渐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而欢欣鼓舞地将自己的人格融入时代大潮之中，汇入意识形态的认同、锻炼和整合中，将自己的独立性、个体性、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统统放弃，而拥抱一种激进理想主义或未来乌托邦，使自己的学术生命、个体意识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紧密结合又使其饱受磨难，尤其是在"反右"进程中，相当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长达二十余年。这一代人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最为彻底地坚持历史清算，尽管其学术功力已难以同前几代学者相比，但在新时期学术恢复期，积极翻译、出版、主编、各种中国文化和西学丛书，使其在教学和科研上成为近十余年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主体力量。
五，"70年代一代"（或"四五"一代）。
这一代是在文革结束之时（70年代后期），以自己的痛苦经历和对历史的反思，明晰自己的误区、理想、责任和知识空白的一代。于是，怀着改变自己命运和改变中国文化处境的信念，与当时"四人邦"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专制主义进行抗争。然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喝狼奶长大的"，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反儒家和反传统精神，使他们对传统和国学已经极为陌生，甚至已经形成变形的心理定式。同时，又由于闭关锁国，对西学也相当隔膜，只是对汉译希腊文学和德国古典有些印象。所以，他们的反思建立在直觉基础之上，思想基点大多是一种空想，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人格未能完全整合统一。这一代在"文革"期间，以一种"民间思想村落"的身份进行和摸索，他们在思想控制的"飞地"进行有限地思想探讨，部分地"疏离"于当时文化专制时期的精神荒芜。但是，精神履历的现实性使他们过多地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相纠缠，又由于特定时期的知识贫困，慢慢耗尽了他们的学理言路和思想之思，频繁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或"学军学农"，耗废了他们的读书时间，导致他们的阅读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的精神资源，而是在现实斗争中学会了世故和过于辩证的理性，以获取权力和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消掉了思想本身的锐气和棱角。因此，这一代又被某些学人称为"思想中断"或"失踪的一代"。他们在历史苦难中积累起的精神文化资本，进入一种不断的消散状态，并在学术思想史上抹擦着本来就浅的"踪迹"。

六，"80年代一代"。
这一代终于在"文革"结束以后考入了大学，拥有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充裕的读书时间和健康开放的心态，使其有远接"五四"一代学风之思。"恢复高考"使这一代终于完成了人生的成年仪式，文革中那与书无缘的时期成为了。大学苦读具有思想启蒙、人格唤醒和心灵震撼等革命性因素，读书成为自我灵肉蜕变、自我生命唤醒升华的一个契机。他们在生命和学术的凝聚含藏的探索中，一种新的质素即超越了个我视域而关注人类的眼光从生命中升起来。一批学者出国留学，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打通中西学术的可能性。但是这代学者同样存在一些"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这一代不同于前几代人，比如"五四一代"、"30-40年代一代"学贯中西，蔚成大家，是处于灾难的夹缝中赶上了末班车的一代，有机会又丧失了机会，被时代的苦难磨掉青春和时间。但同时，时代又给予他们许多可贵的生命财富和苦难馈赠，即对自我知识和"文化身份"的反省。在这一代人身上，有明显的精英意识或精英态度，对任何问题不以一种世俗化的、语言游戏的甚至是权力运作的态度去看，相反，更多的是强调不断地向内挖掘而获得自我新生，在增加文化资本或更新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地基。因而，在这代人的学术中少了些游戏调侃成分，同时也少了些前几辈学者的异化中的苦涩感，有一种相对的淡然自在的生命态度，追求一种雅致而有深度的学术品格。
这一代与"50年代一代"和"70年代一代"所受的思想改造的伤害也不相类，而是尤其重视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的实现，重视选择和社会选择。他们批判社会问题，对自己的能力和前景充满信心，甚至有流于狂妄的一面。思想大于行动，理想高于现实，主体实践单薄。这一代要承接"五四一代"学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妨说，历史的巨大误读使这一代学者甚至几代学者早已丧失了狂傲的资本，而只能踏踏实实地通过面壁数十年去找回学术尊严。这一代人事实上是处于两个夹缝中：在治国学时深感早年的荒疏而难以得心应手地出经入史；在治西学时又痛感母语在流失，自己的心性状态逐渐为西方精神所渗透。尤其是在后殖民时期跨国资本、资本与文化象征资本的"凝视"和"控制下"，第三世界文化处于弱势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当代学人，其身份认同和立场定位更显示出与实践、心态与言述的深刻矛盾。或许可以说，打通中西、自知之明和自己这一时代的学术问题成为这一代的关键。
回望二十世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这一代"终将是"过渡的一代"，即承接上半世纪学人和下个世纪学人的中间环节。这一代学者的"杂色纷呈"和处于学术的"青黄不接"的现状，使人不敢对其盲目乐观。当然，"这一代"在经历了很多以后，也能出现一批不错的学术著作，因为，这一代所历所思所记所求，只能由自己的笔写出来。说到底，他们只能为自己已经和将要寻找的意义而写作。
七，"世纪末一代"。
这一代生活在世界格局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使他们尚缺乏完整统一的自我形象塑造意识，在光怪陆离、杂色纷呈的转型社会现实面前，逐渐抛弃了热情的理想，而又片面了前面"六代知识分子"痛苦的历程，变得更具有自由性，更加中立化。"铁肩担道义"之类的豪言，在他们看来早已过时且显得固执可笑。他们要求实惠和公正的竞争。
然而，这一代的学术定位亦存在着某种问题，其中不少人学会了语言游戏和话语调侃，以自我贬损和玩世不恭来嘲弄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在学术上处于退守姿态，在精神上处于漂流状态。另有一些人为了追求实惠而学会了取巧，放弃精神信仰和历史意识。如何评价这一代，如何看待这一代的发展，当让历史本身来做出判定。因为这一代仍属于成长的一代，他们真正走向学术前台，将是在下世纪的初叶。
进入90年代，除了一代二代已作古之外，从第三代到第七代五代同堂，由于知识背景、学术意象、心态情趣、关注问题、学术资本均有很大差异，所以出现了各自为政、多音喧嚣的90年代文化景观。第三代是散文与传记的主笔，第四代是国学热的主体，第五代中不少人因其斗争经验丰富而进入权力圈层，第六代因为打开国门的知识背景，大多成为西学和激进主义的推动者，世纪末一代则成为关注当下和世俗化生存的"开放的一代"，或关注"身体"的安适满足或以"漂流"为命运的一代。
20世纪前几代知识分子在执着而艰难的学术跋涉之后，通过心性体悟和人格提升去寻求传统文化与化的契合点，并身体力行地使自己的学术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一份力量。在世纪末转折点上，跨世纪的几代学者将面临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并在跨国知识经济和后殖民语境中完成自己的新世纪思想文化镜像。